《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

王祯《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有重大贡献。关于写作时间,《农书·杂录》“造活字印书法”中称:“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是《农书》方成”;在“自序”中则记为“皇庆癸丑”。由此可知,《农书》始撰于他任旌德县尹时,到永丰县二年以后, 即皇庆二年(1313)才脱稿。明代和清代中期以前的官私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的元刻本,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书在永乐年间(1403—1427)被收入了《永乐大典》。明嘉靖九年(1530),山东布政使司根据一个抄本刻印,这可能是此书完整的最早刻本。万历二年(1574),山东济南府章丘县县署又翻刻

① 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

② 《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

① 《农桑通诀之四·蓄积篇》。

② 《农桑通诀之三·锄治篇》。

一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邓渼又据“嘉靖本”重刻,行款有了改变, 插图略有删减。这刻本较稀见。在明代共刻过三次,三种刻本均为同一来源。清代中期以前,本书流传不多。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收入本书,称“库本”。“库本”比“明刻本”多一篇作者“自序”,书的次序和内容都有些出入。“武英殿聚珍板丛书”也收入了本书,这是清代的第一次印本,系据“库本”,参考“明刻本”改订的,有的地方甚至与这两个版本都不同,即后来流传很广的几种版本之祖本。晚清时,全国上下提倡“实学”,福建、广东、上海也都有翻刻。民国以后,有 1924 年山东农业专科学校排印本。1937

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收入“万有文库”。新中国建立后,有 1956 年中华书局铅印本,仍用“万有文库本”纸型,稍有修改①。1981 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王毓瑚校订本,文字以“库本”为主,用“嘉靖本”校补,并参考其他版本,此是迄今最好、也较接近《农书》原貌的本子。

王毓瑚校订的《王祯农书》,内容大体如下:

开头是王祯写的“自序”;接着是正文,共计三十七集,三百七十一目, 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是“杂录”二目。

《农桑通诀》共六集,二十六目。属农业总论性质。开卷根据古代传说等叙述农事、牛耕和蚕事的“起本”,即历史渊源,为中国古农书中所首见。接着以“授时”、“地利”、“孝悌力田”三篇说明天时、地利的作用和人力的重要性。然后转入正题,泛论农、林、牧、副、渔各业。农业生产中从耕种到收获止的一些共同基本措施,如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再有“种植”(种植树木)、“畜养”(包括马、牛、羊、猪、家禽、鱼、蜂)、“蚕缫”三篇,作为农家副业。另有“劝助”、“蓄积”、“祈报”三篇。概而言之,其主要内容贯穿着农本观念与天时、地利、人力共同决定的思想,与《齐民要术》“序文”中“教民”的主导思想一脉相承。

《百谷谱》共十一集,八十三目。属农作物栽培各论。“谷属”十四目, 记述粟、水稻、旱稻、大小麦、黍、大豆等十五种粮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贮藏、利用的技术与方法。“蓏属”十三目,介绍甜瓜、冬瓜、芋、萝卜、蔓菁、莲藕等十二种作物;“蔬属”十九目,介绍葵、芹、芸苔、菌、蒜等二十种作物;“果属”十八目,包括有梨、桃、梅、杏、荔枝、柑橙等二十三种果树。此外,还有二十一种竹木、纤维、药材等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收藏,以及利用的技术和方法。这一部分的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汜胜之书》到《农桑辑要》已有各种农书,新增的只有十几条。后为“饮食类”,原有“豳风七月诗说”、“食时五观”和“备荒论”三篇, 今仅存“备荒论”。从积谷仓和区田、柜田等积极防荒的措施谈起,又列举了许多可以代粮用的野生植物,最后是抄录的一些不可信的民间相传的所谓“辟谷方”。

《农器图谱》是全书的重点。收有插图共三百零六幅,分为二十门(二十集),二百六十一目。田制门(十四目)、耕作工具耒耜门(十六目)、钁臿门(十二目)、钱镈门(十一目)等;收获工具铚艾门(十二目)、杷朳门(十五目)、蓑笠门(十目)等;蓧蒉门(二十目),即搬运工具;以及杵臼门(十目,包括油榨)、仓廪门(十二目)、鼎釜门(八目,包括炊

① 有关《农书》版本情况,据王毓瑚校《王祯农书》“校者说明”缩写。

具和盛具)、舟车门(九目,包括田庐、守舍、牛室)、灌溉门(二十三目, 包括设备和工具)、利用门(十四目,包括水利工具和水力设备)、◻麦门

(八目,收麦的特殊工具)、蚕缫门(二十目)、蚕桑门(十目)、织絍门

(七目)、纩絮门木棉附(十二目,包括制作丝绵和棉花加工)、麻苎门(十六目)。每一幅图均附有文字说明,记述构造、来源、用法、演变和性能等等。并附有一段韵文,或一首诗赋,有的录自前人作品,但大半为王祯自己所作。这些图经过辗转复刻,自然会有些走样,但所绘的实物,大体上还是精细正确的。

“田制门”包括的区田、圃田、圩田、沙田、涂田、柜田、架田等,是一些特殊的土地利用和改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温饱和生存,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是如何千方百计找地种的。从丰富多样的农具图像中,也看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需要而创造出不同用途的农具,显示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还有少数不属农具范围的“梧桐角”(用梧桐叶卷成角形的哨子)、“薅鼓”(薅田时,挂在村头树上,敲击时能起召集和娱乐之作用)、“击壤”(一种农村老农玩的游戏)。此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民俗风习。

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和江南水田农业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写成的。其次,《齐民要术》奠定了中国古代农学体系的基础,而《王祯农书》,则是中国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比前者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三,《农器图谱》篇幅占《农书》的十分之八,把农具列为综合性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从王祯开始的。此后的农书和其他书籍所记述的图绘农具多以此为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