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基督教哲学中自然的被创造

基督教来自于犹太教，特别是吸收了犹太教中关于上帝创世的结局的观念。但希腊哲学中的逻格斯、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永恒世界越来越渗透于基督教中，使朴素的“天国”形而上学化了。

与普罗提诺同时代的基督教教父欧利根（公元 185—254 年），在其著作中讲述了与普罗提诺极其类似的学说，第一次大量地吸收了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他说，除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以外，再没有不具形体的了；星辰是有生命、有理性的东西；人的诞生就是灵魂的附体；理智（努斯）堕落而为灵魂；灵魂有德复变为理智（奴斯）；最后所有灵魂都归顺基督。基督教来自于犹太人，而犹太人是野蛮的，只有希腊哲学才能从教义中找出意义。

奥古斯丁（354—430）的教会神学在天主教中影响巨大，他对希腊哲学的吸收也非常显明。但有一点不同，在希腊哲学中，上帝创世不是从无中创造，而是赋予质料以形式，上帝是伟大的设计师。欧利根已初步改变了这一点，他认为在一切归依基督以后，就没有任何质料，而只有形式了。奥古斯丁彻底地抛弃了作为设计师的上帝，而完全采取基督教教义的说法，主张上帝不是从质料中创造出世界，而是从无中既创造出质料又创造出形式。除去这一点以外，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便可以为基督教所用了。

上帝创世，逻格斯①与上帝同在，逻格斯化为基督，是上帝与世界的桥梁。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虽有三位，但本质上为一。神只

有一个。这唯一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统治它们并把自身显示给它们。所有受造物都是有形的，可变的；而上帝没有形体，永恒而不变。永恒的上帝超越一切时空。它不在任何空间中，所以既存在于事物之中，又不存在于事物之中。它不在任何时间中，它比万物更古老，也更年轻。时间与世界同时被上帝创造出来，上帝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时间，而上帝本身则不在时间中。所以，不能问上帝创世之前干什么的问题。

时间问题真令人费神。什么是时间呢？“如果没有人问我，我是明白的； 如果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那么我就不明白了。”实际存在的只是现在，现在只是一瞬间。但是我们却在回忆中规定了“过去”，在期望中设想了“未来”。而回忆和期望却都是“现在”的事情。所以，把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是一种粗率的思想。从本质上讲，时间由于存在于回忆和期望中而成为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时间，上帝创造的时间是精神性的。因而， 问创世以前的时间是无意义的，也是对上帝的不敬。

上帝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出时间，目的在于适应万物的变化，让每一事物在时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任何事物的位置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 因为上帝创造世界时也创造了世界的秩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事物的位置是由自己的本性决定的。石头落地，是因为石头的本性规定了它的位置就在地上，而不能悬在空中。不过亚里士多德也说自然万物的本性使每一物都朝向不动的第一推动者这一终极目的。可见，奥古斯丁与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区别不是很大。

① 在基督教文献以及许多哲学文献中，基督教中讲的逻格斯一般译作“道”。但是由于基督教的逻格斯与中国人讲的道，特别是与老子的道有着显著的区别，所以为了避免理解上的麻烦，我认为不应以“道”来翻译基督教的逻格斯。

上帝创造出每一事物的本性，这本性在时间中逐渐展开。从最不完善的物质，到天界，有一系列的不同事物排列着。这等级由其本性之原型或理念的等级决定着。理念不会改变，永远地存在于上帝的思想之中。

上帝的意志就是万物的本性，上帝创造出一切，因而一切事物也都是善的，它们形成一个奇妙美丽的宇宙。那么，为什么还有恶呢？因为上帝能从恶事中结出善果，否则就不会让恶存在于它的事业中。所谓恶其实就是缺乏， 即缺乏善。世界不会象上帝本身是至善，因而世界需要有一个从缺乏到至善的过程。人也一样，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人性中最优秀的部分渴求上帝，以之成就自己的德行，超越自己的不完善，刷洗掉自己的罪恶。在从尘世向天国的升华问题上，奥古斯丁的说法与普罗提诺关于灵魂上升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让泰勒斯和他的水一边去吧，让阿那克西美尼和气一边去吧，让斯多葛派与火一边去吧，让伊壁鸠鲁和原子一边去吧，所有的哲学家都应让位于柏拉图，因为他认为上帝不是什么有形体的东西，但所有事物都从上帝与理念中获得存在。普罗提诺最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虽比柏拉图逊色，但远远超过其他哲学家。

