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杨森易帜

9 月中旬,朱德来到汉口,他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向中共湖北区委汇报工作;一是与邓演达商议改造杨森部队的各项事宜。

汉口街头,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学生们挥动着彩色的小旗,高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的革命歌曲,在街上向过往的市民宣传北伐革命。

朱德从中共湖北区委机关出来,便直接去找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两人自柏林分手,已经 1 年有余,如今在北伐战场上相逢,格外高兴。朱德向邓演达谈到,杨森目前的态度虽然回转,表示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但是,此人心计颇多,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见风使舵,选择有利于他的一方。何况,他与吴佩孚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可能真正的回心转意。不过, 就当前形势而言,与其拒绝,不如因势利导,逼他就范。邓演达认为,像杨森这样反复无常的军阀,终究是靠不住的,尤其是目前武昌尚为吴佩孚所占据,杨森对吴仍抱有一线希望。只有集中力量消灭吴佩孚,才能使杨森彻底打消依赖吴佩孚的念头。同时,他也同意朱德的看法,鉴于杨森手中还握有数万军队,又有加入国民革命军的表示,还是应采取稳住他的策略为宜,并给予其国民革命军的称号。

在汉口期间,朱德还参加了旅鄂川人万县惨案后援会成立大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此次开炮,兄弟亲与此役。英人之强横,可笑亦复可怜。他以为他的枪才可以杀人,我们川军,这回也不客气,为正当防卫,还他几枪,彼此都有伤亡,不过人民无辜,为他杀得太多了。”“但是,我四万万民众为他打醒了,尽都知道帝国主义非打倒不可,总望军民一致,团结起来。”

①郭沫若等人也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9 月下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正式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由于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陈启修还在汉口主持《民国日报》副刊,朱德暂时兼代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同时, 决定由朱德带领 20 余名政治工作人员入川,以加强对杨森部队的政治工作。

25 日,朱德走进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办公大楼,邓演达把他带入二楼的一间会议室。此时,房间里已坐满了身着军装的军官们。朱德趁着邓演达向众人介绍情况的工夫,仔细观察了来开会的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个个精神饱满,富有朝气。邓演达向朱德介绍说,在座的就是随他一同入川的政治工作人员。随后,邓演达又把杨逸棠介绍给他,总政治部委派杨逸棠担任朱德的秘书。通过邓演达的介绍,朱德知道这些人大多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有从德国、日本回来的留学生。邓演达讲完之后,朱德扼要地介绍了杨森及杨森部队的情况,并且告诉大家,因目前宜昌还驻有吴佩孚的军队,所以,走的时候必须化装,到万县集中,一路上要谨慎从事。

28 日,朱德和随行的政治工作人员登上开往万县的江轮。他们中有的化装成商人,有的是学生装扮,有的挑着担子⋯⋯

这时,四川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中共重庆地委加紧了军事起义的准备工作。地委书记杨■公以国民党(莲花池)①临时省

① 《旅鄂川人对万案之愤慨》,《国民公报》(成都版),1926 年 11 月 6 日。

① 1928 年 5 月,吴玉章、杨■公等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将临时省党部设在重庆莲花池。

党部名义召集黄慕颜、秦汉三等倾向于北伐革命的川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部署,并且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以刘伯承为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选择适当时机举行起义。中共中央对四川的军事运动一直十分重视。 1926 年 1 月,参加国民党

二大的四川代表吴玉章就在报告中提醒国民党中央,他说:“四川居长江上游,人口有七千万,地大物博,实居南北最重要的地位。现在北方军阀正在内溃的时候,我们革命军要往北发展,要同西北革命军联合,四川实为一大关键。”②会后,中共中央委派吴玉章、杨■公以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名义入川工作,旨在争取和策动川军易帜倒戈,发展共产党的力量,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朱德赴杨森部工作就属于这一方案的一部分。至 8 月间, 四川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得到广泛的开展,全省形成了相当牢固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党组织派到何光烈部(顺庆)、袁品文部(泸州)、黄慕颜部(合川)和黔军王天培部的吴玉章、童庸生、何绍先、潘崇阶等人,在策动何、袁等部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中共重庆地委根据四川形势的变化,向党中央提交了《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和《四川军事调查》两个报告,详细报告了四川各派军阀的政治态度、军事实力,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策划起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中共中央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对军阀的投机特点及利用这一特点开展工作的有利之处等问题都作了认真研究。认为在四川建立自己的军队或策动部分川军起义,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但是考虑到运用暴力手段建立新的武装是一项重大行动。认为必须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不能草率从事。不久,中共重庆地委又派地委委员童庸生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童庸生在报告四川情况时指出:“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军队是可能的。杨森现有委朱德为参谋长兼统一师之意。”①中央在听取童的报告后,同意了重庆地委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组织武装起义的设想和初步方案。认为:“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①因而对在四川发动武装起义寄予很大希望。

