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

刚到德国时，朱德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上的障碍，既不能直接与当地人交谈，也不能阅读德文书籍，而当时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所以，他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德文和德语会话上。当时，他已有 36 岁，要重新学习一门外语，没有百倍的信心，并付出十倍的努力，又谈何容易。

朱德的学习方式很独特。不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死啃书本。他买了一张柏林市区图，先用中文注明每一条街道的名称，每天都带上它出去走一走。他对这座陌生的城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个月里，他几乎走遍了柏林的每一个角落。沿途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或是允许他进去的工厂，他都要去浏览一番。他参观教堂、游览公园、访问议会和普通人家，还去听音乐会、看歌剧。有时他还和同伴们骑自行车到郊外去旅行。柏林的具有欧洲风格的哥特式建筑，形态各异的街头雕塑，宏伟壮观的大教堂、皇家歌剧院，风光旖旋的森林公园⋯⋯，这一切，使朱德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后来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我“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然后在脑筋里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

①读书自然要比会话困难更多一些，但他借助辞典，刻苦地钻研着。

在柏林期间，给朱德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他后来谈到：“当我对柏林了若指掌，并着手访问其他城市和工厂之后，我开始放弃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在我看来，拥有这样熟练技术，这样有纪律、有文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而本身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在战争中仍然是败下阵来，却又要让中国也步其后尘，岂不非常愚蠢。我记得有一次在卡塞尔住了一个星期，看了从铸铁一直到火车头制成出厂在铁轨上行驶，所得到的印象比我在德国参观所有文化机构时都要深。”①

1923 年 5 月 4 日，朱德和孙炳文来到下萨克森州的哥廷根。

哥廷根，位于德国中部的莱纳河畔。当时它是一座人口不足 10 万的小

城。虽然它在德国的诸多城市中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然而，由于 1737 年汉诺威选帝侯盖奥格·奥古斯特在这里创办的大学曾经培养出许多有名的学者，使这个小城闻名于世。法国的拿破仑曾赞誉这所大学“不仅属于汉诺威，而且属于全世界”。

朱德和孙炳文的到来，受到哥廷根中国留德学生会的欢迎。会长魏嗣銮因为与朱德他们是四川同乡，所以，更显得亲切、热情。此后，他在魏嗣銮的帮助下，继续学习德文。他找来一本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 ABC》（德文版），一边学习德文，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在他看过的书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符号和注解，朋友们开玩笑说他“简直要把这本书给吃掉了”。

在哥廷根时，朱德住在文德路 88 号。房屋的主人是一位曾在军队中担任

① 《朱德自传》。

①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81—182 页。

过将军的男爵。他请这位男爵为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和战法。同时，他还买了不少有关军事的书籍，其中有一套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星期三召开一次学习讨论会，这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这时，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增加了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他们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以及《共产主义 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此外，还学习《向导》、《国际通讯》上刊登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讨论的范围主要是一些理论问题和有关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通过学习和讨论，拓宽了朱德的政治眼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他终于“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①。

1924 年 3 月，朱德进入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专业。他虽然每天都去听课，但大学里的课程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更使他感兴趣的还是党小组的活动。当时，党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在留学生会内。朱德在哥廷根担任过留学生会的负责人，他为人谦和，善于团结留学生一同进行活动，因此，大家都很敬重他。

在哥廷根期间，他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中国留学生会有一幢楼房，是1923 年 10 月马克急剧贬值时用很少美元买下的。到了 1924 年，德国经济开始回升，马克币值恢复到战前水平。因此，原房主认为吃了亏，便向法院起诉，要求赎回楼房。对此，在中国留学生会里引起了一场争论。不少人认为，房子是双方自愿买卖的，合情合理，不能退给原房主。朱德却认为，德国政府把战争赔款的负担转嫁给德国人民，使德国人民蒙受了战争之苦。我们应该站在德国人民一边，同情他们的疾苦。在朱德的劝说下，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赞成把房屋无代价地退还原房主。开庭那天，朱德代表中国留学生宣布把房屋无代价地退还原主。中国留学生的这一举动，不仅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而且在几万人口的哥廷根被传为佳话。

这一年暑期，北大教授、共产党员陈启修来到德国讲学。朱德向陈启修表示要去苏联学习军事，得到了陈启修的支持。陈启修告诉他，如果能够得到中共旅莫支部执委会批准的话，一定同他一道去苏联。然而，朱德接连几次提出申请，都没有得到批准。 12 月，陈启修离德前，朱德又一次提出申请，结果仍然使他感到失望。

