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商业周期

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最重要成就之一，少数具有真正独创性的成就之一，是对商业周期的发现和初步分析。诚然，1815 年，1825 年、1836—1839 年、1847—1848 年、1857 年和 1866 年的危机，迫使甚至最学院式的经济学家也来注意这一现象。但是同样的崩溃在十八世纪也出现了，具有同样的规则性，可是并没有人深入去研究这个问题：没有人将其同战争或其他外部扰乱的影响清楚地区分开来，没有人从其看出有比偶然的灾祸或狂乱、错误或失策所造的结果更多的东西。最初的暗示，说这些崩溃可能有更深刻的原因、经济过程本身的内在原因，诚然可以从“重商主义的”文献中找到，主要是同后来发展成为各种消费不足理论的思想连在一起。但这种思想在关于供应过多的争论以前并未变得十分明白，后者是在拿破仑战争之中及以后进行的，我们已经知道这种争论，这种争论是以消费不足理论的暂时失败而告结束的。在对这次争论额外作些评论以后，我们将考察对商业周期的分析，这主要是由图克和奥弗斯东勋爵进行的，而以马克思的贡献告终。对这个题目的详尽论述，读者可参阅冯·伯格曼的著作。

报纸和公众所注意到的有关危机的事实，主要是信用崩溃和商品售不出去，并且很自然地把银行破产和失业归因于这两个因素。当时报纸和公众是货币与生产过剩“理论”的根深蒂固的拥护者。①J.B.萨伊在“市场规律”一章中所反对的，正是有关生产过剩的普遍看法。正如已经说过的，就危机这

① 在今天，商业周期“理论”的内容已远远不止于说明性的假设，而包含有一整套理论上的和统计上的分析工具。可是，对十九世纪来说，这样说是大体正确的：关于危机或周期的“原因”的假设，就是所谓危机理论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内容。

个题目而论，那个规律的主要功绩是一种消极的功绩。萨伊成功地表明，不管生产过剩现象在个别危机的历史图画中显得多么庞大，从它却不能得出原因上的说明：说有危机是因为总共生产得“太多”，那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是消极的，这一贡献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说是科学的周期分析的源头，标志着科学的周期分析与分析之前的思想的分离。

但萨伊企图对他的规律所作的积极的应用，其价值则要小得多。他依据该规律错误地（虽然表面上是合乎逻辑地）推断出：如果普遍的生产过剩不能解释危机，那么部分的生产过剩一定是产生麻烦的根子——某些商品售不出去是因为它们缺乏配件，或者说某些商品的表面生产过剩实际上是由于其他商品的生产不足。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比例失调危机理论”，②该理论在十九世纪由于缺乏活力而自行消亡了，虽然自始至终不乏个别的拥护者。其中之一就是李嘉图。他在《原理》第十九章稍稍改进了这种思想，为把“贸易渠道的突然变化”看作是扰乱的最重要的唯一原因提出了合理的——虽则自然是不充分的——理由。

像我们知道的，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跟着是查默斯）是反对萨伊规律的运动的领袖——他们的论点有些已被早先的作家特别是劳德戴尔说过了。很难给他们的理论加上名称，他们两人都没有使之完全系统化，就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特别是就后者来说，这些是关于停滞和长期失业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危机”的理论。可是，马尔萨斯远更接近于明确表述，我认为可以将储蓄过多型的消费不足理论归功——或归罪——于他：①当人们储蓄和投资达到这种程度以致由于价格和利润的必然下降而“没有动力去进一步增加生产时”，就会发生停滞。②这种论点本身不管有什么附带的优点——其中之一是，它认为停滞的根源在储蓄—投资过程中——如果用来解释“危机”，肯定是错误的，虽然如果仅仅用来表明生产有变为停滞的可能性，它是不错的。这一点无论怎样经常强调都不过分。但是西斯蒙第提出了那么多造成危机的因

② 萨伊所想像的比例失调主要是在生产过程同一阶段之内的不均衡：相对于上衣的生产来说，鞋的生产过剩。我们最好把这个名词限制在这种意义之上——自然，不反对形成比鞋和上衣更大的范畴——并把它同另一种理论区分开来，这种理论将周期或危机归因于各阶段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的失衡，例如投资货物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失衡。因为后一种比例失调总是同其他因素相连的，如货币的因素或储蓄过多，因此是症状或结果，而不是“原因”。