江轮在迷蒙蒙的晨雾中缓缓地穿行,晨霭中夹带着泥土的清香,沁人肺腑。朱德走上甲板,努力吸吮着清新的空气。杨逸棠也跟在后面踏上甲板。 “党代表,听邓主任讲,你从前是个将军,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杨

逸棠靠着船舷,好奇地问朱德。

“噢,那是 10 年前的事了,我在四川打仗,唐继尧给了我少将旅长的职务。那时,只想打出个名堂来,可是,打来打去才知道是为他们争夺地盘在打仗,后来,没得法子,就跑到国外去找革命的道路。”朱德颇为感慨地说。

“那你和邓主任是怎么认识的?”杨逸棠又问道。 “在德国认识的,我们都做过军人,又谈得拢,在一起什么都讲⋯⋯”

朱德向杨逸棠述说着他和邓演达相识的经过。

听了朱德的一席话,杨逸棠很是敬佩,他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 递给朱德。

② 吴玉章:《四川临时省党部党务报告》,1926 年 1 月。

① 《中央政治通讯》,第 3 号,1926 年 9 月 15 日。

① 《中央政治通讯》,第 3 号,1926 年 9 月 15 日。

朱德展开纸,只见上面写着:“佳会深宵汉上逢,座中有客态从容。崎岖约共川东去,革命分劳一试锋。”

“唔,写得不错。”朱德赞许道。又问:“这座中客是指的谁?” “是指党代表。” “噢,过奖了。”朱德谦逊地微笑着,说:“北伐革命的形势于我们很

有利,照此发展下去,胜利的日子是不会太远了。你说,我们大家都很从容吧?”

接着,朱德又和杨逸棠聊起诗来,他希望杨逸棠以后如作新诗,一定拿来给他看看。

江轮抵达万县,已经得到消息的杨森早在码头上等候。他一面吩咐参谋长朱连元给政治工作人员安排住处,一面即陪同朱德来到南津街的宝隆洋行,这里已改作杨森的招待所。

朱德将委任状交给杨森,并催促杨森早日宣布就职,而杨森却极力回避就职一事,一再询问朱德,国民政府是否答应给他调拨军饷。他以为,只要有了国民革命军的称号,就可以得到军饷了。朱德告诉杨森,国民政府正在进行北伐,财政上有困难,他和他的部下都没有军饷,只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况且,杨森依靠在他的防区内所收的税是足够维持他自己的军队的。杨森听后,大为失望,极力向朱德表白,仅靠税收是不足以维系他的军队的, 还是希望朱德代他向国民政府申诉其苦衷。朱德向杨森提及,随行的政治工作人员来万县的主要任务是向官兵及民众宣传三民主义的主张,宣传北伐革命,使民众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与军队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完成北伐革命大业。朱德后来在谈到杨森当时的态度时说:杨森听说这些政治工作人员是来按三民主义的原则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大吃一惊。杨森宣称:“他的士兵不需要政治教育;道理很简单,士兵的职责就是接受命令,战死沙场; 这些文质彬彬的人,和士兵谈些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有什么用处呢?这些侈谈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的议论,只能惹出抗命或公开叛乱的事,别无其他效果。”①

当朱德再次问到就职一事时,杨森只好向朱德交了底,他已经派兵东下武昌,为吴佩孚的部队解围。朱德尽管对杨森此举早有思想准备,但当他听到杨森已派兵东下后,对杨森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劣伎俩感到十分气愤。他规劝杨森不要执迷不悟,因为吴佩孚的垮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对吴佩孚的任何幻想都是不能成为事实的,希望杨森及早悔悟。杨森对朱德的劝说,却不以为然,仍要坚持观察一段再作抉择。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朱德和杨逸棠来到政治工作人员的住所,这里的条件很糟糕。他一进客店,政工人员们立即围了过来,有的询问朱德与杨森谈话的情况;有的骂杨森欺人太甚,有的说杨森仍然挂着五色旗,毫无易帜的表示。朱德压住心头的怒火,告诫大家不要忘记来到万县的主要任务,对杨森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像他这样的军阀本性难改,不用事实教训杨森,他是不会回心转意的。 10 月 10 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消息很快传到万县,杨森的态度虽然有

