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份额

从第五章第 5 节我们知道，的确有一大群作家，部分地预见到了下一个时期的主导趋势，他们把收入形成问题看成生产服务的评价或定价问题—— 这样就把价值，（生产）成本和分配这些现象连结在了一起。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观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由 A.斯密所提倡并由 J .S.穆勒所重申，却未被普遍接受，而且即使是或多或少接受它的那些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即使是萨伊本人或费拉拉——也没有完全接受这个观点所暗示的图式。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则正如坎南教授所正确指出的：①分配仍然是经济分析中一个半独立的部门；人们所说的“分配理论”，尤其是在英国，只不过是有关利润、地租和工资的不同理论的混合物，每一种理论都是以它自己的不同原理为基础的。②我们将采用这种图式进行下面的研究。

利润。 “古典作家”使用这个词只是意味着商业阶级的利得总额，对李嘉图学派的成员来说，这一阶级的理论典型就是农场主。③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和约翰·穆勒的著作的出版日期所限定的那一时期内，人们对这种利润所作的分析工作非常有助于澄清问题并为后来的分析奠定了基础，虽然这种分析工作既不能称为卓越的，亦不能称为深刻的。我们将根据两种观点

① 《生产与分配理论》，第 3 版，第 188 页。我再次向读者推荐坎南对主要英国作家的分配分析所作的详尽讨论，一是为了对它本身进行研究，二是为了同本书的论证作比较。

②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必须有保留地看待它。可是，在这一陈述中，就英国而论，真理大大超过了谬误。

③ 这可能使人惊奇。但这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农场主的情况比任何其他人的情况更好地表现了国民收入的三部分和”没有地租的边际”。还有，必须记住，对韦斯特和李嘉图来说，农场之所以占有主导地位，是由于粮食的边际成本同工资、从而同利润有关系。

即企业家精神的观点和利息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分析工作。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该时期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企业家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的职能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是由萨伊取得的），并看到这一进展暂时还不是很大。然而，却由此发生了一件事情：经济理论至少是获得了第四种因素，即雇用其他因素并将其“结合在一起”的因素，这本来应导致—

—而实际上却没有导致——对“资本家”的作用有更清楚的认识：资本家本应从资本主义工业的中心地位上被驱赶下来，在受雇用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占有更适当的位置。① 虽然李嘉图和西尼尔都没有这样做，但我们却看到，J.S.穆勒的《原理》对这个时期整个经济学界实际上已经达到的观点作了较好的表述。特别是他对企业收入的分析在所有各国在未来半个多世纪中变成了一种标准。商人所获得的，首先是马歇尔将要称为“经理工资”的东西，其重要性已由冯曼戈尔特的“能力地租”的概念所强调；这一概念的萌茅已经可以在穆勒的书中找到。其次，实业家还获得了承担风险的报酬：就我所知，没有人曾经不惮其烦地去调查研究，为什么这个项目必然是正的。可是，坎梯隆的“按一定价格购入生产性服务，以便生产一种价格不确定的产品”这种说法，在奈特教授的著作②刊行以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名声，也就是说，这种说法不是在这个时期之内获得应有名声的。第三，商人获得了其所使用的那部分自有资本的利息。但是应当注意，李嘉图和马克思偶尔也承认第四种归于商人的收益，这种收益实质上是暂时性的，即将一种新的改进、例如一种新机器引进经济过程暂时所得到的收益。①这样，他们就发现了实际上是所有企业家收益中最典型的一种收益的特殊实例。

穆勒并不重视最后一个项目。他的分析强烈表明，像其他人一样，尽管他强调经理工资，他却把利息看作是商业阶级净收入总额中最重要的因素。可是这种利息并不是一种货币现象。“古典作家”在基本分析的范围内谈到货币利息时，并不像经院哲学作家和我们中间的有些人那样，指的是货币贷款本身的收益，而只是指物质资本收益的货币表现，这种收益之所以用货币来表示，只是为了方便。②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知，他们的资本是货物。商人的利润实质上是“资本存量的利润”，即全部资本货物存量或部分资本货物存量的净收益。而利息只是所有人兼经理人付给贷款人（他省去了从事商业

① 可是，不要以为我把这种位置看作是理想上的正确位置。

② F.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 年）。但是杜能已经完全掌握了所涉及的原则。

① 例如参阅李嘉图的第三十一章“论机器”（第 1 页）。他和马克思不仅承认这种收益的存在，而且还把它当作他们的分析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特别明显的是，这种收益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是机械化过程的动力，而机械化过程他认为并不是对“资本家”阶级永远有利的。

② 我利用这个机会来澄清引起人们批评“古典”理论的一点，这种批评只是部分地有道理。那时甚至后来的许多作家，常常信口谈论每小时的工资、每英亩的地租和百分之几的利润，似乎这些都是可比的数量。的确，在许多场合，这种作法往小处说也表明了思维上的模糊不清。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特别是李嘉图用一种货币来表示他的实际（或绝对劳动数量）价值，这种货币也体现一种固定的劳动数量并且用李嘉图的这种价值来衡量是不变的。因此，体现 100 个劳动日的资本货物，能提供譬如说“5％”的利息——因为

这只意味着，这些资本货物能提供体现 5 个劳动日的净产品——而与任何贴现过程无关。也就是说，这个词实际上同每小时工资或每英亩地租非常相似，不包含任何循环推理：100 个劳动日是像土地一样的“客观”数量；仅仅因为我们所说的“百分之几的利息”指的是不同种类的资本价值——即指的是产生于收益的一种资本价值——批评者才反对李嘉图的用语的。

的麻烦和风险）的一部分商业净收入，因而仍然是（纯粹的）“资本存量的利润”。对这个时期的所有经济学家——马克思并不亚于萨伊——和下一时期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来说，全是如此。这个观点是重要的。我们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图画，大部分是以它为枢纽的。因此，让我们搞清楚它的含义。首先，由于纯利息（如果我们不考虑消费者贷款的利息）只不过是商业

利润的大部分，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明这种商业利润：

根本没有单独的利息问题。除了西尼尔的节欲论——马上就要讨论—— 可能是一个例外之处，十九世纪的所有关于利息的理论，包括李嘉图的，马克思的以及后来庞巴维克的，都是以接受这种观点为基础的。这是把工业家和资本家的作用等同起来的习惯所造成的结果之一，这种习惯甚至微妙地影响了那些偶尔承认相互之间有根本分歧的人的思想，是那个时期的分配理论的基石。

其次，由于商业利润本身实质上被看作是资本货物的收益，所以利息也就被等同于（而不是决定于）资本货物的净收益。就我所知，头一个明白提出这种理论的，是尼古拉斯·巴贲。得到 A·斯密的认可之后，它便盛行于整个十九世纪。当然，它特别受到了三要紊图式的拥护者的欢迎——虽然我们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看到这种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巴贲已试图通过与地租相类比的方法来解释利息。①三要素图式的拥护者不难再前进一步，把这个类比推及工资，从而用三收入图式去使三要素图式臻于完美。第一个明确指出资本货物的收益不是利息（不管是别的什么东西）的人，是欧文·费雪。

②

克思的剥削利息理论。既然已经消除了造成混乱的危险，下面我们就将用利息一词来代表斯密、李嘉图、西尼尔和马克思所称的（大部分）利润。既然已经把利息问题放在了那个时期分析思想的适当背景之下，我们现在就可以迅速处理当时人们提出的各种解决办法以及关于利息率长期下降趋势的“证明”。

读者当然会认识到，我们已经追溯到巴贲的那种学说趋势——即把利息和资本货物的净收益等同起来的趋势——本身并不能解决利息的性质问题，即不能明确回答为何支付利息的问题。因为那种净收益本身还需要解释。但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却迟迟未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已失去了同经院哲学家的思想的接触，因而从一开始就倾向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而满足于有关这一问题的最为模糊的思想。这样，A.斯密可以说是具有两种不同的利息“理论”，而李嘉图——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则具有三种甚至四种。但较为符合实际的说法是，他们根本没有明确的理论。他们根本不为这件事操心。终究，处理问题的方法之一——而已并不总是最坏的方法——就是不去注意它。第一个认识到它的存在的人——如果我们除开杜尔阁——就是劳德戴尔，第二个人是詹姆斯·穆勒。一种真正的利息理论（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所应具有的要索是由朗费尔德、雷、斯克罗普和杜能提供的，可是其中没有一个当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获得了成功的是西尼尔。但在追溯沿着巴贲路线的发展以前，我们将先讨论一下“剥削理论”。

① 这种思想路线后来在马歇尔的准地租中结出了有趣的果实。但是后一概念实际上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它的出现是人们开始认识以下事实的最早迹象之一：资本货物本身的收益不是利息，是应当同利息区分开来的。

就剥削利息理论来说，重要的是要懂得：这种理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口号的合理化，这个口号表达了体力劳动者和哲学家的一种感觉，认为上层阶级是靠体力劳动的果实生活的。这种感觉的社会心理，以及这种感觉在何时和为什么变成了剥削体力劳动的同义语等问题，在这里都无法分析：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忆及这种思想通过自然法哲学进入了《国富论》，那就够了。

在《国富论》中，它表现为以下命题：地租和利息是从总产品中扣留下来的，而总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应当被认为是体力劳动的产物。

从这种意义上说，A.斯密起了带头作用，随后许多作家便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剥削理论。可是，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文献中，即使是在非工党或社会党的文献中，也经常出现使人感到工业雇主及其工人之间的关系必然包含有剥削①的措词。这种措词十分自然地产生于 A.斯密所描述的关于工业雇主的职能的观点。工业雇主只是为工人提供工具、材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其他事情则做得很少，他们收回这种“垫支”，外加利润，利润显然是工人的“勤劳”所获结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例如简·马塞特夫人的《政治经济学谈话》（1816 年）中，就有这种关于劳动作用的极其不现实的图画，而且李嘉图用天真的话语描述了这幅图画：“⋯⋯资本家开始他的营业时，手头拥有粮食和必需品，价值 13 000 英镑⋯⋯：在一年