①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总可以把消费不足称为生产过剩。因此，冯·伯格曼称马尔萨斯的理论为“被引起的生产过剩理论”。每当一个作者将困难的根源归之于消费者行为时，作出清楚的区分，避免使用生产过剩一词，似乎更为有益，尽管其结果也是某种生产过剩——就像为了同一理由，我们给“比例失调” 一词下了更严格的定义一样。我们将区分三种消费不足理论，全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储蓄过多型，马尔萨斯是其主要的鼓吹者。第二是非支出型，强调未由投资决定所抵消的储蓄决定所引起的扰乱。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简略地谈到了这种思想，这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应当归之于例如魁奈以及他的几个法国先行者——但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以前，它没有在现代经济学中起任何重大作用。第三是大众贫困型，它将供应过多归因于劳工因工资低而无力“购买他自己的产品”。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提倡者是西斯蒙第，而远更明确的则是洛贝尔图斯。这个理论，正如马克思所熟知的，是不值得讨论的，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工资收入不足以——甚至是日益增长地不足以——按能补偿成本的价格购买全部产品，不会阻止为满足非工资收入者对“奢侈品”或对投资的需求而进行的无限制的生产。

② 参阅马尔萨斯的信，见 J.M.凯恩斯：《传记论丛》，第 143 页；还有当时德国对马尔萨斯与萨伊争论的

讨论，K.H.劳：《马尔萨斯和萨伊论当前贸易不振的原因》（1821 年）。

素，以致不能令人满意他说他主张哪种理论。他无疑主张储蓄过多论，该论点是他对生产和消费失衡的分析的核心。①但是低工资所造成的消费不足却更加突出，一方面是由于“恶性”收入分配本身，另一方面是由于节约劳动的机器所造成的就业不足。还有与他的先后顺序分析相关的一种思想，即增长着的产出会满足总的购买力，后者是由于以前参加较小产出的生产所赚得的。而且，西斯蒙第还十分正确地重视所有随机变化，正是透过这些变化，理论家们看到了平稳的最后长期正常状态。这样，他就变成了所有“解释” 的守护神，这些解释满足于谈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满足于谈论生产者不了解别人在做什么或购买者想要什么，虽然在这种文献中可能找到的那些粗糙而不成熟的东西不应归之于他。拿破仑以后的萧条现象向他昭示了所有各种困难的多种多样的根源，将其组成一种指控比将其组成一种分析的原则更为容易。

这样，他也就处在这样一种思潮之中，这种思潮产生了一种理论，它从大约 1850 年起，到十九世纪末，会获得一些才华出众的经济学家的大力支持，我们将要再次提到它。简言之，这种理论可以表述为：当任何足够重要的事情发生差错时，就会发生危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之一是罗雪尔。① 但除了这种有点平庸的常识性理论外，罗雪尔所提供的东西只能称为他写作时流行的大部分思想的大杂烩。将它们全都加以阉割之余，他接受了萨伊的规律，但使它变成了一个恒等式；②他接受并扩展了李嘉图的贸易渠道突然发生变化的论点；他小心地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储蓄过度的因素，虽然他说马尔萨斯过分强调了他的论点；他承认，储蓄如果不用于投资，就是“有害的”

（《原理》，第 220 节）；他接受了西斯蒙第提出的几个论点；最后，也许是在约翰·穆勒的影响下，他承认在固定投资中吸收资金的作用③——所有这一切他都没有试图去进行严格的表述或使之彼此协调。产生这样一种成就的情况尚有待于进行事实方面的调查研究，关于各次危机有几部很好的专著，但我只能提及维尔特的那部全面而非常成功的危机史。④

① 除了西斯蒙第在布鲁斯特的《爱丁堡百科全书》上发表的文章和《新原理》之外，特别要参阅他的《消费与生产的平衡》一文，载《百科全书评论》，1824 年 5 月。在该杂志上（1827 年 6 月和 7 月），他还就这个题目与迪努瓦埃进行了交锋。

