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五四运动前后

重返泸州

泸州，坐落在四川省南部长江与沦江的会津处。据传，三国时，诸葛亮看到这里地势险峻，又居于川、滇、黔 3 省要冲，就修筑了此城。

泸州地区的匪患渊源日久，随着局势的变化，时盛时衰。护国战争后， 北洋军残留下来的散兵游勇和当地的地痞流氓结合在一起，裹挟了一批因战乱而生活无着的乡民，组成股匪到处滋扰乡民。他们打家劫舍，烧杀奸淫， 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使四乡百姓不得安宁。在众多股匪中，崇仪乡匪首李得■尤为有名。他原是北洋军的一名下级军官，北洋军退出四川后，他留在泸州，聚集散兵游勇，占山为王。百姓甚为恐惧，就连当地官府也对他无可奈何，而当地驻军又不愿插手干预。

朱德担任城防司令后，便担负起清剿土匪的任务。朱德准备率部下乡剿匪的消息传出后，百姓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都希望早日肃清匪患，使得四乡安宁。但也有人劝告朱德切不可大动干戈，说土匪剽悍、狡猾，时聚时散，聚时千把人，散时无踪影，游踪不定，难以制服，还是以安抚为好。朱德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身为地方防务长官，应该与民同乐，安良岂能纵暴， 既然百姓有此要求，岂可等闲视之。①他根据自己在云南剿匪的经验，非常有把握地对劝他的人说，土匪纵然凶狠、狡猾，我们还是有办法治服他们的。

5 月间，朱德率部下乡剿匪。他派人在四乡贴出告示：“凡为匪者，只要缴械自首，改恶从良，则概不追究，免于惩处。家在外乡者，发给路费； 家中困难者，发给安家费；执迷不悟者，严惩不贷。”

当时，有一个绰号陈大眉毛的匪首，聚集了千余名匪众，势力与李得■ 不相上下，而且颇有心计。朱德了解到陈大眉毛为人豪爽、仗义疏财，与其他匪首有不同之处，便派人做他的工作，晓以大义，规劝他弃恶从善，不再伤害百姓。经过几次接触，终于使陈大眉毛回心转意。他对匪众说：朱司令是仗义之士，我不愿意与他作对。人要讲血性，你们谁打算回家当老好的（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的意思），老子给大洋二元。要跟老子找出路的，就得听我的话，不能再干伤天害理的事体。”于是，当场有数百人表示愿意回家。不愿回家的，不久也跟着陈大眉毛离开了泸州地域。

在剿匪过程中，朱德制定的“歼首要，赦协从，缴械投诚者免死，仍给枪价”②的政策，对分化瓦解股匪起到很大的作用，许多土匪纷纷缴械，表示愿意回家种田谋生。

从 5 月到 9 月，朱德率部在崇义、忠信、宜民等乡，先后将李得■、戴步州、文安全等匪首捕杀。泸州地域的土匪降的降、跑的跑。匪患荡平，四乡百姓拍手称快，赞不绝口。忠信、宜民乡的百姓为感激朱德剿匪的功绩， 分别将镌刻着“救民水火”、“除暴安良”的功德碑立在乡里。

回到沪州城，朱德脱下军装，穿起长袍马褂，利用战事的暂时平息，开始读书、做诗，并与当地文人学士一起切磋诗文，吟诗唱和。这时，他的妻子陈玉珍也搬到了泸州。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是消闲和安宁的。

早在朱德 1916 年驻军泸州时，他就与当地的文人学士相识往来，当时还

① 参见苏启元：《寿序》，《潘太夫人荣哀录》（未刊稿）。

② 《沪州县志》第二卷，《兵事》。

曾组织了一个“东华诗社”。 1917 年“护法”战争前，他从南溪回到泸州， 又组织“振华诗社”。后因战事再起，他就没有再参加诗社的活动。在诗社同仁中，多是些有权势的官绅和有名望的先生，如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川南军政府副都督的温攸泉，沪县十大乡团练局长艾承休，乡团总熊仿文、胡乾初， 做过前清知县的罗小吟，以及万慎、李射圃、艾熙、莫象贤等数十人。他们中擅长诗文的并不多，多数是为了附庸风雅、借以消遣而已。

孙炳文向朱德推荐他的老师朱青长，说他擅长诗词，功底颇深，可邀来讲学。朱德十分高兴，立即请孙炳文备齐礼物，前往江安拜望朱青长。

朱青长，字督臣，南溪人，生于同治二年（1863 年），光绪壬寅科举人， 尤擅词学。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从不为恶势力而折腰。慈禧太后 60 寿辰时，他奉召入京作联，深得慈禧赏识，拟授以官职，但他不为官所动，借故离京回到故里，继续过着他那清苦、宁静的隐居生活。民国初年，曾应朋友之邀赴京任清史馆顾问。由于他秉性温和，平易近人，又惜才如命，因而深得周围学子的敬重。他的弟子遍布川南地区的军、政、学各界。

朱青长一到泸州，就受到朱德的欢迎。同时，朱德把朱青长又介绍给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参谋长杨森等人。赵又新邀朱青长入幕，任第二军军部咨议。不久，朱德、赵又新、杨森等即拜朱青长为师，请朱青长讲授诗词。

泸州的 10 月，正逢金秋时节，气爽天高，素有“酒城”美称的泸州飘溢着令人陶醉的酒香。这里出产的“泸州老窖”闻名于世，在世界博览会上荣获巴拿马国际金奖。

一天，朱德宴请三沪各界人士，意在联络感情。温攸泉、刘泽意也搬来“温永盛”、“爱人堂”的老窖大曲和花果酒助兴。

席间，朱德提议，为继承泸州盛行诗词的文化传统，恢复诗社的活动， 以诗言志，以诗会友。同时，他还希望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帮助解决驻军的粮饷。他的提议，当即得到在座人士的响应。众人推举朱青长为诗社命名。朱青长因清末在泸结社，名“怡园诗社”，故提议沿袭原名，得到一致赞成。随后，有人表示愿意提供粮食，也有人表示捐钱捐物的。

