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的种子

朱德从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亲眼看到，全家人一年四季从春天忙到冬天，起早贪黑，用汗水换来的稻谷，却一担一担地送到地主的粮仓里。地主上山避暑或是进城看戏，也要朱家出人去抬滑竿。为什么粮食要给地主送去？为什么一家人成年累月的劳动，到头来却缺衣少食、不得温饱？为什么地主不劳动，却有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衣服？为什么穷人就要受地主的欺负？他对此百思不解。然而，仇恨的种子却深深埋在他的心底，成为他日后立志救国救民的思想动力。

1892 年，6 岁的朱德跟着哥哥代历、代凤走进了离家不远的药埔垭私塾。为什么要送孩子们上学呢？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本来是没有钱送孩子

们去读书的。但是，多少年来，朱家受尽了地主、官吏的盘剥欺压，而在当时，地主、官吏对读书人却有几分尊重和惧怕。于是，读书便成了农民生死攸关的事情，一家人宁愿倾其所有或者借债，也希望自己家中能培养出个读书人，不论是支撑门户，还是帮助家里记帐、打算盘，都是有益的。朱家长辈们经过商议，决定把准备赎回大湾旧屋的费用用来为孩子们支付学费。

对于当时的情景，朱德后来依然记忆犹新： “入学那天，天还没亮，全家便都起身了，看着上学的孩子洗好脸穿好

整齐的衣服，又谆谆告诫说，要绝对服从先生，不许有二话——因为师生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吃过早饭，老大、老二、老三随着大伯父像执行神圣任务一样，出了家门。全家老小一直送到门口⋯⋯”①。

私塾的先生叫朱世勤，是朱德家的远房亲戚，读过几年书，粗通文字。教授的课程自然是从《三字经》开始，而后再念《百家姓》、《千字文》、

《幼学琼林》等启蒙教材。从清晨到中午，日复一日，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一直念到每个字都记住为止。

朱家三兄弟刚到私塾时，原有的 10 多名学生都是富家子弟，在他们眼中，穷人家的子弟是不配来读书的。朱家三兄弟在讥笑、嘲讽中度过了几个星期，终于无法忍受，在代历的带头下，把富家子弟打得鸡飞狗跳。然而，受到惩罚的不是那些富家子弟，而是朱家三兄弟，回到家中，他们又遭到父亲的训斥和鞭打。

1893 年，朱德和大哥代历又转到丁姓地主（朱德把他称作“丁阎王”）的家塾里读书，因为那里的先生是个秀才，颇有些学问。朱德的伯父答应丁家分担聘请先生的费用，这样，他们才被允许进入丁家私塾读书。然而，他们的学费没有少缴一文，却只能听半天课。为了让孩子们读书，朱家也只好接受这些苛刻条件。

在丁家私塾，朱德兄弟坐在课堂里光线最暗的地方，周围的同学都是丁姓地主家的子弟。他们从不认真读书，还经常欺负来自农家的朱德兄弟。在这种倍受屈辱的环境中，朱家兄弟唯一的信念是，家里花那么多钱送他们来读书，他们也要为家人争口气。

这一年冬天，山里只下过一场小雪，田里的墒情不好。到了春天，仍然没有摆脱旱情，许多土地都裂开了口子。朱家老小不分白天黑夜，拚命地往田里车水，朱德放学后也来到田里帮忙，一直干到深夜。

①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44 页。

旱灾严重地威胁着山区的农民，许多农家因为田里的禾苗枯死，不得不扶老携幼，远走他乡。

初夏的一天，正在家中的朱德忽然听到远外传来嘈杂的喊声，声音愈来愈响，愈来愈近。继而，一阵阵急促的锣鼓声从丁家传来，朱德知道这是地主丁阎王在召唤他的佃农去保护他家的院子。可是，朱家的大人们谁也没有动，他们坐在堂屋里，默默地等待着⋯⋯脚步声、呼唤声形成一股巨大的声流，震撼着狭小的山坝，也震撼着朱德的心灵。“吃大户罗！吃大户罗！” 那愤怒、悲枪的呼号，久久地回荡在山坝里。

第二天，朱德看到数百名骑马的官兵从大路驰过，“喝—喝—”的吼叫声，令人闻而生畏。几天后，朱德才听到来他家投宿的人讲，成百上千的灾民，一路呼喊着，遇到地主家的大宅院就冲进去，打开粮仓，拖出猪羊，大吃一顿，而后，又顺着大路漫无目标地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官府派去的士兵终于追上了饥饿的灾民，顿时，尸横遍野、哭声震天，成百的灾民惨死在官兵的铁蹄之下。这一幕幕悲惨的景象一直没有从朱德的记忆中消失，直到 40 多岁以后，他还能清楚地讲述起当时发生的一切。

由于灾荒，朱家的生活更加困难，一天只能吃上两餐，吃的是野菜、树叶，加一点高粱米。夏末秋初，一场甘霖给乡民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朱家日夜赶种庄稼、瓜菜，总算熬过了饥馑的一年。

但是，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地主丁阎王趁着荒年要提高佃租，这如同雪上加霜，朱家怎么受得了呢？农历除夕的晚上，富人家的孩子们提着灯笼、放起了鞭炮，朱德和他的兄弟们却围坐在长辈的身旁，默默地听着大人们议论来年的生计。谁想到，丁阎王的管家竟在这时闯进家门，强令他们立即退佃、搬家。抽田，对于佃农来讲，无疑是断绝了生路。全家人计议良久，决定由朱世林夫妇带着子女迁居陈家湾，朱德随伯父母、祖父母及三叔、四叔迁回大湾，在朱家老屋附近佃租土地。

分别的时刻是令人心碎的。朱德眼含热泪，依依惜别了慈爱的母亲和朝夕相处的兄弟们，离别了他生活九年的山村。朱德后来回忆起当年家庭破产、骨肉分离的惨景时说：“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

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