① 《原理》（德文书名 Grundlagen，第 1 版 1854 年；英译本 1878 年），第四编第 216—217 节论“商业危机”以及第 220 节“当储蓄为有害时”。每当生产被突然而大量地增加或消费被突然而大量地减少，或“工业的正常进程被扰乱时，就必然会发生商业危机”，这一理论在《论国民经济》（1861 年）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说明。这种观点在法国非常普通，有时依据这种观点可以对个别情况作出敏锐而富有教益的分析。在这方面可以援引库塞尔—塞纽尔、谢利埃等许多作家，他们只是在强调可能特别发生作用的因素——例如信用扩张——上彼此有分歧。可是，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够了：约瑟夫·加尼尔的 Elé ments[《纲要》]

（1845 年；后来更名为 Traité[《论文》]），特别是他的论《商业危机》一文，载《商业与航海的普通理论与实践词典》（1859 年）。

② 可是，在这样作时，他无意中作出了一种表达，那是很优美的，在现代人听来会很熟悉，虽然像我们知道的，他完全误解了萨伊的意思：他说萨伊的规律对包括货币在内的所有商品来说都是真实的。

③ 这一理论在当时曾由几个作家详细说明，包括 V.博纳特：《有关危机的经济和金融问题》（1859 年）。

④ 马克斯·维尔特：《商业危机史》（1858 年）。他对分析的贡献不大。但他是试图对危机作出描述性分类（信用危机、资本危机、投机危机等等）的首批作家之一，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受到许多德国学者的重视。他也强调了危机的国际方面。

图克和奥弗斯东勋爵的周期分析，比我们到目前为止考察的分析工作，具有大得多的意义。虽然“危机”在整个这一世纪中占据着舞台的主要场面，但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许多观察家——

在其中，经济学界的科学领袖们却并不突出，这并不是他们的光荣—— 已经看到，危机只是一个更根本的波浪式运动的阶段，只有在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危机。从一开头，作家们就使用“周期”或“商业周期”一词来表示这一运动的单位，①并谈论这种周期的“周期性”，可是大多数人这样说的意思只不过是各个阶段的一定顺序，而不问时间的长短。②可是有一些人确曾提出大致的（如果不是精确的）相等长度，其中“十年周期” 最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流行——甚至马克思也曾用一种含糊的方式去试验它。这种开拓性工作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杰文斯和朱格拉的开创性成就，可是这留待第四编来考察更为方便，在下面的脚注中，我提及另外几个人，他们差不多被忘记了。注意：在这种工作与早先讨论的供应过多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它是独自成长的，同这个时期的一般经济学很少历史牵连。它的作家们同职业经济学家处于一种淡漠的和彼此互不关心的关系。可是应该说，每一个集团都从另一个集团得到了帮助。①

但是图克和奥弗斯东确实影响了这个圈子以内的意见，——

① 这种思想是新的，但这个词却不新。在《论赋税与贡金》（1662 年）中，威廉·配第爵士在试图估计土地的正常地租的过程中，提到丰收和歉收的顺序时就使用了这个词。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一般经济周期有过任何概念，或者他想用收成的丰歉去解释它。

② 关于这一点，由于下述事实而产生了一些混乱：使用严格意义上的“周期性”一词——不变时期中的重复出现——的某些现代作家，把同样的意义归之于所有使用这个词的作家，然后在应当谈论对长度不变的时期的肯定或否定时，却谈论对周期性的肯定或否定。这一点必须自始至终记住，奥弗斯东勋爵谈到过“定期重复出现的状况”，但不曾断定说它们是在相等的时期中重复出现的。朱格拉（参阅下面，第四编第八章第 9a 节）谈论过危机的定期重复，但他提供的日期表明，各次危机之间的时间距离是极不相等的，此外，他明白否认他所提供的材料表明存在着任何确定的时期。

① 我首先提出约翰·韦德，他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客气几乎未能掩盖一种类似于蔑

