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经济发展概念

在前面（第一编，第四章，第 ld 节）我曾试图说明我所称的“想象”的意义和作用：想象就是对所要研究的现象的最初知觉或印象，然后通过事实的和“理论的”分析，经过无数次协调和取舍，把它变成科学的命题。但当我们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想要做的只是表述诸经济数量如何（在纯粹逻辑的水平上）“结合在一起”时，也就是说，当我们关心的是静态均衡的逻辑甚至只是静态过程的主要特征时，想象的作用就不那么大了，因为我们研究的实际上只是几个非常明显的事实，这些事实我们是容易觉察到的。当我们转而分析长期变动过程中的经济生活时，事情就完全两样了。想象这个过程的真正重要的因素和特点，同我们一旦已经（或者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它们而只是去表述它们的运行方式相比，要困难得多了。因而想象（连同它带来的全部错误）在这种冒险事业中要比在另外一种冒险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大些。这可以举我们时代的“停滞论”作为例子来说明。这种理论认为：资本

① 关于马克思是如何从最后所要解决的问题中把地租消掉的，参阅前面，第一章，第四节；关于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所列的分配方程式，参阅后面，第六章，第 6g 节。

主义制度已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发展私人企业的机会正在枯竭；我们的经济在震动中已经陷于一种“长期停滞”状态，或者象某些人欢喜说的那样已进入了“成熟”阶段。无疑地，有人一直在搜集事实和论据来证实这种理论，它也被体现在了理论模型中。但很显然，这些事实和论据所要合理说明的预先存在的想象或印象，乃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创造出来的，因为即使没有其他的理由，有关的观察所包括的时期也太短了，而且这个时期所受的显然不正常的事件的影响也太大了，以致不能保证任何那一类的结论或预言是正确的。经济学家的想象在一个世纪左右以前，并不比这种情况更好。我们将讨论三种有关人类经济前途的想象，这是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作家企图表述并证实的。换言之，我们将讨论三种经济发展理论。

第一种想象主要是同马尔萨斯、韦斯特、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它充分证明这些人被称为“悲观主义者”是正当的。它的人所共知的特点是：人口的压力，现在已经存在，预期将会更大；自然对人类为增加食物供应所作的努力将越来越没有反应；因而，勤劳的净报酬将不断下降，实际工资将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地租（的绝对分额和相对分额）将不断增加。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不是这些“古典作家”如何给予他们这种想象以分析效果，即是说，不是他们如何表述他们的人口、农业报酬递减等等“规律”以及他们在分析上如何利用这些“规律”。这类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研究。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认为自己所看见的是什么，即他们分析背后的想象——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就是他们的先人之见。

值得注意的最有趣的事情，是这种想象竟然如此缺乏想象力。这些作家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最为壮观的经济发展的开端。巨大的可能性就在他们的眼前一一变为现实。然而，他们所看到的却只有受到束缚的经济，人们为每天的面包而奔忙，得到的面包却愈来愈少。他们深信，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增加到头来终究不能抵抗致命的报酬递减规律。詹姆斯·穆勒在他的《纲要》中甚至为此提供了“证明”。换言之，他们全都是停滞论者。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全都预期在将来会出现一种静止状态，这在此处不再意味着一种分析的工具，而是一种未来的现实。

很显然，约翰·穆勒的情况要好一些。他完全抛弃了“悲观主义”，甚至聪明得认识到没有理由要把群众的前途看成是“毫无希望的”。可是，这仅仅是因为他象另外一些马尔萨斯主义者如查默斯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相信人类正在记取马尔萨斯的教训，人类将自愿地限制人口繁殖，从而资本与人口之间的竞赛将由前者赢得。在这一点上，他证明自己是一个比另外一些人更好的预言家。但他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引擎将要取得的成就却毫无所知。相反，到晚年（1870 年左右），他实际上却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停滞论者，相信私人企业经济已经大致上完成了它所能做的事情，而经济过程的静止状态已近在眼前。但在他和现代停滞论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区别。他不象亚当·斯

密和李嘉图那样，带着优虑不安的神情来看待这种静止状态（《原理》，第四编，第六章），因为他把人口过剩这个怪影消除了。但他也没有现代停滞论者的那种忧虑不安，因为他并不惧怕消费不足这个怪影。对他来说，静止状态看起来是相当舒适的——仿佛是一个“不慌不忙”（他自己的话）的世界，象他这样的哲学家是会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的；在这个世界中，到

处会有适度的繁荣（或者更好一些）。①至于在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主要职能不断丧失的环境中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究竟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我们可以代他回答说，他所想见的静止状态的到来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而在制度和心理方面即时作出必要的调整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同所有的英国“古典作家”相契合——或许我们还可以说，同他那时代的精神相契合——约翰·穆勒大大低估了个人首创精神这个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因而他过分强调了有形的生产者财货的单纯增加的重要性。而在这一点上，他又过分强调了储蓄的重要性。②他接受了杜尔阁和斯密的投资过程理论，理所当然

地认为，重要的事情是要有某种可以投资的东西：投资本身不会提出什么问题，不论是在敏捷性方面（投资在正常情况下一定是立即进行的），还是在方向方面（投资是受投资机会指导的，这种机会对所有的人都是同样明显的，并且是不随投资者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①于是；储蓄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而储蓄是从来不会造成阻碍的；储蓄行为本身不会造成阻碍，因为储蓄的款项会立即用在生产性劳动上；由此而造成的生产能力的扩大也不会造成阻碍，因为根据正确计划生产出来的产品总是能够按可以维持成本的价格出售的。②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约翰·穆勒的经济发展图式也象萨伊的一样，实质上是没有障碍的。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图式是有障碍图式的两个例子，在这两个图式中障碍均不是从储蓄本身产生，而是从由此造成的生产能力的增加产生的。