奥古斯丁死后，蛮族的入侵使哲学一时荡然无存，倒使宗教狂热分子活跃起来，它们以激情取代理性，不同教派之间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信仰的力量也日渐强大起来。到 9 世纪时，出了一位重要的哲学家约翰·司各脱（800—877 年）①，他也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把理性置于信仰之上。他说理性和启示都是真理的来源，因而一般是不矛盾的，万一出现矛盾就应当依靠理性。凡真正的宗教也是真正的哲学，凡真正的哲学也是真正的宗教。无论如何，在这里，信仰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约翰·司各脱的代表作是《自然区分论》，从柏拉图主义的角度阐释了基督教的自然哲学思想。

所谓自然，就是心灵所能了解或不能了解的全部事物，即作为存在和不存在的全体。对于自然来说，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存在和不存在。

那么，如何区分全部事物的存在和不存在呢？

第一种方式是：作为理性的根据的属于存在，但超物质、超感性、超思维、超理性的卓绝存在又表现为不存在。唯一真实的上帝是包罗万象的存在， 是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的本质，它超出所有被造物之外，不能为任何理智所把握。对于被创造的东西来说，感官和思维所把握的也只是本质的附属部分而已，不能从中把握其中隐藏着的上帝。

第二种方式是，从被制造的各种本性上来考察。从最高的天使到无理性的灵魂（即无机物），都可以视为存在和非存在。因为对人的否定就是对天使的肯定，对天使的否定就是对人的肯定。对于任一等级的任一事物来说， 从它可以通过较高级的事物被认识的角度看，它存在；从他不能通过在它之下的事物被认识的角度看，它不存在。

第三种方式是：凡是在时空中形成的称为存在；凡是内含于自然深处， 尚未形成，还不在时空中的，仍不可见的，称为不存在。属于现在的是存在， 属于未来的是不存在。但动植物的生命力虽然不直接显现出来，仍是存在的。

① 有时又叫作约翰·司各脱·厄留根纳。

第四种方式：凡是能被思维认识的不变的东西，是存在；凡是在时空中生灭变化的是不存在。

第五种方式只涉及人的本性。犯罪的人的本性不存在，有德的人的本性存在，犯罪后又悔过自新的人的本性也存在。

总之，所谓不存在，即欠缺、变化、潜在和不可把握；所谓存在，即合乎善良的本性、不变、现实和可以把握。但是，对于最高的上帝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上帝是最真实的存在，但上帝又不可理解、不可认识。所有的概念都仅适用于被创造物，而不适用于上帝。不过，上帝可以在他的创造物中显示自己，创世过程本身就是上帝的显示过程。不可言说的上帝可以显示。不过，显示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显示是通过创造物来显示，因而，显示

出来以后还需要由创造物回归到上帝本身。上帝是世界的起源、中介和归宿。“他是起源、一切分有本质的事物皆来自他；他是中介，因为这些事物在他之中，并通过他存在与运动；他是归宿，一切事物都朝向他运动，追求宁静的境界和稳定的完善。”①

总的来说，作为全部事物的自然，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形式：首先是创造而非被创造的形式；其次是被创造而又能创造的形式；第三是被创造而不能创造的形式；第四是不创造又不被创造的形式。这四种形式是创造、非创造、被创造和非被创造这四者完美的组合。其中，第三种形式与第一种形式相对，第四种形式与第二种形式相对。真是具有数学之美。

第一类显然就是上帝。上帝是一切存在和存在的原因，是本质的存在， 是三位一体。在诸事物的存在中可以看到上帝的存在—圣父，在诸事物的秩序中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圣子，在诸事物的运动中可以看到上帝的生命— 圣灵。上帝只创造而不被创造，所有对他的称呼都是一种象征，上帝不可言说。

第二类是存在于上帝之中的诸理念。诸理念是上帝创造的，同时又能创造万物，它们是原型和原因。诸理念的总和是逻格斯。逻格斯是一和多的桥梁。在圣灵的影响下，诸理念产生时空中的个别事物，这就是第三类被创造而不能创造的形式。这是虚幻的、物质性的形式。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这无就是上帝本身，这世界就是这第三类形式。