所改变,开始允许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政治宣传,但仍没有把东进鄂西的部队撤回来。朱德布置政治工作人员做好准备,要把北伐革命的胜利消息向民众广为宣传。

①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210 页。

没过两天,杨森即派人来通知政治工作人员搬到宝隆洋行去。在这里还住着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的代表,以及国家主义派曾琦、李璜的代表。用杨森的话来说,人不分东西南北,只要能派上用场,对他有利,来者不拒。这就是他处理与各派政治势力关系的原则。

回到万县后,朱德就派杨逸棠前往重庆向杨■公汇报杨森的情况。作为中共重庆地委书记的杨■公, 1925 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还担负着国民党四川省临时党部的实际领导工作。10 月中旬,杨逸棠带来了中共重庆地委的指示,要求尽快在二十军中以国民党的名义建立组织,抓紧政治宣传工作,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为此,朱德决定首先建立国民党第二十军军党部,等待条件成熟时,即向各师、团及基层发展,建立分党部、支部。同时,朱德还和政治工作宣传队队长唐午园等商定,办一份小报,向万县民众进行北伐宣传。

不久,政治宣传队员按照北伐宣传大纲的精神创办名为《壁报》的报纸。

《壁报》的出版发行,深得市民的欢迎,但也引起国家主义派的仇视, 他们唯恐国民革命的影响深入民众,便办了一份《快刀报》,想与《壁报》抗衡。在第一期上,他们极尽污蔑造谣之能事,攻击北伐革命是“作乱”、“祸国”,诋毁广东国民政府是“叛乱政府”。不仅如此,他们还跑到杨森那里告状,说政治宣传队的作法是“扰乱民心”。起初,杨森认为,自己已向朱德作过保证,不干预政治宣传队进行北伐革命的宣传,何况两张报纸争论的问题与他无大干系。因此,他对这件事睁一眼、闭一眼,并未理睬;可是不久,参谋长朱连元常在他耳边嘀咕,说《壁报》宣传赤化,蛊惑人心, 等等。杨森生怕这样下去会出什么乱子,于是,干脆下令将两家报纸一并封闭。

朱德得知此事,立即去找杨森。起初,杨森以两家报纸一起封闭为借口, 劝朱德不要再争论下去了。继而,他又把朱连元的话搬出来,说他不能允许在万县进行共产党的赤化宣传。其实,他自己根本就没看过《壁报》。朱德取出报纸,据理力争,说得杨森理屈词穷,无言以答,不得不同意《壁报》继续办下去。这一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右派势力的猖狂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支持北伐战争的信心。当时杨逸棠在欣喜之余,曾作诗一首:“开基创业似开荒,《壁报》宣传动一方。三十同仁齐努力,居然开府宝隆行。”

  1. 月底,朱德致信中共湖北区委,报告杨森的态度仍旧暧昧,迟迟不肯就职。每到提及就职一事,总是敷衍搪塞地说:“只要走革命道路,迟早宣布就职没有多大问题”。

这时,杨森的确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希望局势能够按照他的估计而变化。从 9 月下旬,杨森接受了孙传芳的钱款之后,将四师之众集中于宜昌卢金山(吴佩孚所属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处,名为“北伐”,实为“援吴”, 欲与孙传芳同时出兵,东西夹击北伐军,以解武昌之围。没想到,北伐军于10 日攻占武昌,使吴佩孚的部队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杨森又将希望寄托在孙传芳身上,仍令部队东下,并从北伐军手里夺得枝江、公安、石首等县。然而,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使他感到担心。