终了时”，工人“使他再拥有粮食和必需品，价值 15 000 英镑”（第三十一章）。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只要接受这种启示就够了；我们在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这是马克思赋予剥削观念的一种特殊形式①——迫溯到他对李嘉图的研究时，追溯到这里也就够了。这并不是要否认他可能也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从 W.汤普森那里得到了启发。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先行者，例如西斯蒙第。但是李嘉图的暗示，连同他的价值理论，也就足够了。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可以概述如下。劳动（即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他的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种商品。因此，它的价值②等于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数。一个劳动者身上体现多少劳动小时？哦，那是需要用来养育他、训练他、供他吃、供他住等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数。假定这个劳动数量，按他一生工作期间的劳动日数计算，为每日四小时。而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马克思没有径直说出“资本家”购买劳动者就像他能购买股票一样，虽然含义就是如此——使他每天工作六小时。这六小时中，只要四小时

① 重要的是，要把这种观念同下述一般的观卒或印象严格区别开来，即劳动者常常受到粗暴对待，使人所具有的道德感情受到震撼。也要把它同下述更为明显的观察严格区别开来，即人民大众生活在困苦之中，而其他人则拥有大量财富，使人所具有的人道主义感情受到震撼。当然，所有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气氛，使剥削理论易于被接受，但它们并不构成剥削理论的一部分：对这些理论来说，重要的是工资合同就意味着剥削；工资合同——常常是或总是——与剥削、或者只是与工资挣取者的低生活水平有联系，那是不够的。

① 这就规定了剥削利息理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归之于李嘉图。让我再提一下可以归之于他的另外三种利息理论，即节欲理论；剩余理论；可能甚至还有生产力理论；这三种理论前员已经提到过了，后面还将提及

（下面 c 小节）；V.埃德尔伯格（《李嘉图的利润理论》，载《经济学》杂志，1933 年）把李嘉图看作是一个生产力理论家，不需要从维克塞尔那里学习什么东西。也许他是对的。从某种意义说，牛顿不需要从爱因斯坦那里学习什么东西。但是这样说无助于一部真实的力学史。

② 严格说来，我们应当说：它在完全竞争下的均衡价值。

就足以补偿给予劳动者的一切货物的价值，或垫支给他的可变资本（v），另外两个小时生产“剩余价值”（s），德文是 Mehrwert。对这两个小时，“资本家”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它们构成“无偿劳动”。在劳动者从事这种无偿劳动时，他就受到剥削。

剥削率为 s/v。这种剩余价值率当然不是利息率。后者等于剩余

价值与总资本（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之比，即

c + v

。如果我们假定

s/v 对于经济的所有部门和所有厂商来说都相等——即是说，所有工人都受

到相等的剥削——再假定利息率即

c + v

，对所有的企业也必然相等，我

们就会遇到已经提到的那种困难，即必须在各厂商之间重新分配总剩余，以

使它们的

c + v

全相等。但是为了避免再来考察这一点，我们在此只指出，

这种困难构成了对马克思式的剥削理论的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①

至于其余，我们假定这一困难并不妨碍我们把

c + v

这一比率看作是马克

思的利息率的表达式，只要我们把 s、c 和 v 看作是全国的总量，它们的价值与它们的“价格”成比例，尽管我们知道这对个别商品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理解为他的价值理论在劳动方面的应用：根据他的价值理论，劳动得到的不会少于它的全部价值，消费者付给产品的不会多于产品的全部价值。②因此，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就不仅暴露在对马克思的劳动数量价值理论可以提出的一般反对之下，而且暴露在对其应用于“劳动力”可以提出的特别反对之下。因为，如果劳动数量价值理论是正确的话，它也只能根据合理的成本计算才是正确的：只有在经济上使用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数量才能创造价值。但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理性法则，人类显然不是被创造出来去获得能补偿成本的收益的，如果把非常严格的马尔萨斯规律插进剥削理论，或者把能够使工资保持在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成本水平上的其他办法插进剥削理论，剥削理论的处境也许会略微得到改善。拉萨尔就这样做了（工资铁律，法文是 loid'airain，德文是 ehernes Lohngesetz）。但是马克思，也许是聪明的，拒绝这样做。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是他恨之人骨的；此外，他认识到：工资率有超过劳动价值的周期性增长；在较长的时期内，剥削的程度有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工会的行动、立法等等减少了每天的劳动时间。这样，他就使他的剥削降到了“绝对规律”——一种抽象的趋势——这一等级，不一定在实际生活中通行。可是，另一种反对意见不及从表面上看来的那么严重。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不花成本的利得。而已没有把它定义为边际内的利得，像李嘉图的地租那样。可以设想，这样

① 当我们考虑马克思同节欲理论的关系时，这种反对意见的性质就会变得很明显。

② 这一特点使一些人有理由认为，马克思的剥削优越于所有其他力图合理说明这一毫无意义的名词的尝试。所有其他尝试（这不适用于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由皮古和罗宾逊夫人加诸这一名词的意义）所依靠的都必然是：劳动者作为生产的参加者或作为消费者，受到了某种欺骗或掠夺，于是它们在试图证明为什么情况一定总是这样式必然是这样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却不包含任何欺骗或掠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剥削是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逻辑本身中产生的，与任何人的不端行为无关，因此它深深植根于这种制度之中，是无法根除的，这是任何其他的剥削理论所望尘莫及的。

一种利得会诱使各个资本家——他们各自对其所在行业的总产出贡献太小，不足以影响价格——扩大产出，直至剩余降至零为止。只要我们局限在静态过程的图式中，这一结论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直到剩余消失之前，静态过程是不会达到均衡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考虑以下事实来避免这种情况：马克思想的主要是一种演进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剩余虽有在某一时刻消失的趋势，却在被不断地再创造出来。①或者说我们可以放弃完全竞争的假设，虽然这样挽救的剩余同马克思的剩余将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不再深入讨论这一问题，①而转而讨论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马克思本人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对此是引以为骄傲的。

如果我们确实承认，第一，有这样一种趋势，第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对的，那么，这种骄傲就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分析家来说，最今人满足的事莫过于发现一种理论（譬如说万有引力）能解释一种在构造这种理论时心中并未想到的事实（譬如说潮汐）。

马克思、韦斯特和李嘉图论利润率下降。我们所要说的第一点不仅适用于马克思、韦斯特和李嘉图，而已适用于所有忙着给利息率的长期下降寻求解释的经济学家：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一问，究竟有没有这种长期下降。他们只是把它认为理所当然，而在这样做时，表现出一种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科学上的疏忽大意程度。因为极为明显的唯一一件事是：中世纪的君主们答应付给他们的债权人 80％以上的利息，而在 1800 年各国政府如果支付 5％左右的利息、在 1900 年支付 3％的利息就被认为是在支付高额利息了——对商人来说当然也是一样。但这显然是因为，中世纪的君主们大多数甚至不偿还本金，贷款给他们具有很大的风险；以及预期会有通货膨胀。在没有这些因素的地方——例如在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尼德兰——利息显然就不高于二百年后同样情况下的利息。因为需要解释的是纯利息率，而不是产生较大或较小风险报偿或其他借款成本的条件，所以这些经济学家如果肯花点功夫去找出实际要说明的是什么，则也许会有更多的收获。第二，马克思的解释依据的是以下两个命题。一个命题是，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马克思的不变资本的价值要比马克思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增加得快，因为生产会越来越机械化。另一个命题是，只有可变资本（工资资本）生产剩余价值，而不变资本，像我们以前说过的，只向产品转移自己的价值。① 为了论证起见，如果我们接受这两个命题，并进一步假定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马克思的资本货物的价值也不下降，那么，我们就会

很容易地得出

c + v

必然下降（《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三章）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这个结论提出反对意见，或是由于未能考虑到所有这些限制条件，或是由于不愿承认它们的现实性。事实上，这是另一个“绝对

① 根据劳动在积累过程中不断被替代这一事实得出的一种类似的论点，可以用来代替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推动工资趋向于寻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所显示的水平。这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也不可能实现，但可以把它插入上述考虑之中。

①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下一时期到来之前，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未受到经济学界的批评，在下一时期一种批评性的马克思文献才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成就，特别是庞巴维克的批评，已由 P.M.斯威齐在上引书中提到了。

① 可是，不应忘记，下变资本的价值包括剩余价值。

规律”，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限制条件所排除的东西，②我们就很可能同意马克思的这样一些信徒的看法：他们感到，即使从马克思的价值和剥削理论的观点来看，也不能过于相信这种抽象的趋势。但是，在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般框架之内，再加上上述假设，这种趋势在逻辑上并没有错儿。

第三，马克思虽然强调他的规律的抽象性，却深信它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障碍”，最终会阻止资本主义过程的发展超过某一界限——这诚然不是“崩溃”理论的全部，却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进行比较，我现在要提出韦斯特和李嘉图对利息率的实际下降所作的解释，他们像其他人一样，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种解释同可以称为李嘉图的第二利息理论连在一起。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李嘉图的理论结构实际上使“利润”成为一种剩余，就是使它等于农场主在无地租的土地上对劳动者作出支付以后的剩余。这种看待“利润”的方式，显然起源于注重实际的商人的思维方法，这反映在商人的损益帐户（损益表）上：他的利润是“剩下来的东西”——亦即使他的帐目得到平衡的项目。由于在生产的无地租边际上，用“所体现的劳动”来衡量的整个净产品是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分配的，因而两种份额也就是用“所体现的劳动”来衡量的，又由于劳动的份额是单独加以解释的，我们就很容易得到下述两个命题，一旦做到这一点，这两个命题实际上也就变得浅薄无聊了。①一个命题是，“利润取决于工资”

