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动荡岁月中自然的沉沦自然与伦理的统一

从公元前 334 年到公元前 324 年，亚历山大在十年间征服了大片领土， 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他固然给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也使亚里士多德哲学成了一个终点。

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以后，不得不采取民族和解的政策。伴随着亚历山大在政治上试图扮演东方的君主，希腊文化也吸取了许多东方的宗教和“迷信”，希腊文明越来越不是纯粹希腊的了。这背景影响了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思想和自然哲学。

亚历山大死后，帝国一分为三，并普遍建立了军事专制。但军阀统治在任何时候都是动荡不宁的，征服和政变连续不断。服务于某位恩主的贤达之士会在一场政变后流离失所，多年经营的富人的庄园和财产会随着一场战争而毁灭。人间似乎没有任何合理的东西，要想找出道理只好返求诸己。尘世似乎注定就混乱不定，只有诉诸心灵才会找到安宁和幸福。生活的困苦和动荡使人们不再关心公共事物，昔日的公民精神普遍消失了。人们关注的是个体的得救和伦理。“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哲学不再是引导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① 这为基督教的出世精神做了心理准备。

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已出现了出世思想，只不过还没有扩散开来。苏格拉底的一位弟子安提斯泰尼摒弃一切精致的哲学，只信仰纯朴的善良和返归自然。这“自然”是摆脱理性、名利和地位的素朴本性。他的弟子狄奥根尼发挥了这一思想，蔑视世间的一切，决心象狗一样地自由生活，因而这一派被称为“犬儒”学派。

犬儒学派本来没有玩世不恭的倾向，玩世不恭只是后来的无赖之徒对犬儒学派的滥用。狄奥根尼深感人类文明导致的灾难。希腊哲学正在遗忘早期思想家们的自然和自由，用不合理的理性对待世界和人世，用矫揉造作的技术为自身服务，德行被抛在一边。但德行才是最可贵的。

伊壁鸠鲁（约公元前 341—270 年）继承了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但他的思想也是以追求内心的宁静和心灵的幸福为基调的，并把原子论建立在这种伦理学的基础之上。

人应该追求静态的快乐，这是一种平衡而安宁的幸福。激烈的快乐，以及财富、荣誉等都是有害的。有智慧的人生活得默默无闻。

宗教和死亡都导致人的恐惧，实际上并没有超越的力量来干预自然过程，死亡也并不可怕。世界由原子和虚空构成，原子不是被必然规律所控制， 而是有自由意志和灵魂。原子和灵魂充满人体，死后就消散开来。

伊壁鸠鲁哲学既没有更加形而上学化，也没有能够回归于源始思想的伟大，只是一种朴素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当时又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与其同时产生的斯多葛派哲学从犬儒学浓中吸取了许多思想，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① 安古斯：《剑桥古代史》，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 291 页。

斯多葛派象这一时期的其他思潮一样，以伦理关怀为主，但人生的准则可以从自然中寻找。所以，自然哲学成为斯多葛派的一种基础性的东西。伦理学离不开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包含了伦理准则。自然学与伦理学在这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既是斯多葛派的特点，也是伊壁鸠鲁（包括其后继者卢克莱修）和犬儒学派的特点。我们在此就通过影响最大的斯多葛派来展示这一特点，并由此呈现其自然的观念。

斯多葛派的创始人是基提姆的芝诺（公元前 4 世纪末）。他到雅典后， 为犬儒学派的思想所吸引，后来又为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所折服。芝诺从德行出发来研究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有助于德行。如果说哲学是一个果树园， 那么逻辑学就是果园的围墙，自然哲学就是果树，而伦理学则是果实。伦理学是自然哲学这棵树上的果子，离开自然哲学就无从谈论伦理学。