第四类不创造又不被创造的形式是什么呢？它是一切事物的终极和目的，因而和第一类一样，也是上帝，从上帝流溢出来的万物都努力复归于上帝。它们的终极和来源是同一的。

世界万物的本质是上帝，原因也是上帝，它们最终必将复归于上帝。人也一样。但是，人往往转向自己而不是面向上帝，这便是人的罪恶。逻格斯是将人带回上帝，从多过渡到一的力量，是救世主。人最初没有罪，这时人无男女之别。人有罪后就有了男女，其中女性体现着男性感官的本性，也是堕落的本性。在人回归上帝之时，性的差别将消失，人只有灵性的躯体。

关于人的罪恶问题显然与基督教正统教义的原罪说不一致。另外，他的泛神论色彩，他的三位一体解释等也与正统教义有区别。这是因为基督教正统教义的哲学解释更多地具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色彩，而约翰·司各脱的哲学更多地具有柏拉图主义的色彩。约翰·司各脱被称为经院哲学的开创者，

① 转引自肖巍：“中世纪的自然哲学”，载《自然哲学》（第 2 辑），吴国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但却与教会的解释不一致。到后来罗马教会的势力强大起来时，他的哲学被禁止，《自然的区分》被下令焚烧，不过这道命令执行的不太好。

约翰·司各脱把自然视为事物的全体，这已经与今天自然界的概念相差无几了，他的柏拉图主义色彩也容易使自然现成化为对象。但是，由于把自然的本质等同于上帝，并且自然的运动就是上帝的运动，而且是一个产生和回归的循环运动，所以，这里仍然保留作为涌现的自然的本义。我们可以想象：最初只是不可言说的上帝，后来从这隐蔽的奥秘处流溢出各种理念，这理念又进一步产生万物，最后万物在逻格斯的推动下又回归隐蔽的上帝。这是一个自然的沉沦与拯救的过程。

我们为约翰·司各脱如此显明而简单地把自然理解为生成与回归的图景而惊喜。其中，宗教和伦理的力量功不可没。当然，这里的生成与回归极易滑入现成化的对象性思维的道路上去。约翰本人似乎也未能区分对象性思维与非对象性思维，未能把思想的自然与科学形而上学的自然区分开。这就使后人把他的哲学视为形而上学，把他的自然的生灭视为科学层次上的自然的生灭，这种自然的生灭又理所当然地被科学所否定。

在公元 10 世纪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哲学家，但在 11 世纪出现了一批哲学家。

安瑟尔谟（1033—1109 年）是意大利人，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把思想和信仰的上帝视为实在的对象，但他视信仰高于理性，让理性从属于信仰。在他的哲学中，柏拉图的成份仍然多于亚里士多德的成份。

罗塞林及其学生阿伯拉德（1079—1142 年）与安瑟尔谟相反，只承认可感事物的实在性，共相只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物，顶多是一个概念。这种观点的意义要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能显示出来。

从公元 12 世纪起，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逐渐重视起来，最后亚里士多德超过柏拉图而被公认为最高权威。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地位是由托马斯·阿奎那树立起来的。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年）认为，存在是一切现实的活动，是实体的本质之根。实体是一个由高级到低级的体系。最高级的实体是存在与本质合一的上帝，其次是精神实体，再次是物质实体。

对于上帝的证明问题，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应该从事物中来寻找，因为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原因。上帝从无中创造出天使、人、动物、植物和物质。这个世界体系是一个有目的的体系，每一等级都以上一等级为目的，上帝是最后的目的。

托马斯·阿奎那是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扭转了基督教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强调对可感事物的认识，这导致了对经验与个体事物的重视。因而他被视为温和的唯实论者。不过，这温和的唯实论却使得上帝创造的世界也更加实在了，不象柏拉图主义者们那样斥之为虚幻的。至此，自然万物作为上帝的作品的位置正式确立。自然的生成即上帝的创造，自然的拯救即趋向终极的上帝。这一点，在约翰·司各脱那里更具有伦理色彩，在托马斯这里则更具有目的论的色彩。从这一角度看，自然在托马斯这里现成化的程度无疑加重了。

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在基督教教会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这种地位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此期间，凡是与托马斯哲学不同的观点，一般都

被斥之为异端。因而，我们对基督教哲学中自然问题的考察可以告一段落。之后的事情更具有近代的气质，属于另一个时代，虽然在时间上可以上溯到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