——在这种图式中，利润还能取决于别的什么呢？另一个命题是，在人口增长和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之下，体现在每一额外单位粮食中的劳动必然越来越多，因而劳动份额的价值必然上升——虽然人均工资货物的数量不一定上升甚或可能略为下降——留给资本的价值越来越少。这一点，也只是这一点，正如韦斯特以及在他之后，李嘉图所苦心说明的，就是我们自以为在利息率不断下降的假象下所能观察到的现象的原因。但是并不需要对此作出详尽的阐述。因为根据这个奇妙的理论，利息率（除了短期的“市场”波动以外）在逻辑上不可能由于任何其他原因而下降。事实上，李嘉图（第二十一章）断言，除非工资（在他所说的意义上）上升，否则任何积累数额均不能降低利润率；他不仅责备 A.斯密用积累去解释利润率的下降，而且大胆地谴责 J.B.萨伊，说萨伊在声称相对于投资机会的范围来说“可用资本越丰富”利润率下降就越大时，是忘记了他白己的“市场规律”。①有两件事情是

② 马克思谈到了“各种抵消力量”，它们“阻止并取消”了他的绝对规律的作用。这种抵消力量的清单可以从 J.S.穆勒那里抄夹（抵消因素，第四编第四章第五节），他的“利润最小他趋势”与这里讨论的趋势相类似。可是，应当注意，“利润最小化趋势”这一用语容许作出的解释，使利润率下降在理论宝的领域内比起在道理上可能带来的任何历史趋势来更为肯定：在给定的背景（包括给定的技术水平）下，事实上可以证明：利息率是趋向最小化的——工资率则趋向最大化——这是同那种背景和它的给定的投资机会相一致的。

① 这是那种“浅薄无聊的艺术”的一个绝妙实例，这种艺术同“李嘉图恶习”紧密相结合，使受害者一步

一步地陷入这样一种境地：要么不得不投降，要么因为在陷入那种境地之时否认实际上的浅薄无聊之事而被人嘲笑。

① 关于 A.斯密的论证，参阅下面，e 小节。他完全是在事实和常炽（而不是李嘉图的概念化）的范围内叙述工资与利润率的矛盾趋势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积累只要指是对劳动（以及土地服务）的额外需求，就会降低利息率，而提高工资（和地租）。但是李克图完全忽视了他的概念工具不适用于这种机制，对之充耳不闻。

很清楚的：第一，在所指的意义上和在萨伊的概念安排内，萨伊的命题是正确的，该命题同萨伊的“市场规律”一点也不冲突；但第二，在所指的意义上和在李嘉图的概念安排内，李嘉图的命题也不错。

约翰·穆勒的处境看起来叫人难受。他广泛了解与利息有关的全部现象。特别是，他对货币利息与收益资本化等理论问题的理解，比当时任何理论家理解得都要深刻：在（《原理》）第三编第二十三章他预见到了该领域内四五十年以后的某些发展。此外，他还从萨伊、雷和西尼尔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的价值理论远远优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因此，正像他在第四编第四章中所证明的，他可以建立一种与所有已知事实相符合的分析。然而，天晓得，他为什么不得不拥护李嘉图的学说。于是，从第二编第十五章起，他就以一种造作而偏狭的方式来论述这些问题，以便迫使它们在表面上同李嘉图的原理相符合。分析这一点，并且通过分析而较为充分地理解经济分析是怎样克服自己树立的障碍向前发展的，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但即使如此，我恐怕读者不会同我一样感到遗憾：我不能在篇幅许可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②

生产力利息理论。对于支持三要素图式的人和支持收入实质上是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乘数量）这种理论的人来说，自然要做的事情是，把资本货物的收益——像这个时期的所有作家一样，他们把这种收益等同于利息率——解释为这些资本货物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价格。①这一点也可以用几种方法来做到，不过很不幸，这些方法部会遭到以下致命的反对：人们可以再容易不过地指出，资本货物或它们的服务，既然是必不可少的和稀缺的，就会具有价值并会获取价格；人们也不难指出，它们的所有权常常会产生暂时的净收益；但人们却比较难于说明——如果是这样，那又为什么——这种价值和价格通常高于使其所有者能够替换它们所必需的价格，换言之，为什么它们的所有权总是附有永久性的净收益。直到庞巴维克在他的《资本与资本利息》第一卷（1884 年）中发表了利息理论史以前，整个经济学界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那以前（在某些场合甚至在现在）人们一直认为（现在有人仍然认为），资本货物必然提供收益这一命题既然很容易得到证明，因而实际上也就证明了资本货物必然为它们的所有人提供收益。这样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就使所有纯生产力利息理论（庞巴维克是这样称呼它们的）丧失了效力：不论是原始的生产力理论（即庞巴维克所谓的质朴的生产力理论），还是较为精致的生产力理论（即庞巴维克所谓的目的明确的生产力理论）。同样的混淆也使庞巴维克所称的使用理论——它们同生产力理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失去了效力。①

① 这只适用于技术资本，虽然生产力利息理论的拥护者一般并不对他们的资本概念作这样的限制。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有一种将技术资本货物存量归结为生存基金的趋势。但是意味着偏离我们所说的纯生产力理论，纯生产力理论只乞灵于厂房设备的生产性服务，不及其他。因为非工资资本总额（根据纯生产力理论，这是利息的泉源）是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根本不产生任何剩余，所以我们可以将纯生产力理论看作是与剥削理论完全相反的理论。

① 不言自明的“使用理论”一词，是宫有启发意义的。耐用资本的收益（货币收益或归于资本的收益）同通行的利息率肯定是有某种关系的，这一概念如果扩展到耐用消费品，在某些方面就是一种改进。但“使用”显然可以转化为“服务”。使用理论常常同赫尔曼的名字连在一起（1832 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德国很流行。克尼斯和门格尔都是它的拥护者。

劳德戴尔是明确的生产力理论的第一个阐释者，也是第一个作出榜样，明白地犯了上面指出的逻辑错误。但这一错误，为他给资本的生产作用所下的特殊定义掩盖了（如果不是修正了），根据他的定义，资本不是“辅助” 劳动，而是“取代”劳动。资本所有人得到的，是被取代的劳动所会得到的

（《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1804 年，第 165 页）。作为指向技术资本与劳动间存在的替代关系的指标，作为分析工资与利息间的真正关系的第一步，这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正如庞巴维克后来所指出的，只有在机器不磨损时，劳德戴尔的理论才能解决资本货物的净收益问题：如其磨损，则劳德戴尔的理论只解释了它们为什么能挣得折旧份额，而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能挣得更多——如果它们的确挣得更多的话①——这毕竟不是那么肯定。

这个例子就够了。我们不会因为讨论例如马尔萨斯的说法而得到更多的收获，他的说法是：“利润”是“对资本家所贡献的那一部分生产的公平报偿”（《原理》，第 1 版第 81 页）。读者从庞巴维克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整个十九世纪拥护生产力利息理论的作者名单。他们的人数在大陆上要比在英国多。既然他们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要去证明物质资本货物为什么具有永久性的正收益，他们就更加不会提出这种收益是否为利息的问题了。

我们在这里还将提及另一种类型的利息理论，虽然我们将其放在生产力理论的标题下未必妥当。它同詹姆斯·穆勒和麦卡洛克的名字连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共同产品，可以用麦卡洛克的说法来表述；“资本的利润只是积累的劳动的工资的另一个名字”：资本货物本身是积累的或储藏的劳动；它们所体现的劳动只是继续用来赚取工资；如果存在地窖里的葡萄酒体现一定数量的劳动，那么当这种葡萄酒慢慢成熟时；这种劳动或者“自然力”就继续在工作；支付给这种额外工作的就是利息。明显的解释是：詹姆斯·穆勒和麦卡洛克下定决心，要把他们老师的价值理论推广到连李嘉图自己也认为是不适用于他的劳动数量规律的那些场合，以便像马克思用另一种结构试图去做的那样，使劳动数量规律完全普遍化。批评家一个接着一个地认为，他们用来达到这种普遍性的只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而且是一种无聊的文字游戏。①而且，还可以提出这样一点来反对这种利息理论：除了支撑劳动数量价值理论的企图宣告失败以外，它还暴露在了致纯粹生产力理论于死地的那种反对意见之下：即使我们承认资本货物是储藏的劳动，承认“资本家”由于为这种储藏劳动支付了工资而应从收入中得到补偿，这种理论如果不求助于其他事项，也无力证明“资本家”

为什么应当为那种想像的劳动得到一些东西。但恰好是这种考虑，虽然

① 朗菲尔德和冯·杜能确实功绩很大，把边际分析引入了生产力理论，并研究了利息与工资的关系。但在基本点上，他们的处境却不比其他生产力理论家强。不过，朗菲尔德这样来改善了他的处境：他求助于资本形成需要储蓄这一命题，因而求助于储蓄者是否愿意“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即节欲。但冯·杜能虽在技术上不知比朗菲尔德强多少倍，却并未超过这个公式：利息是由”所用资本的最后组成部分”的效用（或生产效果）决定的。这自然不应从韦斯特一李嘉图的意义去理解。必须从我们自己的时代 D.H.罗伯逊教授似乎愿意赞成它的意义上去理解（参阅他在《经济学杂志》1937 年 9 月号上发表的文章，该文是对凯恩斯的《各种不同的利率理论》一文的三篇答复文章之一）。

① 包括坎南（上引书，第 206 页）在内的许多批评家还指责说，这种文字游戏是用来作辩护用的。称“利

润”为工资，这是多么美妙的辩护呵！意识形态无疑地进入了麦卡洛克的论证，正像意识形态进入了马克思的论证那样；正如马克思想要攻击利润那样，麦卡洛克可能也想为利润辩护。但这是题外话了。

