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刘因 吴澄 赵孟頫 高克恭第一节 刘因

从专意“明道”到东京执教

刘因（1249—1293），字梦吉，保定容城人。父述，性好儒学，元世祖中统年间任武邑县令，后以疾辞归。刘因三岁识书，过目成诵，六岁能诗， 七岁能文，当与父亲有很大关系。

北方名儒砚坚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后，在那里授徒达十余年。刘因师从砚坚，学业大进，为同舍诸生中之佼佼者。宋金两代文坛注重“以辨博长雄”的词章和“诞漫坐杂”的经义，“南北崇尚几无所分别”（《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中统年间前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学”的程朱学说也规模日广地传播到北方。刘因对早年研习的“训诂疏释之说”本来就心存疑惑，这时更专心研读程朱诸书，后成为在北方名声仅次于许衡的理学传人。

在刘因以性理之学名闻北方的初期，他专以“明道”自任，颇有“笃志独行”的意向。他的家境贫寒，父母、祖父去世后长期无力安葬，后来在朋友帮助下始克襄事。在《癸酉（1273）书事》一诗里，他这样描写自己的经济状况：“娇儿索粟一钱空，怪见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贫贱我，吾儿自合享吾穷。”（《静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愿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 非其义，一介不取”。全祖望在《书刘文靖公渡江赋后》一文指出：“公卿过保定者众，闻因名，往往来谒，因多逊避，不与相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三）。他所以不愿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以元开创规模言之”，“不足为辅”（《静修集》卷八）。至元中叶，忽必烈长期倚信以“理财”固宠的回回大臣阿合马，日益疏远“讳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这应当是促成刘因采取超脱于政治的处世态度的重要原因。他在七律《读汉高帝纪》里批评西汉初年的朝政轻视儒术：“规模自袭挟书律”， “只知才到萧曹尽”（《静修集》卷二一）。其中所抒发的，不能不是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刘因还反复以“夷皓”（伯夷和“四皓”）为诗作的主题， 也无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时则甘于隐沦、“名书丹阙非吾望”的心迹。他用诸葛亮“静以修身”的名言额所居曰“静修”，大约也在此时。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军浮汉入江，水陆并进，顺流而下。不到两年，宋亡。刘因颇伤宋朝为奸臣所误，拘留元朝国使以挑兵衅， 终致国亡，遂作《渡江赋》以哀之。他曾欲南游江湖，览观南宋诸先儒名迹， 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县），到当时辞官家居的何玮家馆课授徒。刘因自己说，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书三年，主要是因为那里藏书很多，可以一遂“馆于藏书之家而肆其检阅”的宿愿，何玮曾参与伐宋之役， 藏书中有不少是从南宋旧境携回的理学书籍，这些书在北方不易搜寻。

至元十九年（1282），权倾一时的阿合马被杀，元廷的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被蒙古、色目和汉族高级官僚中的汉法派所一致拥护的新政治领袖、太子真金，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各种有关的政治活动，一时间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对于“朝政更新”的强烈乐观情绪。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荐，以太子燕王守中书令下教，召刘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赞善大夫。

这时的朝野对真金改革朝政的过度希望，无疑也感染了刘因。他受教之后，“即与使者俱行”。时真金建学宫中，教近侍子弟读书。刘因抵京后， 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学于东宫。未几，因继母感风疾，辞归省视；翌年母卒，乃丁忧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