这时，有人提议朱德应为恢复诗社活动写几句。于是，朱德将前一年他为东华诗社成立写的序抄录了下来：

岷江沱水，兴波逐浪韶华；小市兰田，兵火烽烟劫里。横渠赋诗，大块假吾挤以文章，倚马唱酬，时局开我辈之襟抱。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忙里偷闲。惧（距）一百六日，战守疏虞，负二四翻风，唱酬寄兴。泄腹内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但消吟债，不效摘句寻章； 得满诗囊，何必寻花弄月。虽孟浪而苏豪亦称尔雅，纵元轻而白俗岂乏风流。爱借他山，共成吟社，极功错切磋之力，收气求应吹之功。大力宣传，振兴东亚中华，高声呼吁： “打倒西方帝国！”①

众人看罢，交口称赞。

朱德对于诗词的爱好，不亚于临摹碑帖。常在“治军之暇，召邑人士以古近体诗相切磨，于是月常十数见，见必言诗”。②当然，他对于诗词的理解， 侧重于“诗以言志”，而不是刻意追求诗句的齐整。在这期间，他写下了不少诗篇，借以抒发他的思想情怀。

① 泸县文教局：《朱德在沪县》。

② 陈铸：《寿言》，《潘太夫人荣哀录》（未刊稿）

他在回忆辛亥革命的辉煌业绩的同时，指出了它的不彻底性。传遍军书雁字斜，誓拼铁血铸中华。

悲秋客忆重阳节，起义师乘八月槎。燕池荡平鞭索虏，神州开辟种黄花。秋光未尽烽烟尽，鼓角声中半是笳。③

他愤怒地谴责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恶行径，同时表达了护国战争胜利后的喜悦心情。

筹安客意住龙头，惊起神州肃杀秋。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报国归来天欲暮，笑看北地废朝班。①

他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争权夺利，割据称雄的大小军阀们的罪行，并给予辛辣地嘲讽。

伟人心事在争城，扰攘频年动汉旌。 久受飞灾怜百姓，长经苦战叹佳兵。 欣闻外地同时靖，默祝中原早日清。 独抱杞忧安社稷，矢心为国睹升平。 汹汹天下尽为烽，八载衅开百二重。 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 中央老朽能谁主，各省英雄岂自供。 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意在商农。 年年争斗逼人来，江山如此万姓哀。 冯妇知羞甘守节，徐娘无耻乱登台。 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 西蜀偏安庸者据，中原逐鹿是雄材。②

他充满深情地抒发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和不畏强暴，不向邪恶势力屈服，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强决心。

博得勋名万古垂，轰轰烈烈不透迤。 雄飞志在五洲外，烈战功存四海陂。 信有霜寒堪寄做，肯因苦雨便离枝。 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③

在他的诗中，也有怀念故友，倾诉自己苦闷心境的情感流露。深海当年姓字标，茫茫大地愿难销。

南滇爱友嗟离别，西蜀知心太寂寥。为国无时还梓里，戎衣何日换金貂。买山筑屋开诗社，幸赋归来避市朝。①

朱德对唐人杜甫的诗篇十分欣赏，杜诗风格沉郁、情感深重，而且语言精练，其中不少作品揭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而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却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些恰恰符合他的心境。因此，他也时常借用杜诗的韵脚作诗。

③ 载 1978 年第 8 期《人民文学》。

① ②③载 1978 年第 8 期《人民文学》。

① 载 1978 年第 8 期《人民文学》。

朱德在泸州期间，除了和诗友们吟诗唱对之外，更多的时间则用来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典籍。

他在阅读《史记》、《三国志》时，写下许多眉批，表明他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在政治与军事、品格与志向方面的基本看法。

当他读到《史记·秦本纪》中秦穆公为扩充疆土，对百里奚等人的劝阻置之不理，远袭郑国，结果在■山被晋国军队打败一段时，在上面批道：“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

《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项梁在击败秦军后，沉溺于骄色之中，听不进宋义的劝告，结果，终于为秦军战败而死。他批道：“骄兵必败。”

他对孙权中原兵败，返回江东建立根据地，图谋发展的决策，甚为赞赏， 批道：“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而对刘备自举兵后，一直走州串府、疲于奔命，到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才夺取益州（即成都），占领汉中，建立蜀汉政权一事，则批道：“此时方得根据地， 可为差矣。”

他认为，曹操用人是“尚才不尚德，乱平而人心丧尽”。而对曹操在芍陂屯兵垦田、以兵养兵的远见卓识，却加以肯定，认为这是“留薪办法”。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越工勾践的近臣范蠡功成名就之后， 却弃官而去。他在上面批道：“范蠡，千古奇人也，能弃功名富贵，而功名富贵常随也。世之急急名利者反以杀身，而不知效范蠡为人也。”

从历史书籍对历代社会政治兴衰更替、成败得失的记载中，朱德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1939 年，他在同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交谈时说：“从《三国志》中，我得到了很多打仗的好经验。”①

朱德在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中，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自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然而，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却使他感到十分失望，封建的政治、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在中华民国的招牌下，国家实现了统一。但实际上，军阀间的相互争斗使国家仍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黎民百姓在战乱的频扰下，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现实，他“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出路①”。

①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新时代书店 1939 年版。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