它肯定使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永久性净收益的理论，却使我们能对它作一种稍为有利的解释，特别是就不幸的麦卡洛克的说法而言。也就是说，它让我们看到，麦卡洛克的说法至少以一种笨拙而迂回的方式，根据劳动数量价值理论的观点，承认了物质资本的必要性。他的文字游戏，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则确切地说，就等于是用“劳动”来指“生产性服务”，用“工资”来指生产性服务的价格。或者换句话说，他的文字游戏等于是承认储藏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它提供的服务相对于“活”劳动或“流动”劳动的服务而言，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这就是为什么——肯定没有为它辩护的意图——我把这种理论归类于纯粹生产力理论的原因：这种理论是信奉劳动数量价值理论的人们的纯粹生产力理论。

纯粹生产力理论可以很容易地解释利息率的长期下降。这种理论只须假定，技术资本比可供工业雇用的人口增加得快，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的收益——不一定是相对份额，更不是绝对份额———般就会下降。由于这些其他条件包括给定的技术水平（生产函数），读者可能会认为这种解释并不是很好。

它肯定不好。可是这样做也有一个优点：只要表述得正确，①这种解释就会自动显示出任何关于纯利息率长期变动的命题所固有的最重要的限制条件，并且在这样做时，会对长期下降“规律”的正确性提出怀疑。

A·斯密没有提出生产力“利润”理论。但他却对他像其他人一样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利息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极为自然地推论自生产力理论，即：当不断增加的资本彼此开始竞争时，利润率就趋于下降。从韦斯特和李嘉图的观点来看，这必然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因为他们据以得出利息率的那种相对价值，不可能受到构成资本的货物数量增长本身的影响。①

节欲利息理论。只要承认物质资本是生产甚或只是剥削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从服务这个词在经济分析中所具有的意义上说，提供资本货物就必然是一种服务，虽然如果我们接受剥削理论的话，这种服务只是向剥削者而不是向整个社会提供的。因此，我们可以不去强调资本本身的生产性或剥削性服务，而只是强调提供资本这种服务。只要我们坚持约翰·穆勒所表达的斯密的那种理论，即资本货物是储蓄的结果，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说，资本货物的净收益从性质上说是付给储蓄向生产有机体或单向剥削者提供的服务的报酬。如果我们确实这么说，我们便采纳了斯克罗普和西尼尔的“节欲利息理论”。我这样来引进这个题目，是为了突出以下历史上的重要事实。

① 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例如，朗菲尔德认为“利润”下降是因为最有利的投资机会被首先利用，以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利润越来越少的投资机会留待利用。这会遭到以下反对：技术进步会不断扩大投资机会，因而没有理由说，后出现的机会就不及先出现的机会那样有利可图（参阅正文中倒数第二句）。朗菲尔德的表述只是他的边际生产力利息理论的结果：利润率“等于效率最低的那部分资本给予劳动的帮助，我将称这部分资本为最后使用的那部分资本”（《政治经济学演讲录》，第 194 页）；所以当资本比劳动增加得快时，利润率就会下降，但是这种下降应当与所要解释的长期下降区别开来，因为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爱德华·韦斯特爵士的这一大意如此的富有独创性的论点是值得玩味的。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例，说

明一种理论结构一旦被接受后，如何会使分析家看不到最明显的真理。这个论点是李嘉图下列观点的主要根据：资本的增加，除非伴有工资（也就是李嘉图所谓的工资的价值）的增加，否则决不会降低利润率，也不会成为经济过程中的障碍。

第一，可以看出，在生产力理论与节欲理论之间，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更不要谈矛盾了。西尼尔显然知道这一点，他的“第三条假定”（参阅上面，第 5c 节）可以证明。但他却没有清楚地说明——这要等 A.马歇尔和 T.N.卡弗来说明——节欲理论究竟为生产力理论增添了什么东西，它同生产力理论又是什么关系。这有点像制动器，将阻碍创造额外资本货物的过程达到净收益下降至零的那一极限。①但由于他未能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赞成者（例如约翰·穆勒，他满足于利息是储蓄的价格这一公式）和反对者特别是庞巴维克）都从这样的观点去看它：它是对利息现象的解释，与生产力理论不同，只是以牺牲因素为基础，牺牲或许是与储蓄有关的。

第二，可以看出，对节欲理论的攻击，不应指向它的逻辑。例如，庞巴维克的攻击是以指摘它进行了重复计算为基础的。贷放资金的储蓄者在他所要放弃的资金②与他将得到的收益流量之间进行选择。没有再额外计入他可能作出的任何牺牲的余地。即使承认这个论点可能有些道理（条件是“对牺牲的补偿”一词就是节欲理论的全部内容），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在得到适当的阐发并放在适当的背景之下以后会是不合逻辑的。主张说一种理论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同时又说它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充分的，这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可以用来解释一种现象而下发生逻辑错误的原因，不一定就是实际上造成那种现象的原因。

第三，除了健全的逻辑以外，使许许多多权威——主要是英国人，以约翰·穆勒为首——接受节欲理论的原因，还有它在常识上的吸引力。穆勒交给了马歇尔一种现成的学说，一种主张有两个“实际成本”要素的学说，即劳动者所感受到的负效用（厌烦）和储蓄者所体验到的节欲。① 但我们认为A.斯密和李嘉图二人只是模糊地提出了这种学说。不管 A.斯密怎样随时准备提供指向剥削理论的路标，但如果我们在《国富论》中寻找对纯利息的实际解释，则看到的只是极度节省。不管李嘉图怎样轻视这个问题，但他还是注意到，除非有一种利息率能使不同周转期的资本的收益相等，否则不同长度的周转期是不能共存的，而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是承认节欲或无宁说“等待” 这一因素的。这种解释，一方面由李嘉图的利息是这种等待的“公平报偿”② 这样的措词所加强了；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李嘉图拒绝根据这一点符合逻辑地解释利息率的下降而削弱了。

第四，对于合格的经济学家来说，赞成节欲理论的理由，反而被对它的攻击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所具有的弱点所加强了，这些弱点同这种攻击的猛烈程度形成了十分奇异的对比。节欲理论是一种使得社会主义者狂喊乱叫的辩护性理论。他们在盛怒之下，完全忘记了提出反对它的严肃论点（这的确是

① 正如某些读者或许已经知道的，我自己并不是节欲论的拥护者。我只是试图从节欲理论家的观点来解释它的基本原理，但愿我的解释能使读者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为什么它具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② 即使只贷出很短的时间并定期地重新投资，这种资金一般也是从储蓄者的货物消费中取出的。在正常情况下，毫无疑问，他推迟了对这种资金的享受，也就是说，由于得自利息的享受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在正常情况下，他确实是放弃了对这种资金的享受。这就是为什么应该保留“节欲”一词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应该放弃“等待”一词而应该用它来指一种不同的现象或至少是用来指同一现象的一个不同方面的原因，我们应该把这种现象与上述用节欲一词所表示的现象区别开来。

① 我很难理解，卡尔尼斯怎么能主张说这个功绩应归之于他。但他确是这样主张的。

② 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地抛弃这一短语所表达的价值判断，而把它简单地读作：等待的价格。

不难找到的），而是乞灵于无聊的嘲弄，说百万富翁由于节制饮食而得到报偿（拉萨尔），说资本家由于没有吞食人粪而得到报酬（马克思）。即使“古典作家”也对边际分析有足够的了解，而不会受拉萨尔的影响，不会想到要费神去驳斥马克思。

可是，由于我们时代的一个著名经济学家不久以前重复了马克思的愚笨无能，还由于那个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实际上使用了使自己被人误解的词语

（例如参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三节中对莫利纳里和库塞尔一塞纽尔所作的那些引证），因而可能需要我们作一番说明。正像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资本家用一笔资金去交换一种流量。根据我们所讨论的这种理论，他得到报酬的“节欲”进入了资金的积累。他并没有因为没有消费掉那笔资金而得到额外的报酬，即使在物质上可能提供那种报酬也是如此。但是因为他以支付流量的形式接受他的补偿，所以看起来似乎是，他由于实行节欲，没有“吞掉”那些在他的资本使用过程中不断出现并被用掉的资本货物而一再得到报酬。这种印象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加强了：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想使人们从事这种交易的话，必须实际提供应允的补偿，或者在资本所有人自行使用资本的情况下，必须实际提供预期的补偿。如果资本的贷出人或自行使用人的这种期望落空，他的确会试图收回他的贷款或不再做生意——于是这看起来就像必须对他一再作出支付，以便使他的资本留下来。但有些大学二年级学生不能正确地解释这些事实，或者让我们加上一句，当有些作家说资本家“把他们的生产工具借给劳动者使用”时，有些大学二年级学生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这样的大学二年级学生肯定是毫无发展前途的。这种事情部分他说明了，在某种程度上也宽恕了许多很好的经济学家不能在马克思身上看出更深刻的东西：他们一开头看到了那么多的胡言乱语，使自己不能相信，说这种话的人偶尔还能大大超出他的判断水平。

但是准备向鼎盛时期的马克思表示敬意的学生，不可避免地会反问自己：这个人怎么会降低到像第三节那样的水平呢？他不是曾有能力上升到很少有人达到的高度吗？他不是在许多小事情上偶尔也证明自己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分析家吗？单是鼓动家的需要本身并不能足以说明这一点，特别是由于大多数的词藻都可能是缠绕在一个较为坚实的支架上的。因此，这种怀疑暗示：这种词藻掩盖了某种东西。事实上不难看出那种东西是什么：那就是在他的结构的逻辑中，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节欲因素和等待因素。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理论属于我们所谓的“垫支经济学”那一派系，这意味着承认在经济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因素（不管你称之为一种特殊的服务还是一种特殊的罪恶），它可以成为剥削的工具，但它本身不是剥削。我们也已经看到，节欲这座危险的冰山是多么令人不安地靠近他有关积累的论证，而他有关积累的论证也可以称为有关储蓄论证。①我们现在加上一句：在马克思的结构中，等待并不比严格意义上的节欲少。这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说明。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只是将价值转移到产品上，除了它自己的价值以外，不增加任何东西。但是，既然它本身是被剥削劳动的产品，它所体现的就不仅有生产它的劳动所消费的工资货物的价值，而且还有按通行比率计算的剩余价值。因而，