  1. 月初的一天,刘伯承和欧阳钦突然来到万县,朱德不禁喜出望外,连忙吩咐卫兵备足酒菜,为刘伯承、欧阳钦“洗尘”。

朱德和刘伯承初识于 1918 年川、滇军谈判期间。那时,刘存厚刚被驱逐出川,朱德代表滇军与川军熊克武谈判,商讨善后事宜,熊克武派出的代表

就是刘伯承。1920 年,川、滇军战事再起,朱德和刘伯承在战场上又成了争杀的对手。1937 年,朱德在同史沫特莱谈到刘伯承时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陷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的道路。”①刘伯承对朱德的为人十分敬佩,虽然他在抗日战争中,也曾当着众人之面戏称“朱德是他的手下败将”,但由此却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认为,朱德“志坚如铁,从无失败情绪。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 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 即弃如敝屣,一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国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②

“哈哈,朱玉阶,想不到泸州一面,已去八年,竟在这里见到你,怎么样,你不是代表滇军和我谈判的吧?”席间,刘伯承毫无顾忌地开着玩笑。 “那时咱们各为其主,谁还晓得今天能走到同一条道上来。”朱德温厚

地笑着说。

“唉,你可不知道, 1920 年我们俩在成都大打出手,我把他打得好惨, 从川中一直追到川南。”刘伯承扭过脸得意地对欧阳钦说道。

“昔日是对手,今日成为同志,能在此相会实在是不容易啊。”欧阳钦感慨地说。

“伯承,过去的事不谈了,你说说这次到万县来有啥子任务?”朱德言归正题,急切地想知道刘伯承此行的目的。

刘伯承告诉朱德,他和欧阳钦是奉党中央的指示入川工作,马上要到重庆去。他在上海时,中央有关同志已向他介绍了杨森的情况。

朱德说,他对杨森耍两面派手法,派兵进犯武汉一事颇为头痛。欧阳钦在一旁愤愤不平地说,杨森不听话,就让他把印交出来。刘伯承接着说道, 中央决定在四川发动武装起义,并且决定在四川成立军委,由杨■公、朱德和他负起责任,统筹策划军事起义。

临别时,刘伯承告诫朱德,对杨森要多加防范,如有不测,可先到重庆去。朱德要刘伯承尽管放心,无论策动工作有什么困难,他都有充足的信心去完成。待杨森这边的工作有了眉目,他立即去重庆商讨起义事宜。

刘伯承走后不久,杨森就急匆匆找到朱德,迫不及待地提出就任二十军军长的事情。并且一再向朱德表白,他派兵进犯北伐军实在是出于无奈,决非其本意,他愿意派人赴武汉,向邓演达作出解释,请求宽大。他恳请朱德也为他向邓演达求情,不究既往。

事后,朱德了解到,北伐军于 11 月初先后攻克九江、南昌,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部队。随之集中兵力向进犯武汉的杨森所部实行反击,杨森部遭到北伐军的围歼,余部逃回宜昌。前敌总指挥曾子唯作了北伐军的俘虏,被押往汉口。

杨森迫于形势,不得已表示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这种不得己的决定, 不仅是迫于北伐军方面的压力,而且他还顾虑到来自刘湘方面的威胁。

朱德早已料到杨森一定会采取委曲求全、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抓住这一

①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47 页。

② 1946 年 12 月 4 日《人民日报》。

机会,向杨森提出开办军事政治学校,对部队实行改造的建议。杨森被迫一一应承下来。朱德决定立即动身前往重庆,他嘱咐杨逸棠要密切注意杨森的动向,如有情况,尽快向重庆报告。

临行前,朱德把政治工作人员卢振纲、文强、滕代顺、江亚中等人召集来开会。在随他来万县的 20 多名政治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另有几人是国民党左派。因此,朱德他们一到万县,就在政治宣传队中建立起共产党支部,以协调各项行动。在会上,朱德把杨森决定就职一事告诉与会者,要大家趁热打铁,做好建立军事政治学校的准备工作。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朱德启程前往重庆。

江轮驶近朝天门码头,已能清晰地看到码头上聚集着许多手持扁担的挑夫,他们在等待着江轮的到来。

此刻,朱德的心情是不平静的。4 年半前,当他离开这座山城时,还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不知道他所要选择的道路在何方。可是,今天他已坚实地站在革命的土壤上,从事着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伟大事业。

朱德在浮图关刘伯承的家中见到了杨■公。两人虽然是初次见面,却是神交已久。从杨■公的来信中,朱德猜想出他是个精明、干练的领导者。见面之后,果然印证了朱德的判断。他没有想到,这次会面之后,仅仅过了 4