视的感情。他在《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3 年）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萧条和繁荣的商业周期”的相当全面的理论，他认为这种周期平均长度为 5—7 年，主要依价格和就业来测定。虽然他的推理是错误的和不能令人信服的，但作为一种内生动态模型的原始实例却具有一定意义：这种模型通过价格与消费之间的滞后关系再现了萧条与繁荣的交替。要提及的第二篇著作，是海德·克拉克的《物质经济学》（见《铁道记录》，1847 年），我只是从杰文斯的报道（《对通货和金融的调查研究》，第 222—223 页）中才知道的。他定出十年的周期（1796 年、1806 年、1817 年、1827 年、1837 年和 1847 年是危机年份，这看起来有点人工痕迹），此外还有一个大约 54 年的长时期，这令人吃惊地预示了后来的大周期或幅度、尤其是康德拉捷也夫的长波（参阅下面第四篇第八章）。但他企图用气象方面的事实来进行解释是徒劳的。接下来我要提到《曼彻斯特统计学会记录》上发表的有趣的文章，特别是 W.兰顿（1857—1858 年）和约翰·米尔斯（1867—1868 年）的文章。两人都为十年周期提供了一些证据，都把这种周期同心理的（“道德的”）因素相当含混地联系在一起。此外，兰顿预示了杰文斯的“秋季消耗”分析，并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每年第三季度特别有利于危机的爆发；米尔斯特别称他的周期为信用周期。在美国，从重复出现的意义上所说的周期性很早就得到了承认。在其他国家，人们则热烈讨论银行偿用是否为周期产生的原因这一问题（例如参阅 C.拉格特在 1839 年出版的《论信用与银行业》一书中进行的讨论；这位作者也提出了一种有趣的但动力不足的消费过度周期理论）。R.黑尔（《银行能增加可以贷放的资本吗？》，载《亨特商业杂志》，1852 年）是把周期归之于经济进展加速所起的作用的少数几个最早的作家之一。

自己又受到它的影响——他们的分析工作成功地发动了对“这种”

商业周期的新的分析。②还有，他们彼此产生的影响比他们所认识到的，或者无论如何，比他们所准备承认的要多；他们的方法和结果的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更为重要。普通的印象与此相反，那是因为，第一，在关于中央银行的政策方面，他们的意见是敌对的，特别是因为他们就皮尔法案发生过争论。第二，从类型上说，他们是迥然不同的人，会把同样的事实或结果表达得如此不同，看起来就像两种不同的事实或结果一样。第三，他们在理论和事实诊断上确实有些分歧，这种分歧两人都强调得有些过分了，就商业周期分析而论，实际上比看起来的分歧要小些。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研究工作所处状态下，他们看到了并（至少是在直觉上）理解了商业情况的周期变动现象，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根本的相同之点。但是他们用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的方式，极好他说明了他们的心灵结构的不同，这使得那么多的历史学家忽视了他们所有的共同之点。就图克从讨论个别情况得出结果的方法来说，对现象的了解同他的浩如烟海的详情细节完全溶合在了一起，以致对现象的了解在哪里也不显得突出，以致他看见了这种现象这一事实本身，还需要由一个很高的权威①来证实。奥弗斯东勋爵则善于作理论上的讨论，虽然无疑地也是根据事实，特别是他作为一个银行家所经历的事实。他大胆而果断地提出“商业的状况”（他的引号）“显然依照一种既定的周期循环”，他把这种周期划分为静止状态、改善、信心增长、繁荣、激动、贸易过度、骚动、压力、停滞和痛苦，“最后又以静止告终”。②这十个阶段的重要性也不比图克的两个或三个阶段更大。但它们的先后顺序仍然是有意义的。

两个作家都没有自觉地试图使他们的各个阶段具有一般的特点——能产生周期的标准图景的特点。但是可以证明，他们看到了有经验的商业实践家会看到的一切东西以及实际上我们的丰富的统计资料使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价格、利息、信用、黄金流动、投机与投资以及它们同商业活动和贸易过度的关系，自然在他们心中占主要地位。但是有这样一种差别：图克虽然凝神于连续发生的历史事实，却提供了大量的相关因素，这是奥弗斯东的著作中所完全没有的，可以假定在他的思想中也完全没有。在这种因素中，有两个因素值得特别提到。第一，图克自始至终强调“谷物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收成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把收成周期理论归之于他——任何这样的单一因素理论对于他的思维方法都是十分陌生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归功于他