① 比较一下也出现在第二十四章那个不幸的第三节中的那段著名的俱也有点庸俗的话语：“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储蓄啊，储蓄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重新转化为资本！” 我们不必去麻烦摩西或先知们，就知道资本家的“节欲”对于马克思来说同对于西尼尔来说是完全一样的。

把体现在不变资本中的这种剩余价值，加在借不变资本之助使用劳动生产最后产品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之上，应当是没有困难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没有理由说，实际价格不应当同体现在它们上面的劳动总额成比例，即同体现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加直到最后产品出现前所增加的劳动成比例，而把价值转变为价格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马克思却没有这样做，宁愿花上几百页的篇幅去同这个问题搏斗。为什么？显然因为他认为，时间距离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但这就等于是认识到——虽然不是承认——等待终归是马克思结构（价值理论）中的一个因素，而这正是我们想要说明的。

节欲利息理论用来处理利息率的长期下降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如果我们把节欲看作是生产的几个必要因素之一，我们就可以毫不困难地指出，在哪些条件下，节欲的相对增加会产生那种现象。需要有在所考察的这一时期内还不知道的工具，才能今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但即使在那个时期的技术水平下，也可以得出主要的命题，虽然是半直觉地得出这些命题。对利息率下降的历史解释、特别是对它的任何预测，只能有条件地而不是绝对地从这种分析得出，这反而是这种分析的另一优点。当然，致使节欲的相对价格下降的那些条件，（一般说来）会使劳动的相对价格上升。这样，以下两种说法就没有矛盾了，一种说法是：约翰·穆勒本来应该按照良好的逻辑采取这种对“利润最小化趋势”的解释，甚至可以说他实际上采取了这种解释（第四编第三章第二节），另一种说法是，他很容易地使这种解释和他的缠绵不去的季嘉图主义调和在了一起，虽然他所十分仔细地分析的“有效的积累欲望”，比起工资的上升来，更有权被看作是一种“原因”。

工资基金说，现代总量分析的先驱。我们关于这个时期的工资分析的报道之所以将在这个标题下面提出，是因为属于这个题目的所有其他东西都在我们论述途中的各个转弯处提到过了。①特别是，我们知道 A.斯密

——在自然法哲学的影响之下——带头走向了剩余工资理论：劳动者生产了整个产品；工资问题是要表明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整个产品而不得不安于某种“折扣额”；因此，一旦这种折扣额得到了解释，工资问题也就立即自动地解决了。但即使对 A.斯密本人来说，同时也对沿着斯密指引的方向走得最远的詹姆斯·穆勒、西斯蒙第和马克思等一流经济学家来说，分析研究“能够”或“必须”归于劳动的部分的上限和下限，对于他们处理工资问题而言，要比他们的一般哲学远更重要，以致撇开他们的一般哲学而去处理工资问题反而更为有益。这同我相信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共同意见是吻合的。但是我不能同意许多历史学家对工资理论所作的分类，他们把工资理论分为最低生存理沦、供给与需求理论以及生产力现论。因为这些并不是对工资收入的不同解释，更不是互不相容的解释。

头一种根本不是工资理论，而只是关于工资的长期均衡水平的原理。① 供给与需求工具对任何工资理论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等于任何一种理

① 特别是，我已经提到了“上升”的工资和“下降”的工资这两个短语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具有的特殊意义所造成的各种误解。

① 关于平均工资卒概念和针对它提出的反对意见，参阅下面，本小节。至于工资理论（意思是对这一现象的根本分析）与关于工资的均衡原理的区别，请注意这种区别同所谓货币数量理论与李嘉图的价值规律之间的区别的相似之处。

论。②李嘉图学派（包括马克思在内）在工资方面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固然未能认识到供给与需求对决定长期常态的意义，但即使他们也让工资像其他价格一样由短期的供给与需求去决定。但对工资来说，供给与需求概念的含义却与它对其他价格的含义有很大不同。因为，如果让长期常态取决于人口的调整，则短期至少会延续十五年。③对于这种短期，甚至更长的短期—— 实际上是对于“无限”长的时期——来说，李嘉图学派依靠的是供给与需求工具在工资基金说中采取的特殊形式。但是，所有其他领袖们，特别是萨伊和马尔萨斯，也以一种与此不同的（正常）形式把供给与需求概念应用于长期和短期问题。在这里，对劳动的需求可用一条曲线代表，它只描述雇主按不同工资率所雇用的劳动数量。萨伊的对劳动服务的需求和供给概念便包含有这种意思。但使这样一种需求曲线变得明确，并已实陈上画出了这样一条曲线的人，却是弗莱明·詹金。而这种需求曲线又孕含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的萌芽。边际生产力理论虽已由朗菲尔德和冯·杜能在这个时期内提出来，可是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它却依然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因而在这里，关于后来经济分析的这种开端，我们无需再多说什么，而只需说生产力因素也必须（以某种形式）进入任何完整的工资理论，因而不应把它本身等同于某一种工资理论。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形势：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以某种形式借助于自己多少有些了解的供给与需求分析来研究工资问题。① 生产力因素还未由那些有发言机会的人充分研究好，在图画中只是隐约可见。前台被两项特殊的研究结果所占据，这两项研究结果是在插入有关事实的某些额外假设（“限制”）的情况下，从供给与需求分析中得来的：一项研究结果是关于长期常态的最低生存原理，另一项研究结果是关于短期偏差的工资基金说。

正如我们所知，最低生存原理是魁奈和杜尔阁学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如我们也知道的，A.斯密也仔细地讨论了该原理——他实际上讨论得如此仔细，以致没有留下多少没有讨论过的东西。可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第一版却对该原理作了不同的解释，尽管在《人口论》后来的版本中和在

《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发现加上了许多限制，这些限制本来应当使他取消第一版中的论断，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但对于李嘉图来说，却确实需要严格地表述工资的那种趋向，并需要同样严格地接受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否

② 确实有人反对将供给与需求工具应用于劳动，理由是这等于把人类看作是商品——特别是在欧洲大陆，有人指控英国“古典作家”对人类尊严进行了这种凌辱。当然，将供给与需求概念应用于劳动，丝毫也不损害人类的尊严。可是，应当指出，这种指控有时并非只有这种廉价的感情表露：“商品劳动”确实呈现出一些甚至对于最为实际的分析来说也很重要的特点。

③ 这是由巴顿指出来的（参阅下面，h 分节）。因为（我们所说的那种）实际人均工资收入的增长并不会立即提高出生率；因为高人均工资收人必须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人口有显著增加；最后，因为在这样一个长时期内会出现新的生活标准，所以“占典”长期工资理论的基础实际上要比正文中所指出来的差得多。

① 这也适用于马克思，因为工资趋向于与劳动力价值相等的命题（劳动力价值又等于体现在劳动力中的劳动），包含着供给与需求的作用。当然，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不只是由这个命题组成的。相反，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涉及到工资现象的几乎所有方面，而且仔细研究了工资对劳动“价值”所决定的水平的偏离、特别是周期性的偏离。这个整体必须用他的著作的许多组成部分拼凑而成，但这里不能进行这项工作。

则工资的长期水平就是不确定的了。李嘉图对工资的那种趋向的表述是：工资趋向于“使劳动者能够⋯⋯生存并延续其种族、使之不增不减的价格”（《原理》第五章）。这句引文表明，至少到 1817 年，①李嘉图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但在他论工资一章的随后论证中，也表明他知道这个必要的原理是站不住脚的。追随托伦斯之后，②他用后来通常所称的“社会最低生存”代替了“物质最低生存”，前者用托伦斯的话说，是“根据气候的性质和国家的习惯，为维持劳动者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

稍加思考即可表明，这等于是把习惯工资当作一种制度上的已知数。这样做总是可能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贴上已知数的标签，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对于贴上这种标签的东西，放弃寻找纯粹的经济解释。③这样来看待“古典” 长期工资“理论”，比从物质最低原理去看待它，似乎更加符合实际一些，因为“古典作家”自己也不承认物质最低原理，并且由于在工资方面非常长的“短期”实际上代替了长期，该原理也就没有多大重要性了。

正如已经说过的，英国“古典作家”实际用来处理工资问题的供给与需求工具，是一种特殊的工具，习惯上称之为工资基金说。①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不考虑在收入领域起作用的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对直接消费的仆人、教师等等的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而只限于考虑工业劳动的供给与需求（自然这是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的：包括如 A.斯密所说的，从其雇用“预期能得到利润”的一切劳动），好像没有其他行业一样。其次，我们遵循“古典作家的”作法，假定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总有由一定数量的劳动者所代表的一定的劳动供给：在劳动者与自雇者间没有转变，劳动者进入或脱离劳动市场的年龄没有变化，每天或每星期的工作时数没有改变，以及除了以后要增加的一种限制条件外，没有最低价格（低于它时劳动者拒绝受雇）。毫无疑问，这些简化即使并不总是得到严格遵守，也会致使人们不再相信工资基金说。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它们只不过是不费多大事就可以放弃的简化。于是劳动也就没有供给曲线，而只有给定数量的供给，而且我们已假定，劳动是无条件地提供给延续时间至少为十五年的“短期”的。需求在工资基金理论中是用一种多少有点不寻常的方式来表示的，即用资本家决定花在劳动之上的“用实物计算的金额”②——工资货物、生存资料、可变资本①——来表示。