个多月,杨■公便壮烈地牺牲在军阀刘湘的屠刀下。 30 年后,他为缅怀这位四川卓越的党的领导人,亲笔书写了“永垂不朽”四个大字,镌刻在杨■ 公的墓碑上。

会议开始后,杨■公首先宣布了成立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的决定,由杨

■公任军委书记,朱德、刘伯承任委员,3 个人组成军委会。接着,杨■公把组织武装起义的详细计划向朱德作了介绍,并告诉他, 12 月初在泸州、顺庆首先起义,由刘伯承指挥这次军事行动。而后,杨■公和朱德、刘伯承又讨论了起义的各项具体问题。朱德的任务仍然是做争取杨森的工作。

按照军委会的部署,朱德一回到万县,立即敦促杨森就职。最后议定, 朱德和杨森一同前往宜昌,于 21 日通电宣布就职,同时将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

  1. 月 16 日,朱德和杨森登上开往宜昌的江轮。一路上,杨森强作笑颜, 向朱德谈起易帜后的设想。言谈中,他仍然强调要“保境安民”的意图。朱德心里十分清楚,杨森所谓的“保境安民”,实际上还是想脱离国民革命, 独霸一方。对此,朱德并不想表明自己的态度,总是把话题拉到易帜后如何改造部队上。杨森正处在窘境中,言不由衷,又无可奈何。21 日,杨森发表通电,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一职,朱德担任二十军党代表。但是在同一天,杨森又致电吴佩孚,表示他对吴佩孚的“忠诚”,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性。

朱德从宜昌返回万县后,在二十军设立了国民党军党部,自任主任委员。并且在杜家花园建立了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宣传队的卢振纲、文强、熊荫寰、江亚中、谌杰等分别担任军政学校教育长和各个大队的大队长。在学校成立的当天,朱德到校讲话,勉励学员说:“一个军人要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要有坚强的革命方向,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光辉事业。”①在朱德的积极努力下,没用多长时间,政治工作人员的宣传工作迅速开展起来,革命

① 廖宾儒:《回忆朱委员长在 1926 年临莅万县政治学校讲话实史》。

的气氛越来越浓。此时的杨森有口难言,他恨不得朱德尽早离开万县。

  1. 月初,沪州、顺庆先后爆发起义,以刘伯承为总指挥的六路起义军, 计 1.2 万余人,打起了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尽管庐、顺起义最终是失败了, 但是,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此后,中共中央将军事运动的重心从四川移向江西, 领导泸、顺起义的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陆续奔赴江西南昌,成为后来在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加者。

泸、顺起义后,朱德曾到过泸州,顺便看望了他的一些旧友。恰逢原泸州团练局长文承休 60 岁生日,朱德携圭碗①一对前去祝贺,旧友重逢,百感交集,朱德当场赋诗叙情:

颂寿难忘脱难朝,携将圭碗赠单瓢。公今六十身犹健,成甫知非鬓已凋。血战疮痍嗟满地,操戈逐鹿碑群枭。人皆可以为尧舜,誓救民生路一条。一戎衣竟溃纷争,回首韬机尚自评。鲁肃赠园长者意,元璋留柬故人情。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我本江南一鲰生,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别有良图酬壮志,难忘盛意问前程。劳人乌马空归去,大好河山创太平。神州沉陆世沧桑,锦绣河山坏虎狼。观变安居徒负负,乘时窃利正忙忙。人生乱世心难测,我欲回天力自强。水深火热民望救,安危度外不思量。①

朱德回到万县后,即得到沪、顺起义军失利的消息,他急忙派人携款赴开江,援助撤至开江的刘伯承。

这时,国内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蒋介石竭力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相勾结,准备公开反共。杨森看到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貌合神离的关系,开始与蒋介石派往四川的代表暗中来往,随时准备投靠蒋介石。同时,他和北洋军阀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不久,杨森主动找到朱德,说他准备派一军官考察团赴武汉参观考察, 因朱德熟悉武汉方面的情况,希望朱德能率团前往,对于杨森的企图,朱德心中是清楚的。但是,他还是决定率团赴武汉。

12 月底,朱德带领由杨森部中下级军官 90 余人组成的军官考察团,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

① 圭碗,实则细瓷薄胎制成的碗。

① 陶体贵:《沛云堂立雪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