古典哲学卖弄玄虚，无助于解决伦理问题。现实世界其实很简单，就是坚固的和物质的东西，神和德行也是坚固的物质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由火构成的。泰初有火，然后气、水、土依次形成，世界最后出现。但是，整个宇宙终将发生大燃烧，复变为火。然后又重复世界的生成过程。世界就是这样不断循环，永无休止的重演。自然万物在其中反复生成和毁灭。

至上神主宰着世界的这种循环，一切都是由神决定的。但神的主宰力量表现于自然物的目的性，每一物都有目的，这目的决定了它要变成什么。自然的目的性在人生中也可以找到，比如，有些植物就是供人类吃的，有些动物则可以考验人的勇气。而人自身的目的则是向善，通过德行而趋向上帝。神就是世界的灵魂，整个自然就是由诸事物及诸神构成的一个有目的的

体系。自然的目的性就在于它的灵魂。神即命运，命运决定了自然过程的必然性。

自然万物与人都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当个体与自然整体和谐的时候， 就是善的。应当说，由于自然的必然性，每一生命都与自然和谐。但是，这里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只有个体生命的意志与整个自然的目的一致时，才是真正的和谐。德行就是与自然一致的意志。好人由于自己的德行而自觉地与自然相一致，坏人则是被迫地与自然相一致，象栓在车子后面的一条狗，不得不随着车子走。对于人来说，自觉地与自然相一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其他诸如财富和地位等都是无足轻重的。

总之，芝诺相信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这必然性可以叫作命运，也可以称为天意、神、灵魂、宙斯或逻格斯。“自然”一词与命运、天意、神、灵魂、宙斯、逻格斯等可以等同起来。因而，自然既生机盎然，充满生命力，又体现着不可抗拒的命运。自然作为本性就是秩序和理性。人的德行在于合乎自然，也就是合乎自然的命运和本性。普遍的自然律决定了一切。自身却超越人世的反复无常。人的生活和一切活动也都应该以自然律为准绳。

芝诺的继承人是克雷安德，他在《宙斯颂》中表达了对自然命运的崇拜：

宙斯啊，引导我；命运啊，请你引导我前进。

无论你差遣我做什么工作，请你引导我前进。

我毫无畏惧地追随你，哪怕是猜疑使我

落后或者不情愿，但我也一定永远追随你。①

克雷安德的继承人是克吕西普，（约公元前 281—205 年），他写了大量的著作，把斯多葛派的思想予以系统化。

上述人物与潘尼提乌和波昔东尼等人共同构成了前期斯多葛派。后期代表人物主要是塞涅卡、爱比克泰德与马可·奥勒留。

芝诺以后的斯多葛派成员越来越关注伦理学问题，给人的最大印象是他们的伦理学思想。但这伦理学仍然以自然哲学为基础。

克吕西普在《论天意》中论证了世界是一个有理性、有生命、有理智的活生生的存在，在《论神》中论证了神的本质就是整个世界和天空。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反复讨论了人应遵从自然而生活。“啊，宇宙，一切与你和谐的东西，也与我和谐。那于你是恰如其时的一切事情，对于我也是恰如其时。啊，自然，你的季节所带来的一切，于我都是果实：所有事物都是从你而来，都复归于你。”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总结了斯多葛派的“自然”概念：“自然这个词有时被他们用来表示把世界联结成一体的东西，有时是指引其地上万物生长的东西。自然的定义是自身运动的力量，它根据生成因在特定的阶段上产生事物， 把它们保存起来并且影响与它们源泉同质的结果。⋯⋯所有事物都是按照命运发生的。⋯⋯命运被定义为万物由以产生的无穷的因果链条，万物或世界由以进展的程式。”②

自然问题在斯多葛派这里比在德谟克里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 更接近早期希腊思想中那涌现生成的意蕴，也更加突出了人与自然同一的观念。在自然的沉沦过程中，现成化趋势在这里发生了逆转。也许，在动荡不宁的时代，当人们追求功名利禄的希望渺茫时，更容易体验本真自然的力量。

斯多葛派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地为柏拉图的思想所吸引，并引发了一种新柏拉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