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的来由

20 世纪 70 年代的最后一个暑天，在鲁西乡下的一个小书店里，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我一下子被一本讨论自然的书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本书是一位美国人写的，书名是《人类认识的自然界》，原名为 Knowledge And Wonder： The NaturaI World As Man Knows lt。该书完全依据于自然科学的成果构划出自然界的图景，并强调科学认识的普适性。书的内容与我的想象并不一致，因为对我产生吸引力的是书名中的那个“自然”，而书中讨论的实际内容则全部是科学的认识。我感到，书中那些科学的结论并没有能够对自然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不免使人失望。但，当时国人正沉浸在迎接“科学春天”的狂喜中，科学开始具有无上的权威。这使我不自然的想：是不是我的想法有问题，而科学本身是完美的，它就是一切的规范。于是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当时被广为引用的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这实际上标示了以后十年时间我思想或学习的道路，从此立下了学习和研究科学的志向。“我也要做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成为有志少年的座右铭。于是，从中学到大学，我努力地学习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虽然在大学就读的是哲学系。数学的精确计算和严密推理，物理学给出的认识自然的规范和方法，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哥本哈根派的量子力学等，都令我不加批判地崇拜不已。然而，哲学的学习——尽管绝大多数是伪哲学或旧哲学的学习——令人不得不考虑科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方法的根据之类的问题。这又引向了首先是认识论，然后是科学哲学的领域。从物理学所讨论的物质转向哲学所讨论的认识方法和规范。

这时，自然问题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科学所讨论的物质是它所圈定的特定对象，科学就已经根本不讨论自然本身了，而哲学认识论或科学哲学则只面对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自然对于它就更是可有可无的，甚至只有避开自然才是最可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认识和改造的关系，认识和改造只能由科学和技术来完成。哲学与之无缘，否则就是哲学没有自知之明。那么，哲学的崇高与伟大不就成为昨日黄花了吗？看来似乎如此。因为哲学只能跟在科学后面进行一些或有用或无用的评论或辩护。此时，正值 80 年代后期哲学从皇位上一头跌下之际。而且市场经济的序幕已经拉开，出现了全民经商热。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之际，也是人们由神圣降为世俗之时。在人们放手追逐功名利禄，并以金钱为最终目标的情况下，哲学看来就更加无用了。

那么，自然的话题真的必须消除吗？因为科学不再为之，而哲学则被认为无能为之。并且，只有认为哲学无能为之，才是真正走出旧哲学的牢笼，彻底丢掉哲学作为包罗万象的体系的幻想。

然而，这里是不是走进了另一个误区呢？

90 年代初期的又一个暑天，牧野大地的农业灌溉研究所招待所，第六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正在这里召开。我在会上有幸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国盛先生，并读到了他新近出版的《自然本体化之误》一书。该书引起了我强烈的内在震动。此时，我正处于迷茫之中。科学把自然的奥秘，弄得已不是什么奥秘了，自然只有作为对象或康德意义上的现象才有意义，亦即只有这样，它才对科学或认识来说具有意义，而且，无论如何，对于人来说，自然也只有这样才有意义。然而，科学的方法却是如此的不完美，科学是把丰富多样性弄成抽象的齐一性，把本真真理的领域弄成符合论真理的领域，而符合论真理最终又被它展示为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不是说要完全地否定科学。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某种哲学中的“科学”，而不是科学本身。但，无论如何，科学的局限性是明确的，有许多问题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这也不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还不够，无论科学如何地发展，有些问题它都将无力解答。科学的局限性是缘于科学的本质。

我曾唯科学的马头是瞻，又突然发现了完美的虚伪，我将如何是好？是甘于科学的世界堕落下去而无视人生之道与自然之谜，还是勇敢地独自前行，无所畏惧地面对深渊？是乖乖地守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划定的理性之界限内，还是探求界外的新天地？还是先看看吴国盛的工作吧。

自笛卡尔以来，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种哲学观念占据了统

治地位。这种观念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具体来说就是数理规律，量在其中是最重要的，量的大小和变化决定着现象的多样性；自然界的规律决定了它从无机到有机再到人的不断发展过程，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也遵从数理规律；但人可以把自然作为对象，从而认识自然，也认识人所遵从的数理规律。唯物主义把这种机械规律归于自然界本身，唯心主义则归于上帝或人的先验意识。