李嘉图的图式也是有障碍的，但这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存在于他对报酬递减律的解释中。

第二种关于经济前途的想象，属于“乐观主义的”类型，可以用凯里和李斯特这样的名字来最好地加以说明。不管我们对他们的经济分析的优劣抱有怎样的看法，至少他们是不缺乏想象力的。

他们直觉地感到，有关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事实是它创造生产能力的力量，并且他们看到了在最近的将来朦胧地现出的巨大的潜在可能性。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虽然想象力要少一些，但却不乏正确的判断，他们不肯接受李嘉图派和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它打了折扣。此外，在技术理论方面多少追随萨伊的那些人很自然地认识到了，不论是事实还是分析，都不能证实李嘉图的想象。这些人被称为“乐观主义

① 这种静止状态是一种特殊状态，不符合上面所下的定义。它并不完全排除技术进步或资本的增加。它实际上只是在人口方面的静止状态，认为这样会使得一切能够比较平静地进行。

② 自然，我们可以给储蓄下一特殊定义，使这句话变得没有意义。但我说的储蓄（或节检）是我们全都知道的那种独特现象（除非我们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理论太熟悉了），因而我把它看成是有形资本财货积累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于是我的这句话就意味着，约翰·穆勒象所有遵循杜尔阁与斯密路线的作家一样，在相信节俭是这个过程的最重要的（表示原因的）因素这一点上走错了路。

① 这种机械论的观点也是“古典作家”经济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完全没有觉察到，资本主义现实有多么大一部分就被他们这样无声无息地抹杀了。

② 后面这个命题要比约翰·穆勒和他那个时代的同他走同一路线的经济学家们所认识到的更加难于处理。但反对这一命题的人是处于该命题所申述的有限真理之下而不是超出其上的。还有，虽然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狭窄的方式（只是通过储蓄），但穆勒毕竟由此而承认了在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真理中最为明显的那一个，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其本身的逻辑，是有助于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的。

者”；

而且部分地——但不是全部地——由于马克思的影响，产生了一种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浅薄的传统。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同完全应当这样称呼的许多作家——巴师夏类型的——连在一起的。但是这种“乐观主义”本身是比“悲观主义者”的想象和理论更为正确的一种想象和一种理论的结果：一种学说所包含的真理的多少并非总是同这种学说的提倡者所具有的能力成正比。①

第三种关于经济前途的想象和相应的经济发展理论是由马克思一个人提出来的。马克思的这种理论所依据的是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所作的诊断，这种诊断从根基上就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污染②，没有提供充足的事实，也没有作充足的分析，便完全错误地预言人民大众将日益贫困化，尽管如此，马克思的理论却是最强有力的。在他的一般思想图式中，发展与那个时期的所有其他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发展——即经济静态学中的一个附属品——不同，它乃是中心论题。而且马克思把他的分析力量集中使用在这样一项任务上，即证明由于自身内在逻辑而不断变动的经济过程是如何不断地改变着社会结构——事实上是整个社会。我们已经谈到过这种构想的伟大；下面我们将简单地讨论一下它的分析方面。

这里只能提到两点。第一，在当时，对于未来的资本主义引擎的规模和力量，没有人——甚至是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有共同看法的最坚决的乐观主义者——有过更全面的构想。带着一种目的论的古怪气味，马克思再三说到，创造出一种适合人类文明更高形式的需要的生产机构，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或“特权”。不管现代实证论对于这种说法多么反感，他所要表达的主要真理在这一方面却是显得十分清楚的。

第二，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的动力诚然不完全是约翰·穆勒的没有色彩的“储蓄”：他把“储蓄”——或投资——按一种在穆勒的《原理》中所找不到的方式同技术变动连结了起来。然而动力仍然是“储蓄”，“储蓄”在他看来，也象在穆勒看来一样，是迅即变成投资的。马克思使用“积累”一词，以及他猛烈抨击有关储蓄创造物质资本的“童话”，只是掩盖了而并没有消除这个事实。马克思不喜欢储蓄一词，有正当的理由，也有不正当的理由。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财富一般并非产生于储蓄所得到的货币并把它们整齐地堆集起来，而是产生于开创带来报酬的泉源，这种报酬的资本化就是所谓“财富”。可是，马克思既不喜欢上述说法的含义，也不喜欢这样一幅图画：善良而节俭的人们把钱储蓄起来，直到成为富翁。因此动力就不得不永远是“剥削”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如此专断，以致危及了他的图式的解释价值：对整个社会过程来说，主要之点不论在何种场合下都是利用资本家的所得来创造生

① 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情况与阶级利益基本和谐这个学说的情况相类似。通过研究，可以看出这个学说只是部分地站得住脚——但比起阶级必然对立的学说来略为更能站得住脚一些。然而后者却一直被人用无比巨大的力量加以鼓吹，而且为激进派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武器。前者则从来没有被人有力地甚或令人信服地阐述过。而它也不合激进派知识分子的口味。因此，主张它的人很可能被嘲笑为没有勇气的人，而这种嘲笑同严肃的论证是完全一样有效，甚至是更加有效的。不过在当前这个例子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不管原因是什么，事实总是：关于一件事情的悲观主义的看法，在一般舆论看来，总是显得比乐观主义的看法更为“深刻”。

② 前面曾指出，马克思是从其青年时期的激进思想中得出他的这幅关于社会现实的图画的。

产能力，而不管这种所得是否产生于剥削，也不管是否为了进一步的剥削而再一次用来投资。一部分析史所必须提到的是，这个主要之点，在马克思和穆勒那里基本上是一样的，不管他们用来表达它的辞句有多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