① 这句引文同我们从《论谷物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1815 年）引述的那句话毫无共同之处。

② 《论对外谷物贸易》（1815 年，第 58—63 页）。

③ 这样说当然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有一种在经济上确定的体系，然后决定将它的一些变量变成已知数，我们就必须放弃同样数目的均衡条件，否则这个体系被决定的程度就过大了。

① 可是要注意，（1）正像我们在讨论萨伊规律时已经看到的，供给与需求工具不许可无限制地被应用于像劳动这样重要的一种商品，因为劳动的价格变化会影响所有的让会总量；（2）工资基金说可以被看作是考虑这一点的笨拙尝试。

② 这既可以从我们的意义上来理解，即一种用生活费用指数校正过的货币数量，也可以从李嘉图的意义上来理解，即体现在工资货物中的劳动。“古典作家”的意思，有时是指这一种，有时是指那一种。这就引起了许多误会。斯图亚特·伍德（《对各种工资理论的批判》，载《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年刊》，1890 年）谴责“古典作家”主张“不管劳动者方面的勤勉，还是生产方面的改进，均不能提高工资”，即增加工资基金。有时他们确实主张这一点（不过他们认为工资货物生产方面的改进会提高利润，因而增加储蓄，从而也增加工资基金），但只是从李嘉图的意义上说，而不是从任何其他主张这一点便会犯错误的意义上说。

同样，这种需求在任何给定时刻也不是曲线，而是一种给定的数量。而且

——类似于供给方面的工人，他们没有最低价格，再低就拒绝受雇——也没有一种劳动价格，超过了这种价格，资本家就拒绝雇用，因为既然已决定了为自己的消费保留多少，作出了这种决定以后，他们就不会比那一金额（工资基金）支出得多；并且，由于决不想让资本闲置，他们（在正常情况下）也不会比那一金额支出得少。②因为供给的劳动数量在每一时刻是给定的，因为花在劳动之上的“金额”在每一时刻也是给定的（出于可以说是幕后的考虑），因为在均衡状态下，需求的劳动数量必然等于供给的劳动数量，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等式，由它唯一地决定称为平均工资率的那个数值。③如果实际工资定在这个比率以上，就会有失业；如果在它以下，就有得不到满足的劳动需求。我们将称此为短期工资基金理论。但是自然没有人主张，劳动供给和工资基金实际上是给定的不变数。相反，它们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命题不仅是这个学说的一部分，而且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左右劳动供给的因素，要么是马尔萨斯的规律，要么就仅仅是工人阶级的“习惯”。左右工资基金、从而需求变化的因素，是储蓄。因此，假若经济过程的生产效率是给定的，则（我们意义上的）实际工资率和工人阶级的人均实际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就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繁殖率和社会的储蓄率。①我们将称此为长期工资基金理论。

我们现在可以把上面的论证同我们在前几节中论及到的工资基金概念结合起来。在这样做时，我们将增加或亿及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历史资料。工资基金说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命题，即（工业）工资是从资本中“垫付”的。这个基本命题至少可以追溯到坎梯隆和魁奈那里。凡是接受这个命题的人就

① 要时常记住：马克思的可变资本正是“资产阶级的”工资基金。

② 注意：这是一均衡命题，因为”资本家”是可以支出得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只有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才会不满足于所得到的结果，因而不处于均衡之中。但我们很容易理解：由于“古典作家”在思考和说明两方面的草率，这一点不像它应有的那样突出。即使是对他们自己，更不要谈对他们的反对者了。注意这种情况同货币数量理论情况的相似之处，后者的更不完全的表述读起来也像是假定：人们必须将其所得的每一个便士花出去，用于消费品或投资之上。

③ “古典作家”并非没有看到谈论平均工资车时所涉及的问题；他们对于不同行业的不同工资率表示关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在基本工资理论中，他们却完全不加批判地使用了平均工资串这一概念。为了不增加困难，我们也将这样做，假定只有一种质量相同的劳动，在所有的行业中得到相等的报酬。重要的是要注意，可以为这种“古典”作法辩护的是，它并不包括任何可以称为错误的东西。

① 我们已经看到，短期工资基金理论实际上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即运用供给与需求曲线意义上的）供给与需求理论。但上述长期分析却可以用这种曲线来表达。我将只说明怎样能做到这一点：根据马尔萨斯的机律，劳动供给可以表示为（我们意义上的）实际工资率的函数；问题是如何将“资本家”需求的劳动数量也表示为实际工资卒的函数。由于在任何时刻这种工资率都取决于工资基金的大小，由于这种工资基金的变动受储蓄率的支配，由于在每一个人的储蓄倾向（即穆勒的“有效积累欲望”）为给定的情况下，储蓄（主要）取决于“资本家”的收入，因而取决于“利润”，由于根据李嘉图的说法，利润取决于工资

如此等等。并不是说我对这种结构怎么重视。但它有两个优点。第一，它显示了工资基金理论的一个方面，即未来的工资取决于现在的利润，这一点既是重要的又是不会为人所喜欢的，无疑地在工资基金理论家的头脑中占有根重要的位置。第二，它澄清可能使细心的学者感到困惑的一件事情。有人把工资基金理论表述为这样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劳动支出对工资率的弹性为零（劳动需求的弹性等于 1），这种说法是不适当的。在长期内它是不真实的，在短期内它是会引起误解的。

不能彻底反对工资基金说，不管他对其细节、简化和应用会提出什么批评。就长期工资基金理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垫支应当依靠储蓄来作为它们的泉源：这一点已由社尔阁和 A.斯密予以说明。我们自然仍认为马尔萨斯是立了功的，他的人口理论对长期工资基金理论作出了贡献，但只是由于人们对这一理论实际上说些什么认识模糊，才使某些历史学家把他列为其他方面的工资基金理论家。①李嘉图在他的论工资一章中特别强调指出：正是资本的增加，才使得市场工资率“在一无限长的时期内”超过自然工资率。就他在这一章内把资本定义为包括“食物、衣服、原料等等”而言，可以认为他引进了另一个因素，根据我们的解释，这一因素是短期和长期工资基金说所特有的，即假定我们可以把工资和非工资资本之间的比率看作是固定的，而对其变动应单独处理。②

这样，虽然在这里或那里加上了一些花边，可他在这方面并没有真正超过 A.斯密。但他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他把“李嘉图恶习”传染给了他的追随者，这种恶习是，在各种总量之间建立简单的关系，于是这些总量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光圈，好像具有原因一般的重要性，同时把所有真正重要的（不幸又是复杂的）东西塞入这些总量之中或放在它们背后。因此，詹姆斯·穆勒便像马塞特夫人在他和李嘉图之前所做的那样宣称：“所以普遍说来，我们可以断言，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话，如果资本与人口的比率保持不变，工资也将保持不变”（《纲要》，第二章第二节）。①如果有人反对说，即使可以用来支付工资的金额保持不变（或作某种与此相类似的假定），所需求的劳动数量从而工资显然也是可变的，他会回答说：“哦，是的，但我们已在幕后解决这一切了，就像我们已经事先决定了那一金额一样。由于我们已经建立了模型，除了那个比率之外，就没有影响工资率的其他‘直接原因’ 了。所有其他东西都只是通过那一比率来起作用。例如，土壤的肥沃同劳动能够受雇的实际工资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它提供了迅速积累资本的手段，这当然会在将来提高工资。但在形式上，这并不构成反对我的理论的理由—

—再进一步，若人口保持不变，我们甚至可以说，工资取决于资本。”

麦卡洛克当时已证实自己是工资基金说的主要阐述者。②但他没有增添什

① 例如，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说，如果一国的总产出不变，那么一个穷人即使获得额外一笔钱，也不会在这一总产出中得到较大的份额而不减少别人的份额，他的这种说法竟被认为包含有工资基金说！即使说他从头至尾使用了斯密的短语——特别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显然也不能证明什么。

② 当然，我们也可以对他作这样的解释，他把所有的垫支归结为对劳动的垫支，或者换一种说法，他把全部资本归结为工资资本。约翰·穆勒（《原理》，第二编第十五章第六节）详尽阐述了这一点。同我们的解释相比，根据这种解释，李嘉图更加确定无疑地是杰文斯、庞巴维克、陶西格和维克塞尔的先驱。但是我感到不能把这一点同他论工资一章的正文调和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说——而这在事实上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妥协——把非工资资本归结为工资资本这一较广的概念，虽然存在于他的脑中，却并没有影响他对工资的分析；但即使如此，庞巴维克不欢喜把“古典”工资基金理论同他自己的理论混淆起来也是有道理的。李嘉图从来没有使他在第一章第四节中的资本理论同他在论工资一章中的工资基金理论协调起来，这从下达事实看是十分清楚的：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信徒，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工资基金同可变的时期联系在一起。

① 虽然他给资本下的定义是不包括“劳动者的生存或消费”，他还是这么说。

② 他对该学说的第一次说明（以后从未作实质上的改动），见他在《大英百科全书》上写的文章“政治经济学”（1823 年），他的第二次说明见《原理》（1825 年）。他的《论工资》出版于 1826 年，增订

么东西。托伦斯③确实增添了一些东西，不过本来从一开始人们就应该明白，工资基金理论并没有提供什么理由来否认全体劳动力的联合可以提高工资，以致不仅可以把利润，而且还可以把折旧提成都吞灭掉。①约翰·穆勒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通过强调工资基金说的顺序分析方面，他实际上为该学说赢得了一分；考虑到他的技术的一般水平，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他使用这种总量，这种总量作为一种中间已知数，代表了他的技术不能更加今人满意地加以分析的过程。因为我们决不应忘记：工资基金说——陈述得当的话—— 不仅在逻辑上不是“错误”的；它不仅强调了——虽然是过于狭窄地——工资问题的某些重要方面；而且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分析工具，在当时的分析结构之内，是特别有用的，因而抽象地批评它，即不联系当时的一般价值理论，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去反对它，只是应该提供更好的工具，而让这个工具无声无息地锈掉。