《自然本体化之误》认为，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本质上都是屈服于科学认识之下，把科学赖以存在的前提作为无可置疑的预设，把自然等同于科学认识的对象。科学的发展已结出了辉煌的成果，于是这种哲学通过有意或无意地总结，勾划出一幅科学的世界图景。所谓自然的本体化，就是以科学的世界图景充当终极的实在。科学的数学化导致了自然的数学化，继而，把科学认识的结果或对象作为终极的本体。这种本末的倒置就是自然的本体化。所以，自然本体化不是把自然本身作为本体，而是把作为科学认识对象或结果的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作为本体。对自然本体化的批判就是对科学主义的批判。科学主义否定本真的哲学，把科学视为万能的至上者。如果真的有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也是无关紧要或无意义的问题。具有辉煌过去的哲学，在科学取得了全面胜利之后，似乎已无存在的必

要，但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却真正地使哲学获得了解放。哲学本来就不是科学，抹去科学的纱罩，哲学就显露出了本真的面目。那么，在科学消除了自然的奥秘之后，就让哲学再来恢复自然的奥秘吧。我们可以卸掉科学的包袱，轻松地踏上探求自然奥秘的路途。

牧野之会，实际上成了一个全新的起点。《自然本体化之误》虽然没有正面地对自然说出多少，但它的批判已为一个新方向作了暗示，并扫清了路障。

牧野是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地。说起牧野，我们会自然地想起殷周之际的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三千多年前，商纣王恣意享乐，大兴土木，把一切都作为他淫乐的手段。不但迫害奴隶、平民和异族，而且花草鸟兽、山水大地也在劫难逃。初民的理性之光与放荡的欲望互为利用，使得阴霾笼罩大地，纣王的目光所及，事物便顿失其本色。不是绝对的黑暗，而是乌云遮日的昏暗，是光明与黑暗的非法交织。在昏暗中，万物被强制，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清醒的人被剖腹挖心。终于，自然再也不能容忍不自然的强制，纣王的言行举止招致天人共怒。周武王奉天承运，联合八百诸侯，兴兵伐纣。双方会战于牧野。纣兵心向武王而倒戈，纣王兵败自焚。牧野大地一派莺歌燕舞，复现出本有的鸟语花香。

《尔雅》曰：“黑腹，牧。”又曰：“腹，厚也。”《说文》也把“腹” 解释为“厚”。“厚”，古体从后土，即为大地之厚。“牧”也就是黑色的大地之厚。黑色是一切光明的底色，是光明的基础，是源始之奥妙，是未被理性和欲望染指的源初。因而，“牧”乃源初之大地，是没有显现的掩蔽—

—源始的掩蔽，是世界的源头，是自然之奥秘。

人类文明是对“牧”的照亮，但照亮之显现由于文明之强制又是对“牧” 的遮盖。文明的中心是城廓，在古代叫做“国”或“邑”。那么，文明的边缘就不是城廓，古代称之为“郊”。“郊”之外与文明的联系就更加微弱。“牧”作为未被“文”所“明”的源始奥秘，因而也可以引申为郊“外”。于是，《尔雅》又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在此意义上，“牧”

基本等同于“野”。“野”也在郊外。因而，“牧野”，即大地之本身，远离人类文明的中心，是本来的自然。商纣王的言行举止侵犯了神圣的大地本身，本来的“牧野”被算计，被利用，成为寻欢作乐的场所。狩猎的箭头深深地刺痛了牧野大地。

然而，当我们言说“牧野”时，“牧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人之“文” 所“明”了。绝对脱离人的大地，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无意义的。只有人才能提供大地用来现身的场所，自然的在场需要人，人即为自然显现的场所，源初之大地——牧野——需要人来显现自身。