② 有些当时的作家，尤其是海德·克拉克和兰顿，认识到有多种周期同时在进行。可是，图克和奥弗斯东却只知道一种类型的周期波动。

① 这个权威就是 T.E.格雷戈里爵士。但图克在《价格史》第九章和第十章（第二卷，特别是第九章第二节最后一段）对 1828—1837 年情况的描述（正如凯珀所指出的）则令人信服地表明，他知道有一种确定的周期机制，在此处，他把这种周期机制描述为：在“市场日益繁荣的状态中”，供给落后于消费，而在后来的“停滞”阶段，情况与此相反。在第一卷第 175 页上可以看到：“在各个阶段，信心和失去信心、企业精神和失望的不同时期发生变化和交替”。甚至有一处暗示了十年的周期。

② 这个有名的段落是常常被引用的，它见于《对 J.霍斯利·帕尔默先生论货币市场压力的原因与结果一文的读后感》，1837 年（重印于《论文集》，第 31 页）。但是只有依据散见于他的全部论文、书信和证词中的没有系统的评述（参阅上面，第 4b 节），才能概略地了解他的看法。还有许多未作最后决定的细节，也有一些不能解决的矛盾——可以公平地假定，他从来没有完全想通过他的思想。

的是：他使得这一因素保持在读者眼前，他对这一理论给予了推动，即使在杰文斯写作以前，这种理论就已经得到了某种支持。①第二，他强调了繁荣时期是和固定资本投资——特别是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铁路建设的繁荣联系起来看——与技术变革有关系的。

强调这两个因素，当然也就是在因果分析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图克和奥弗斯东的周期理论主要是一种“内在”理论，即是说，两位作者均试图表明，周期过程的每一阶段是怎样由前一阶段中流行的状况所诱致的。但他们均不以此为满足。图克的方法产生了大量说明性的、附带的和随意的因素，但奥弗斯东勋爵也看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技术进步，他接近于将其看作是上升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将纯粹的货币周期理论归之于奥弗斯东个人是十分错误的，这种理论在周期中所看到的，只是一种管理不善的通货和信用制度的变化莫测，在他的英国战友中无疑有人拥护这种理论，在美国则有更多的拥护者。①奥弗斯东本人明白宣称，造成上升的不是银行的政策。②可是这种解释对货币周期理论的现代鼓吹者——特别是霍特里和冯·米塞斯——可能具有的意义，可以用以下两个命题来加以限定。

第一，不管他关于最后原因的问题是怎么想的，奥弗斯东勋爵肯定认为，银行贷款通过发行银行券和“创造”存款扩大到超出，“实际”资本③的范围，是产生这样一种事件进程的原因：这种事件进程同贷款总是维持在实际资本范围以内所会发生的事件进程有质的不同。他认为，在后一情况下也可发生失误；但是，不管怎样频繁，每一种失误都是个别的事件，不一定彼此有牵连，因此可以在当时就被吸收。但是如果信用扩张大大超过了那个范围，那么经济过程的整个结构就被扭曲了。厂商的投资普遍增长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经济的根本状况并不能证明其为正当，因此只是在这种通货膨胀继续进行时这种投资才是正当的。这超出了图克从来没有加以否认的以下说法中所包含的意思：过多的低息货币会促进“贸易过度”，加剧它的后果。

第二，奥弗斯东勋爵用一种纯粹的或占统治地位的货币机制去解释从“贸易过度”到“震动、压力、停滞”的事件转变：萧条是对以前繁荣的反作用，但它主要是对繁荣时期信用扩张的反作用。这种信用扩张抬高了价格，从而造成现金的流失（流往外国和流入流通过程）并威胁银行券的可兑现性。这一定会抬高利息，后者又会动摇信心，缩小银行存款及现有商业票据的数量

① 冯·伯格曼（上引书第 239 页）提到一位法国作家布赖恩（《商业危机》，1840 年；《谷物价格、自由贸易与储备，1857 年），该作家提出了一个轮廓分明的收成理论，意思是，周期从根本上说只是丰收和歉收的魔力对社会总收入的影响。