最出人意外的事，似乎肯定是约翰·穆勒的“正式否认前言”。他没有理睬琼斯和朗格的攻击，②如果他知道这种攻击的话。但在回答威廉·桑顿对朗格的论点所作的详尽复述时，他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固然，在这篇评论文章中，他并没有完全投降，特别是没有修改如果不存在工资基金的话就应当取消的那些段落，例如“关于资本的第四个命题”。但是，他却放弃了一个短语，公众感兴趣的正是这一点。根据约翰·穆勒的理解，朗格和桑顿的论点只不过是①否认存在任何一定数量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归于劳动的工资货物②。如果在作了前面那些说明以后，我们不把这一论点斥之为幼稚的误解（在卡尔尼斯看来就是如此③），我们就必须把它解释为：插入工资总量作为自行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只是这样，人们为什么要对这一理论细节小题大作，为什么要对穆勒的所谓取消前言大动肝火呢？

然而，就公众而论，事情却不止于此，即使就经济学界人士而论，事情也不止于此。发生了一件在我们的领域里常常发生的事情。公众抓住了一个

版的书名是《论工资》（1854 年）。

③ 《论工资与联合》（1834 年）。我不想停下来提西尼尔的微不足道的贡献。

① 可是要注意，詹姆斯·穆勒可以回答说：“哦，不。并不是联合产生了这种效果，而是联合促使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的暂时增加产生了这种效果：只有通过影响这种基金，联合才能产生影响。”也许无需指出现代同样性质的论点。

② 理查德·琼斯（《文学遗稿》，1859 年出版）就现代企业所支付的工资而言，完全接受了工资基金说，但他即使在当时也否认这是唯一重要的情况。这种“历史的”反对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但在后来反对英国“古典作家”本身就有权受到赞扬时，更没有受到重视。F.D.朗格：《对工资基金理论的反驳》（1866 年，霍兰德教授所编丛书中重印，1904 年）。当时的其他攻击没有增添任何有趣之点。

① 除了我们将要说明的那种批评之外，朗格和桑顿还提出了其他的批评。例如，他们批评了平均工资率概念以及工资基金理论运用供给与需求工具的方式。这些批评是有一些道理的，但不放弃工资基金理论本身便可以回答所有这些批评，它们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② 朗格和桑顿两人都由于在谈论“货币”时没有说明货币代表的是物质货物而把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并由此而暴露出他们没有充分理解“古典”分析。H.D.麦克劳德在《政治经济学纲要》（1858 年，第 3 版；

《经济学纲要》，两卷集，1881—1886 年）中的论证更是这样。

③ 卡尔尼斯：《主要原理》，第二编第一章，特别是第 214 页以下。但他（在第 186 页）解释工资基金的方式却非常拙劣。可是，这不适用于他对桑顿攻击供给与需求发表的看法。

词表面上的含义，他们的兴趣尽在于此。基金——听起来是多么明确！劳动必须得到它，但决不能超过它！带有某种色彩的受人欢迎的作家，使这个词意味着，提高工资“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而带有另一种色彩的受人欢迎的作家，则对这样一种挫伤劳动的希望的卑鄙企图，感到无比的愤怒。这一切是多么荒谬，应当是很明显的。①同样明显的是：大多数工资基金理比背后的“实际”诊断，即使为了公众的利益使之变得粗糙一些，也只不过是普通常识：它使（实际）工资率和（实际）工资收入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效率、“习惯”（高或低的习惯的生活标准，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繁殖速度）、粮食及其他必需品的自由贸易以及储蓄率——所有这一切无疑地都是符合英国的一般情况的，但整个说来是十分合理的。②如果货币工资率变化的重要性被打了折扣——像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被扛了折扣一样——这不过是多了一个优点而已。从其中可以找到的对不负责任的“工资政策”发出的警告也是如此。约翰·穆勒并没有放弃自己曾经提出的任何警告。

这位当时英国的一流经济学家只是不承认那个令人厌恶的稻草人而已。但是那种感情主义和那种同样荒谬的认为“理论”可以指导政策的信念

③，却使得本来是对一个技术问题的枯燥无味的讨论变得有了趣味和魅力。这

在科学文献中也有反响。在英国和美国，摧毁工资基金“理论”变成了人们喜爱的游戏：F.A.沃克和 H.西奇威克的名字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德国，赫尔曼的意见——它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当作一种反对工资基金理论的意见，却是错误的——就整体而言占有优势；虽然劳在其教科书（1868 年第 8 版）中像拥护其他传统理论那样也拥护工资基金说，但罗雪尔（1854 年）却像罗斯勒（在他的相当有影响的工资理论史中）和 L.布伦坦诺那样，追随了赫尔曼。①

地租。当时流行的所谓工资理论没有求助于不同的解释原则，而只不过是一种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较为全面的“工资与资本”理论的或多或少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个时期对地租（概括为自然要素的租金）的解释则实际上是以不同的原则为基础的不同的理论。我们将把它们称为垄断理论、生产力理论和报酬递减理论。这并不是要否认存在一个起统一作用的原则，李嘉图在开始讨论这个题目时，把地租定义为“为了使用土壤的原始的不可破坏的力量而付给地主的那部分土地产品”②（《原理》第二章）；约翰·穆

① 但是让我重复一遍：第一，工资基金理论并不包含有这种意思；第二，即使它包含有这种意思，它仍然同 99％的工资斗争毫无关系，在这种斗争中，主张提高工资的理由与均衡工资率毫不相干，而是认为，由于磨擦或讨价还价能力微弱等原因，工人未能获得这种均衡工资。

② 其中唯一真正不能为现代激进派所接受的因素，就是工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

③ 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曾展开过一场有趣的讨论，讨论工资基金理论对群众思想和政治行动的实际影响。

① C.F.H.罗斯勒：《劳动报酬理论批判》（1861 年）。卢乔·布伦坦诺：《采矿工人劳动报酬理论》，载

《国民经济年鉴》（1871 年）。

② 让我们简单地提一下：这个时期的作家仍在和识别出所要解释的现象这一问题作斗争。正如李嘉图所说，亚当·斯密对这个题目是含糊其词的，并没有总是清楚地把纯地租与得自土地所有权的总收入区别开来，后者也包括得自改良（例如排水、设置篱笆等等）的收益，马歇尔称之为准地租。可是，亚当·斯密明确暗示的这种区别很快就得到了普遍承认。（杜能称得自土地的总收入为 Gutsrent[地主租金]，称纯地租为Grundrente[土地租金]。）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可耗竭的自然要素，例如矿藏，其收益是李嘉图的定义所不包括的。但人们很容易就看出了这两种情况的相似性，因而没有带来什么麻烦（《原理》，第三章）。可是，

勒在开始讨论时，先重述了一下生产三要素说，得出了与李嘉图相同的结论

（《原理》，第二编第十六章）。这指向了供给与需求——这一原则不仅把这三种理论统一起来，而且使地租和产生于静态商业过程的所有其他各种收入成了相同的东西。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走这条路，因此，从历史上看，说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要更为符合实际一些。

亚当·斯密①所信奉的垄断理论，在当时和在任何时候一样，在政治活动家和小册子作家中获得了拥护者。但垄断一词在科学文献中的作用并不像由于它经常出现在科学文献中所初看起来的那么重要。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分析一下他们使用这个词的情况，就会发现，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地主组织了十特尔，土地服务是根据垄断理论的规则来定价的（一般说来是如此；当然，矿山和葡萄园的情况很特殊）。他们的意思只不过是，地租构成了对“没有成本”的、数量明确有限的东西定价的情况，他们的有缺陷的价格理论引导他们将其看作与真正的垄断情况相同。约翰·穆勒甚至写到一种“垄断化的”东西，在其拥有者中间有着竞争（第二编第十六章第二节）；而穆勒和西尼尔两人实际上（十分不合逻辑地）采用了我们即将讨论的报酬递减理论。读者很可能要问，鉴于在任何定价中可能存在的垄断并不能在本质上解释一种收益的性质，除了作为鼓动性的词语外，是否有人真正

主张垄断地租理论。就我所知，最接近于这样做的作者是 T.P.汤普森。

①

众所周知，报酬递减理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差额成本理论），是和李

嘉图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极为成功地阐述了这种理论，以致它能存在到二十世纪。它是伟大的李嘉图迂路②的一部分，因为对于李嘉图的分析模式来说，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办法，用来从价值问题中消除土地因素（参阅上面，第二节）。③当然，实际上，地租是进入还是不“进入价格”，同工资是进入

这种意义的地租在短期内同产生于任何器具（其数量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的收益的相似性，在马歇尔以前是没有被清楚地看出来的，而这就引起了一些重要的后果：凡是看出这种相似性，因而看出了在短期内地租与准地租没有什么不同的人，都注定或迟或早地要反问自己，物质资本货物的收益同利息是不是一码事。

① 但在将地租解释为垄断收益以后，亚当·斯密又宜称，“地租以不同于工资和利润的方式进入商品的价格构成。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则是价格高低的结果”（《国富论》，第一编第十一章）。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同他的地租垄断理论是矛盾的，因为，如果地租是一种垄断收益，它就会进入价格。可是，这句非常错误的话可能给了李嘉图一种提示，同斯密的分析相比，它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与李嘉图的分析相一致。