《尔雅》把“牧”解释为“黑腹”，这里的“黑腹”又为黑腹之牛。黑腹之牛谓之“牧”。而“牛”不是今人一般理解的牛。《说文》曰：“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牲，牛完全。从牛生。”“件，分也。从人从牛。牛大物，故可分。”“牛”乃大物，“牛”之大在于它的“富有”，可以分化出东西来。这分出的东西在古代可决不是牛肉和皮革之类，而是“事理也”。“牛”作为“黑腹”之牛，是“牧”；在此意义上，它是源始的奥秘。但“牛”又分出“事理”，富有之“牛”不止于奥秘，而是要显现，显现万事万物之“理”，从原始之暗透出光明，让人看见。这样的“牛”就是“件”。”件”作为物之一件二件之件，是物之单位，是大地之谜的载体，是自然万物之“理”的体现者。这里的“理”又不是理性之“理”，也不是数理规律之“理”。“理”即大地由源初的混沌而化生出万象，是物之显现。总之，“牛”是可显现的大地的载体。“牧”作为“黑腹”，是大地的奥秘；但“牧”作为“牛”，又是大地的显现。

大地的显现是对人的显现，是显示给人。而人在最初的意义上，即迎接天地者。《说文》曰：“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性，善者也。”人是天地之最贵和最善，人迎接天地，养护万物，看守自然。“牧”是大地的奥秘和显现，“牛”是大地的代表，是载体，人是大地的守护者和迎接者。“牧”作为显现，即显现给人，让人守护。因而，“牧”即牧人，亦即养护作为大地代表的“牛”的人，是养牛之人。所以，《说文》曰：“牧，养牛人也。”养牛人，养护“黑腹”之牛，即养护未显现的源初之大地，养护大地之厚，养护自然之奥秘。牧人不是强求自然之人，不是霸占大地之人。牧人养牛，把牛作为大地的奥秘和大地的显现来养护。所以，养牛不是今天养牛场的养牛。牧人所养之“牛”也不是今天被饲养之牛。在当代社会，“牛” 从自然奥秘的载体变为美味食品和华贵衣物的提供者，成为技术生产的对象。被饲养的对象只是用来提供牛肉、牛奶和牛皮，只是高蛋白食物和高档皮衣皮鞋的原材料来源。所以，今天被饲养之牛已不成其为牛了。“牛”早已失其本然，“牛”生病了，“牛”被逼“疯”。于是，英国出现了令全球震惊的“疯牛病”，严重危及人类的健康。公元 1996 年的“疯牛病”缘于今天牛之不为牛的时代状况。何处是牛的乐园？何处是牧人的天堂？值得庆幸的是，印度至今仍把牛视为圣物，印度教教规禁止对牛的宰杀。但，文明人会立即反问：“宗教徒对牛的崇拜难道不是一种迷信和愚昧吗？”在无神论居支配地位的国度里，我们自然难以验证印度教教徒对牛的领悟。但，对于今天的文明人来说，只需仔细聆听自己祖先的声音，认真领会汉语中“牛” 的原义，也就足够了。

英国科学家的研究表明，“疯牛病”的病因就在于今天对牛的饲养方式。商业利润的追求使养牛场的场主违背牛的天性，使用种种方法对牛进行催生

催长。结果，一头牛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长成出栏，拿到市场上换回金钱。但是，这样的牛成为牛的一种糟糕的变式，牛皮质量下降，牛肉也没有牛肉味，正象大棚的黄瓜没有黄瓜味一样。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科学还只能在科学的层次上反对科学的滥用。“疯牛病”的真正病因在于牛之不为牛。牛之不为牛是大地之不为大地，自然之不为自然，牧野之不为牧野的集中体现。牛之病从而也是大地之病、自然之病、牧野之病的集中体现。牛发疯了，大地发疯了，自然发疯了，牧野发疯了，牧人发疯了。牧人变为强盗，牧野变为车间，自然成为原料库，大地变得贫瘠，“黑腹”之牛仅仅在“利用”的意义上被照亮。

牧野曾被纣王的箭头所刺痛，牧野又被比纣王之箭锋利万倍的最新兵器所刺穿。我们是否象纣王一样地招致天人共怒呢？至少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可能性。牧野的历史和牛之不为牛的现状，足以让我们惊醒和沉思。关于自然话题的必要性也正出自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