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柏拉图主义

罗马人在混乱的年代，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再次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但内战不停，直到奥古斯都才开始了暂时的和平。从公元 2 世纪开始，社会又动荡起来。随后，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灾难更加频繁，直至野蛮人占领西罗马帝国。这时候，人们的宗教热情愈加高涨，犹太—基督教开始流行。

新柏拉图主义的先驱之一是斐洛，他特别推崇斯多葛派的思想，又试图用希腊哲学来解释犹太神学。因而，斐洛的上帝成为宇宙的基本力量，上帝与自然可以相提并论。世界万物和人都是上帝依逻格斯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来自于上帝。

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普罗提诺（公元 205—270 年）。他的一生是

在动荡而多灾多难的公元 3 世纪度过的。据说，这个时期的战争和疾病使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是，对于普罗提诺来说，世界愈是悲惨，

① 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 325—326 页。

①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 页。

② 转引自《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第 626 页。

他愈能超越，转而关照一个美好的永恒世界。对于人间的苦难，一般人仅仅停留在诉苦的层次上，思想家则从本原上予以思考，或者从理论上予以解释。但是，从犬儒学派到斯多葛学派再到普罗提诺，似乎一直认定尘世中没有真正的幸福，真善美的生活在尘世之外，借助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普罗提诺把永恒的世界真正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另一方面也使自然的沉沦更加现成化了。

象柏拉图一样，普罗提诺认为可感世界不如理念世界重要，但在这里，理念世界更为复杂，甚至包括了可以说是上帝的源初者。因而，在解释自然万物时，普罗提诺是从一种太一、努斯（nous 理智）和灵魂的三位一体出发的。这三位一体类似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但三者的一体性，他着墨不多，重点放在了三者的等级性，及万物如何由之产生。

普罗提诺出生在埃及，在亚历山大港求学，此后为了研究东方的宗教而参加对波斯人的远征，后来定居在罗马，从事教学。直到四十九岁之前，他没有写过什么，但后来写过很多东西，代表作就是《九章集》。在这部书中讨论万物如何产生的问题及永恒世界的完美性。但是，从实际的思想进程来看，讨论的顺序应该沿着世界产生的相反过程，探求世界的本源。这是一个灵魂上升的过程，是人如何超越可感世界进入永恒世界的升华过程。因而，首先是一个人生修行的过程，其次才是自然如何生成的自然哲学过程。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中，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也是为伦理学服务的。这一点与斯多葛派的情况相类似。不同的是伦理学在普罗提诺这里形而上学化或哲学化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神学的哲学化。伦理学的哲学化应该成为伦理学的发展方向，正如自然哲学的纯哲学化是自然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样。从这一视角看，普罗提诺哲学就具有意外的重要性，只不过他师承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没有把这项工作进行到最深层，没有在自然的沉沦中从现成化中彻底拯救自然，只把自然的本质理解为不变的神圣世界。

可感的自然万物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也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具有自由的灵魂。但这自由可能会使灵魂纵容自己的欲望，步入歧途，越陷越深，最后就记不起自己的神圣性和自己起源的神圣世界。

灵魂对本性或神圣性的遗忘导致它的自我贬抑，并把一切事情都视为高于自身。它赞赏、追求、敬畏外在的事情。对生灭不已的尘世的推崇便无法形成神的观念。要想从执着于世界中走出，人类必须接受教育，让灵魂进行回忆，正如柏拉图所强调的那样。

让我们从执着与纵欲中走出，正确地对待我们的灵魂吧。

灵魂本是一切生成之物的创造者，它把生命赋予它们。天上的星球与地上的生物都是灵魂创造的，世界的秩序、运动和生命也是它创造的，它因而比万物更光荣。灵魂是永恒的存在，它给予万物生命时，它们就聚集；灵魂放弃生命时，它们就消散。

那么，整个宇宙如何被给予生命？

在灵魂之前，有一个大灵魂，它不受诱惑，保持自身的宁静，并让宁挣弥漫于整个宇宙，让它的光芒四面八方地投入世界。大灵魂的智慧之光引导众灵魂，让质料充满秩序和生命，它也让每个生命都统一在整体之中，宇宙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认识到这神圣的大灵魂，我们就接近了神。

这大灵魂就是理智（nous）。灵魂只是理智的肖像，是理智的表达，是理智的活动，是理智流溢出的生命之流。灵魂来自理智，具有理智的成分。

不甘堕落的灵魂必然观照神圣的理智，使自身愈加完美。但若灵魂为欲望所误导，就会减少理智，越来越增加质料的成分，越来越失去生命和光荣。真正的灵魂的行动是观照理智，把握思想和行为。理智比灵魂更伟大。灵魂应关注更伟大的东西，而不是关注更低级的东西。