1924 年 1 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进行改组。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并且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大会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建议，实行国共合作。

1924 年 12 月下旬，朱德在哥廷根市政局办理了移民手续，乘火车回到了柏林。他被中共旅德支部派往国民党驻德支部，专门从事党务工作。

1925 年 1 月 3 日，朱德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他的主要活动仍在留德学生会里。

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以冯自由、邹鲁、张继为首的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间的斗争也影响到留德学生中。在留德学生

①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93 页。

会里分成了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打起架来。这时，朱德主持创办了一份《明星》报，向留德学生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政策，团结留德学生会中的左派学生，争取中间立场的学生，同右派势力作斗争。朱德后来回忆说：“在柏林的许多有钱的中国学生，非但不参加新建立的国民党支部，反而组织了一个青年党①，和我们敌对。他们甚至在德国的保皇党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里寻找盟友，还要求德国警察来迫害我们的组织和我手创的中文小报。”②

在同右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日子里，朱德常常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组稿、印报到邮寄，什么样的工作都做，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办报的工作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赴苏联学习军事的努力。3 月 7 日，他在给从德国到达苏联的李季、陈启修的信中写道：“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研究数月（此事可能否），即来莫人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即陈启修——引者注）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足为拒⋯⋯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有同志中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①

朱德的信，言辞坦诚，信念坚定，它标志着朱德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当初在救国救民思想影响下，他立志做一名军人，为拯救中华民族冲锋陷阵。然而，当他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刻，他又希望早日脱离军队，出洋留学。只有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时，他才重新认识了自己，毅然选择了“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的道路。

1925 年 3 月 12 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终年 60 岁。噩耗传到柏林，朱德万分悲痛。他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的名义组织追悼会、总理事迹报告会、纪念会，以寄托对“一个卓越的不屈不挠的不断进步的革命家”②的哀思。在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中，他结识了邓演达。

邓演达，字择生，1895 年生于广东惠阳的一个贫寒家庭。1919 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孙中山在南方创建的国民党武装力量——援闽粤军。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深受孙中山的器重。他是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1924 年初，他奉命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年底，由于受到校长蒋介石的排挤，愤然辞职赴德国留学。

相似的经历使朱德和邓演达一见如故。他们时而在灯下谈信仰、谈主义；时而外出散步，到工人、居民中了解德国的社会状况。邓演达虽然比朱德年轻 9 岁，却由衷地钦佩朱德那充沛的工作精力。

① 当时对外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② 《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85 页。

① 朱德致季子、莘农信，1925 年 3 月 7 日。

②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6 页。

月间，德国共产党在柏林为自己的军事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举

行了一次盛大的检阅活动。这个同盟是由德国的工人组成的，有 10 万人左右。这一天，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战士们穿着统一的制服，从全国各地云集柏林，许多柏林的居民送去了面包和水。朱德在参观了阅兵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后，颇为感慨地对阚尊民说，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不仅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①

夏季里，朱德焦急地等待着中共旅莫支部的回音，他不知道是否会同意他去苏联学习军事的请求。这时，却传来了英国帝国主义在上海开枪残杀群众的消息。

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枪击游行学生，死伤数十人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后，激起了广大留德学生的极大愤慨。朱德在中共旅德支部召开的会议上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②在中国留德学生会的组织下，留学生们来到中国驻德公使馆，迫使公使魏哀组在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通电上签名。

中国发生的“五卅”运动，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德共总部组织的声援中国的活动持续了 1 个多月。6 月 18 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也应邀前往。来自许多国家的数千名留学生聚集在学校广场上，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这时，天下起滂沱大雨，但丝毫没有影响与会者的情绪，整个会场的气氛依然高昂、热烈。就在集会即将结束之际，大批的警察突然涌入会场，逮捕了 30 多名外国留学生，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他们被押上敞篷汽车，冒着大雨，被带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柏林警察当局的暴行，受到柏林社会各界的一致反对，强烈谴责柏林警察当局为帝国主义同盟国效力的卑劣行径。德共领导人皮克及各团体的代表前往警察局进行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的外国留学生。

20 日，警察当局在柏林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朱德等人。但是，他的护照却被吊销了。

恰好这时朱德接到通知，中共旅莫支部执委会批准了他前往苏联学习军事的请求。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安排下，朱德于 7 月 4 日登上了开往苏联的轮船。

在德国的近 3 年时间里，朱德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通过参加革命实践，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使他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① 参见刘鼎：《追求真理的足迹》，《红旗飘飘》第 25 集，第 45 页。

② 访问刘鼎记录，1978 年 6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