① 甚至 G.W.诺曼（《对货币与银行业方面一些流行错误的看法》），属于颇有名声的作家之列，也最接近于主张上述意义上的纯粹货币周期理论，但承认许多其他的原因要素，从而对它作了根本的修正。关于美国的例子，参阅 H.E.米勒，上引书第 193 页以下。

② 特别要参阅他的《致 J.B.史密斯的一封信》（1840 年）。无疑地他有时就这个题目不加小心地发表意见，但我不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提到的陈述同其他的陈述是有矛盾的；或者它们只不过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让步，是从事政治争论的人常常被迫作出的。

③ 这是他在《向下议院银行法律委员会提供的证词》（1857 年）及其附件（1858 年重印）中使用的词语。我认为把这种实际资本同银行从公众储蓄或通过输入黄金得到的购买力存量等同起来是没错的，因此他的立论是指向李嘉图的“虚拟”资本。或许这种区别在他的银行家的心目中是同下述不同的但有关系的区别连系在一起的：可供长期投资之用的资金，与虽然只能供短期之用却用来供应长期投资的资金。

（《论文》， 1857 年，第 264 页以下）。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仔细而透彻地予以阐述，而后来的分析，借敌对批评之助，则使我们习惯了仔细而透彻的阐述。但是一般的涵义是足够清楚的：是本身就不稳定的货币和信用，使得经济进步不稳定，需要的是银行改革以稳定经济进步——诚然不能完全稳定经济进步（奥弗斯东一再地否认这一点），但要尽可能地予以稳定。图克批评了这一切；他不相信“虚拟”资本的存在，或者说无论如何不相信它的重要性；他极度轻视利息在周期中的作用；他不认为信用收缩是造成下降的最重要因素。这的确足以使他在政策方面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当我们一方面考虑到奥弗斯东对自己的论点所加的限制，另一方面考虑到图克对自己的否定所加的一切限制时，我们便会发现，两人的意见分歧大大缩小了。

由此可见，可以收集到大量思想和分析成就，它们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我们已提及各种生产过剩理论，同时也提到最质朴的生产过剩理论是如何被排除的；我们已提及几种消费不足理论，并且也提到了暴露它们缺点的批评性著作；我们已提及各种形式极为不同的随机扰乱理论；我们已提及商业周期的发现，以及关于它的货币理论和投资理论的出现；甚至还有消费过度理论和收成理论；

尤其是，我们提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统计工作的开端。然而，奇怪的是，在这个时期终了以前，似乎没有人知道所有这些砖瓦，或者懂得它们是砖瓦，等待着人们将它们组成一所综合的建筑物——

虽然只是暂时的综合。约翰·穆勒未能完成这一任务，虽然他所提供的综合比初看起来要多。①他用对利润的预期——由有利的或不利的事件所诱致的——来描述周期机制，这种预期影响商人的股票，从而影响价格，价格最后继续上涨，其原因只是它们已经上涨；当认识到上涨已经超过了最初事件所许可的范围时，又开始下跌，直到它继续不断地下跌，因为它们已经下跌。在细心地指出“即使在一个不知信用为何物的社会中”也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后，他又强调：轻易扩大的信用会大大增加这种波动的剧烈性。但是商业危机——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状况：“大量商人和交易者同时难于或担心将难于偿还债务”——在“信用没有特别扩张”时也会发生，即当通常供应贷款市场的资本有很大一部分被对外支付、固定投资等等非正常需求所吸收时。他驳斥了质朴的生产过剩理论和消费不足理论，特别是储蓄过多理论，但在萧条事件中为供应过多和支出不足找到了位置。利息也得到了自己的适当的位置；

纯粹货币性的内部和外部流失机制也是如此。周期性（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也是存在的。我想这就足以把我在试图重现穆勒对周期的分析时所感到的单调乏味传达给读者了。但是虽然很平庸，所有这些也是普通常识，却为进一步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细读 A.马歇尔关于这个题目所说的话时，①我们的确发现了更多的材