但是，从可感世界中，我们也能够认识到其中若隐若现的神灵，从中上升到可感世界的原型。原型世界是理智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是神。这完满的世界静止不变，因为它不再需要另外的东西，已经功德圆满了。它不包含任何不神圣的东西。它是全体，没有将来和过去，而永远是水恒的现在。在这里，理智与存在紧密结合，万物的总体就是理智的整体。但理智的整体不是绝对的同一，它有差别，是一个多重体。这差别既是量上的，又是质上的。理智与灵魂都具有数量。

但是，最源初的东西必定是一，而不是多。那么，杂多和数如何来自于“一”呢？“一”为什么不保持自身而要生成多呢？当追问理智的来源时，理智自身似乎就无能为力了。但理智还是可以观照“一”的，只不过不是通常的理性思考，而必须祷告和体验。然而，在这之前，这源始的“一”的几个特点可予以先行的思考。

首先，这“一”作为终极，不能再有另外的目的。它不再运动，是不动的。其次，它必定象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这光线永远不停息地从“一”中产生出来。再次，“一”作为终极必定是要生成的，永恒的东西就要永恒的生成。最后，作为最高贵的存在，作为源始，它必定能被理智所看到。理智直接观照“一”，“一”是理智的景观。“一”作为理智的景观，正象理智作为灵魂的原本一样。

理智作为“一”的生成物，必须寻求和热爱“一”。“一”自身具有一种景观，让理智观照。理智通过“一”的流溢决定自己的存在和本质。

“一”不是一种存在物，却是万物的源泉，决定着各级事物的存在和形式，自然就为形式所束缚。

为了把握这源始的“一”，我们必须保持灵魂的高级部分，让理智直接领悟理智的源泉。为此，“我们必须收敛心神，屏心静心，使灵魂能清晰、灵敏地知觉到来自上方的声音。”①

上面讨论的是如何从可感的世界上升到最终的“一”。这是人生获得幸福的必经之路。只有与神圣的“一”合为一体，才能生活于至善至美之中。一旦达到这一步。自然万物的生成过程也就易于明白了。

作为万物的源泉，“一”极其完美，流溢出理智。理智转而观照“一”，从中得到充实。充实的理智再次外溢，产生形式、理念和灵魂。灵魂向上观照它的本源而完美，向下则产生出它的肖像——感官和自然。进入动物的灵魂以感觉为主，进入人体的灵魂则更多地具有理性。灵魂总要以某种东西为载体，或人或动物或植物或日月星辰等。

斯多葛派把自然等同于神，在普罗提诺这里，可见的世界则作为灵魂的居所。自然万物生灭不已，居于其中的灵魂则是不朽的。这灵魂也类似于斯多葛派的神，只不过更加神秘化了。但是，灵魂为什么要居于事物中呢？它为什么不回归于理智和“一”呢？在普罗提诺看来、可见世界由于是永恒世界的摹本而同样美好，因而是演化的必然终点：

① 《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第 695 页。

“呈现为生命的这一宇宙‘全体’并不是一种形体无常的组织——象它里面的那些不分昼夜地由它那繁富的生命力里所生出来的种种较小的形式那样，——整个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的、有作用的、复杂的、无所不包的、显示着深沉莫测的智慧的生命。⋯⋯毫无疑问，它只是一个摹本而不是原本；但这就是它的本性；它不可能同时既是象征又是真实。但若说它是一幅不确切的摹本，那就错了；凡是一幅以物理秩序为限的美丽画面所能包罗在内的东西，都已经是丝毫无遗了。

“这样的一种复制品是必然要有的，——尽管不是出于有意的谋划，—

—因为‘理智’绝不能是最后的东西而必须具有双重的行为，一重行为是在它自身之内的，一重行为是向外的；因而就必须还有某种东西是在神明以后的；因为唯有那种一切威力都随之而告结束的东西，才能不再把它自身的东西传递下去。”①

可见，普罗提诺所否定的尘世只是罪恶的人世，而不是整个现实世界，更不是否定自然万物。他把自然的本性理解为“摹本”，这无论如何和柏拉图一样，让自然现成化和理性化了。不同的是在理智之上他增加的“一”具有超理性的色彩，与柏拉图的上帝不完全一样。但，在基本倾向上，普罗提诺与柏拉图是一致的。

可以说，普罗提诺在自然问题上，杂绘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的思想，折衷成一种可以作为古代自然哲学终点的体系。这一体系把柏拉图的现成化和理性化、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和斯多葛派的伦理情调都突出出来。另一方面，普罗提诺的自然流溢论又直接影响了基督教哲学中的上帝创世说，使基督教哲学渗入了强烈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就说普罗提诺是柏拉图的再世，而柏拉图的体系是最光辉的。普罗提诺对基督教的影响主要在于让原始基督教形而上学化了。

① 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 371—37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