① 这部分地是因为穆勒没有在任何地方把他关于危机式周期所要说的话全都集中到一起。他在《原理》第三编第十二章第三节草率地谈了一下这个题目。但是有关的材料可以在许多其他的地方找到，特别是在第三编第十四章和第二十三章，以及在第四编的第四章。

① 材料集中的地方是《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 年出版）中的第四编“工业、贸易与信用的波动”，但主要是很早以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一些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此外，马歇尔的《原理》中也有几段话与此有关。正文中“价格上升或下降是因为它们已经上升或下降”一语，是马歇尔的话。

料，而没有相同的单调乏味感；但在实质上，他的处理只不过是对约翰·穆勒的暗示的一种阐释罢了。许多其他的学者也受到了穆勒的影响或者甚至是启迪，甚至马克思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

马克思关于商业周期的分析是“未写出的一章”，使所有的，或者甚至是所有正统的，马克思学家同意的关于这种分析的统一画面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②首先我们应注意方法论上的几个特点。马克思总是意识到自己是在广泛不同的抽象水平上进行推理——有时是在同一页上。在周期方面，注意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既然每一周期是一历史的个体、是部分地由在其他周期没有完全类似之物的情况所决定的，我们就总得处理——甚至要为之构造专门的理论——这样的事实，其相关性随我们愿意在上面移动的抽象水平而不同：一种周期理论可能仍然旨在成为一般的或相当一般的理论，但又包括从纯粹模型的角度看没有意义的因素，这大大地增加了解释上的困难。此外，马克思细心照顾到使周期运动得以发生的一般制度上的状况与实际使之发生的“原因”或因素之间的重大区别。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名的“无政府状态”、货币在“实物”交易之间进行的干预、银行信用的变化莫测，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值得考虑的事实，但只是容许的——虽然是必要的

——

条件，而不是“原因”：他完全认识到满足于指向这些以及类似事实的任何“理论”的空洞性。

最后，他把另一组事实即症状同条件和原因区别了开来。①有理由认为：忽视这种区别肯定是产生分析错误和无谓争论的肥沃土壤；这种方法论上的贡献本身，就是以使马克思在该领域的分析工作者当中享有很高地位。

其次，我们必须试图评价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崩溃之间的显而易见的关系，《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似乎是这样暗示的。

马克思理所当然地使用了（或许是十年的）周期概念。危机对他来说从来只是周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像他似乎相信的那样，他确实相信，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消逝，危机会变得愈来愈具有破坏性，那就可以很自然地认为：他把这个推测的事实①同最后的崩溃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很自然

② 关于这个题目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参阅 P.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现论》，第三编。比斯威齐博士自己的解释更近于正确的，在我看来是 H.史密斯的解释，见他的《马克思与商业周期》，载《经济研究评论》， 1937 年 6 月，请读者特别参阅此文——部分地因为有了此文，下面的评论就可以简短一些。我的唯一的另一个辩解是，在本书容许的篇幅内，不可能依据大量有关的材料作出差强人意的叙述，这种材料大部分可以从《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特别是从《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找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些有名的但不充分的段落，实际上重要性较小）。有几封信也是重要的，例如马克思就英国纺织工业中耐用资本的更新期问题与恩格斯的通信。

① 在《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克尔发行，1906 年）第 695 页上有这样一句话：“政治经济学的肤浅

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中译本第 694 页——译者]自然，整个“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如此。但是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意思包含有大量的真理。

① 关于这个“事实”本身和马克思对于它的相信都有许多话要说。我们可以“证明”他持有这种信念，就像我们能“证明”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暴力所推翻那样。他可能持有这两种信念，到临终时可能又放弃了这两种信念。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注意（a）危机变得越来越剧烈的论点不是他的一般理论在逻辑上固有的东西，（b）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希法亭，在 1929—1933 年的事件似乎提供了

地认为，他希望资本主义在最后一次危机中崩溃，这次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化为灰烬。可是，对马克思的基本概念更为公平的做法是：忽视证明他持有这种观点的那类证据，强调在他的分析中周期过程本身和指向崩溃的趋势——特别是，如果崩溃只不过等于停滞——在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的现象，每一种没有另一种也可能存在。这样做并不会妨碍他去把重复出现的危机看作是“导致”最后的不可维持的社会情势的“原因”。

最后，我们必须试图收集马克思在从根本上或“原因上”解释周期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并像我们以前的许多人曾经试图做的那样，弄清究竟有没有任何关于周期的明确理论能归功于马克思，即使他从来没有明白地写出来。头一步很容易做到。马克思显然看到，按平均活动、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这几个阶段（或用他的话来说“时期”）运行的（“但被较小的摆动所打断的”）“十年一次的周期”，②是“现代工业的特征”，而不只是一系列事件或偶然事件的结果。并且他明确地认为其根源在积累过程之中。但除此之外，却只能肯定一件事，即，他把这一过程（包括它所带来的生产能力的增加和“它所创造的产业后备军”）看作是离开均衡的运动，把危机看作是异常的灾祸，它定期地重建均衡，又通过彻底摧毁资本价值，为商业盈利再创造条件。这是一种有希望的研究方法，它避免了许多可能发生的错误和无关的东两，有意把人们引向尚待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积累过程在本质上① 是不均衡的？

由于马克思把周期看作是资本主义生活的基本形式，我们不能把随机—

—扰乱理论当作答案。由于他对周期的信用理论表示蔑视，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排除在外，不管他多么重视由一种扩张的信用制度所促成的投机及其他过分之事。他肯定不是质朴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从傅立叶的生产过剩危机的意义上说——的拥护者。②也不应像他的朋友和敌人常常认为的那样，认为他持有消费不足理论，该理论把危机同劳动者的购买力不足联系在了一起；在门外汉看来，该理论似乎是和剥削紧密相连的。③这种理论属于洛贝尔图斯而不属于马克思，像马克思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完全了解这种理论的弱点，并且用了那么多文字去驳斥它。①这样，最后似乎就只剩下了利润率下

一种证明以前，驳斥了这一论点。

②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第三节（英译本 1906 年，第 694 页）。[中译本也是第 694 页。——译者]

① 要理解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积累过程会受到投机狂热、错误以及各种失误等非均衡因素的影响，并不困难。但正如马克思清楚地知道的，这些因素并不能解决最后的理论问题：为什么周期波动是资本主义逻辑所固有的。

② 读者决不要被马克思的著作中频繁出现生产过剩一词引入歧途；像我们所看到的，在他的阶段顺序中甚至也出现了这个词。对他来说，这个词除了描写意义外，别无其他含义。在他的周期现象学中，货物的全面不能脱售当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他并未将任何因果上的重要性归之于它。有些追随者（例如 K.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中，1891 年）则不然。

③ 参阅上面，本节第 541 页注①。由于从来没有人把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段话中称为非支出（觊恩斯）型的消费不足理论归之于马克思，因而坚持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总是急于投资这一事实就不免是多余的，从而强调情况中的这一因素在他的体系中没有地位也是多余的。由于这些资本家投资是因为在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投资，所以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马尔萨斯的消费不足。

① 关于这一点，参阅 H.史密斯，上引书第 193—195 页。工人们的消费不足的确是起作用的，但只是以一

降——对马克思来说，这不是积累本身造成的结果，而是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而言不断增长的结果——但用这个规律来达到手头的目的时，事实上有几种可能性出现在眼前。首先，这个“规律”可以在最高的抽象水平上存在。其次，毫无疑问，繁荣时期是超过正常投资的时期，而由此造成的生产能力增长会对价格和利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一定起原因的作用，但必然总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②最后，马克思所说的积累导致失业，倾向于摧毁在任何时候存在的工业结构（毁灭较小的和效率较低的厂商等等）。可是，马克思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些因素没有一个能很容易地说明积累过程的周期形式，更难说明危机的出现。无论如何，他没有提出明白地以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为基础的解释性假说，这也许是很聪明的。③

种间接的和次要的方式起作用，不是作为根本的原因：如果工资高些，即剥削的程度小些，积累率也就会小些；由于周期是积累造成的，因而我们可以预期，在那种情况下，周期会不那么明显。

② 这个事实当然能用“资本的生产过剩”一词表示。但这并不能使马克思成为生产过剩或比例失调理论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