① 托马斯·佩龙内特·汤普森：《真正的地租理论》（1826 年），这是一本反谷物法的小册子。但愿我有篇幅就这个充满活力而又非常有趣的人说点什么——任何一部英国十九世纪的社会学史都不会漏掉这种人。C.w.汤普森所写的回忆录（1869 年），虽然不是伟大的作品，却还是值得一读的。

② 李嘉图分析工作的迂回性在这个例子中特别清楚地显示出来。因为他实际上是从“为使用土壤的力量

而支付的”价格开始的，这个定义包括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地租理论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当着我们的面，他便离开了这条通道，走上了他的迂回道路。

③ 约翰·穆勒和马克思也想从价值问题中消除土地因素。但是，只要穆勒停下来想清楚自己想法的含义，他一定就会看出来，对于自己的分析模式来说，从价值问题中消除土地因素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然而对于马克思和李嘉图的分析模式来说，却有必要这样做。马克思实际上做的是，把地租和利润一道放进剩余价值的均质池塘中，然后，在距离分配的基本原理很近的地方，让地主和“资本家”去决一雌雄。这就使得

还是不“进入价格”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可是，李嘉图就是这样来达到他把地租从价格（价值）问题中排除出去的目的的。实际上，厂商是在不同的成本条件下营运的——这个观察在当时也和在现今一样，是平常人的经济学的一部分——有“低成本”和“高成本”的厂商。当然，我们可以按成本上升的顺序排列它们，进而可以毫无困难地观察到，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状况下，价格不会低于，也不会远远高于最高成本厂商的平均成本。当李嘉图有时候说，例如在《原理》的第二十七章，“商品的实际价值是由处境最不利的生产者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来调节的⋯⋯”时，就是这个意思。①在提到这一点时，特别是在第二章，他认识到单独一家厂商的产出的不同部分可能也是按不同的成本生产的，例如，如果是在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地上生产的时候；这些部分也可以按成本的上升顺序排列；②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状态下，其中最高的成本倾向于同价格相等。

最后，他使这一点普遍化，使其包括在逻辑上不均一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谈任何给定总产出不同部分的不同成本，这种产出的每一部分同其他各部分的成本一样高，但是仍然可以把总产出的成本（为了生产这种总产出所必须负担的成本）的增加额分配给产出的每一次连续增量。每当在上述任何一种意义上或所有这些意义上收益递减时，就总是有①一部分产品在被生产出来时没有享受到任何额外的有利条件，因此对于这部分产品来说，以下说法便总是正确的：这部分产品的生产者不为额外的有利条件支付款项，而为边际以内的有利条件支付的款项不进入生产的边际费用。②现在，大多数这样的有利条件实际上都是暂时的——好机器总是要取代不好的机器

——另外一些有利条件则与人有关。除了土地③（及其他自然要素）的位置和肥沃程度等额外有利条件以外，并没有永久性的额外有利条件是同物质因素连在一起的。李嘉图一定想到了，这是个好机会，可以用来消除地租因素，这个因素搅乱了他的劳动数量价值理论。从他在《原理》第二章的论证结构来看，十分清楚的是：李嘉图心里想的主要是不同地块的位置和不同的肥沃程度，而连续将同等“剂量”的劳动应用于同一块土地而使效果递减的情形，对于他来说，则是次要的事情，从未被完全吸收到他的体系之中，虽然它不仅在对付反对意见方面非常有用，而且为了使他的论证完整也是必不可少

他能够——就像只凭决定这样做就使得约翰·穆勒能够那样——在他对价值的基本分析中忽视地租的存在。关于洛贝尔图斯在理论上对决定地租的方式所作的解释，参阅上面第四章第五节。

① 这一点和亚当·斯密的显然相反的意见并不矛盾，斯密认为是成本最低的厂商趋于调节价格。因为亚当·斯密想到的是这样一种过程：较为先进的厂商排挤效率较差的厂商，在一个时候迫使它们赔本出售。而李嘉图描述的则是均衡状态。

② 这样得出的“曲线”，马歇尔称之为“特别支出曲线”（《原理》，第 521 页）。

① 这是以每一种纯理论所作的普通假设为前提条件的，其中包括曲线的继续性和不存在制度上的制约因素。对韦斯特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提出的许多反对意见，过去和现在都只不过是因为批评者不懂得什么是纯理论。

② 由于这些边际支出——在通常的假设下——等于价格，因此以下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为边际以内的有利条件支付的款项不进入价格，马歇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赞成李嘉图的命题的——即把它看作是空洞的自明之理。

③ 详细说明李嘉图的提示（特别参阅《原理》第十四章）时，约翰·穆勒就城市地租写了一段简略的但富于启发性的文字（《原理》第三编第五章第三节），埃奇沃思后来发挥了这段话。

的。

报酬递减理论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错误。如果我们坚持劳动数量价值观念，甚或坚持以实际成本即负效用和节欲为基础的价值理论，从而想要消除这种意义上的没有成本的生产要素，则这种理论是可以发挥作用的。①但这种理论不是对自然要素的租金所作的解释，而只是一种解释的代替物，它只在那种理论结构中才有意义，而且对于认识任何其他解释内部的重要对称性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障碍。可是，在整个十九世纪，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忘掉，反而把不久即以“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而闻名的东西当作是独立于那个结构之外而自有内容的东西。他的《致马尔萨斯的书信》和《评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第二章必不可少的补充，没有这些补充材料就不可能充分理解李嘉图关于地租的观点。可是细读这些材料加强了这一印象：强调支付地租是和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应用相等“剂量”的其他要素所产生的不同效果相联系的，乃是讨论和他自己进一步思考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开头就有的想法。即使在第二章，有关这个问题的段落读起来也像是插进去的，原来的论证并没有包括它们。这就是为什么肤浅的读者每每提出这种反对意见：李嘉图的理论假定有无租土地的存在。这样，在当时的经济期刊上，人们便经常就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展开毫无意义的讨论。赞美者不仅占多数，而且一般说来在论证上也占上风。因为提出的反对意见大多出于误解，约翰·穆勒的标准阐述①轻而易举地就驳倒了它们。其中有一些反对意见，例如凯里和 R.琼斯的反对意见，②是典型错误的有趣实例，这种错误是不屑于学习推理艺术的冒牌理论家所一犯再犯的。读者可以从约翰·穆勒和坎南的书中找到自己可能需要的东西。③

既然自然要素的必要性和稀缺性是解释地租现象所需要的

全部东西，则可以预料，会有人极力主张生产力地租理论，至少是在三

① 可是，不应该补充说，报酬递减地租理论有一个额外的优点，就是说明了得自自然要素所有权的收入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对许多目的（例如课税）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些特点也一样能从任何其他有关这种收入的理论（例如边际生产力理论）的角度来叙述。特别是，应该反复指出的是，独立于其所有者的任何活动之外而存在的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对这个所有者的收入并不能证明什么，因此它本身用作辩解是没有价值的，虽然这种理论常常在这个意义上被误解。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对于攻击地主来说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同时像 A.赫尔德那样断言，我们必须用李嘉图对地主阶级所抱有的仇恨去解释他的地租理论，那也是一派胡言。

① 由于《原理》一书是仓促写成的，组织安排得很不成熟，穆勒在隔得很远的两章即第二编第十六章和第

三编第五章中，两次讨论了这个题目，从而损害了他对这一主题的论述。这两章比其他各章更完全地遵循了李嘉图的路线。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穆勒未能看出他自己的理论直觉的含义。可是，他确曾附带瞥见了这样一些实例，在这些事例中，地租构成了机会成本型的成本因素，甚至承认，当地租产生于稀缺价值时，它就是成本的一个因素（《原理》第三编第六章，命题九），而没有认识到这种让步的破坏性，即：这样做会使他的全部论证化归乌有。

② R.琼斯：《论财富的分配》（1831 年），其中只有第一编“论地租”写完了。

③ 可是，假如篇幅许可的话，我会提到另一类由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疏忽所引起的反对意见。他们谈到了使用在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的“剂量”——这个词是由詹姆斯·穆勒引入的——而没有试图去处理这种剂量的构成所带来的问题。他们也没有考虑到，不联系一定的用途，土地是难于令人满意地按肥力划分等级的。他们还犯了许多其他的小错误。这类反对意见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它们却没有错。不过我们不能停下来讨论它们。

要素学说的拥护者当中会有人这样主张。但是，正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生产力概念不由边际生产力概念来加以完善，那么仅仅意识到生产力因素是不会有多大用处的，就像如果效用概念不由边际效用概念来加以完善，效用因素就不会产生任何有用的价格理论那样。一种边际生产力理论事实上已由朗菲尔德提出，他不仅预示了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将要获胜的一种理论，而且实际上还说出了从这个观点对韦期特和李嘉图的理论所需要说的一切。可是没有人给予多大的注意，而且 J.B.萨伊把收入看作是生产性服务的价格的作法——他自己由于将土地服务的价格归之于土地私有财产制度而使这种作法受到了损害——

暂时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李嘉图的成功是如此巨大，甚至某些在其他方面采用萨伊图式的作家，也在其中插入了李嘉图处理地租的方法，而丝毫也没有表现出在逻辑上感到不安：约翰·穆勒自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罗雪尔是另一个例子。但是供给与需求工具——这正在慢慢地臻于完善——的应用就足以澄清这件事情，并足以清除有关农业生产方法的改善究竟是有益于还是有损于土地所有人的利益这类问题的一切疑团。因此，分析马尔萨斯的立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有用的练习，因为他在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建造者中也像他在供给与需求工具的建造者中一样，处于突出的地位。可是，我们只能作如下几点评论。①

马尔萨斯在他 1815 年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种观点看起来同韦斯特和李嘉图的观点很相似。李嘉图显然也持有这种看法，因为他在他的《原理》一书的序言中说，马尔萨斯和韦斯特“向世界提出了⋯⋯真正的地租原理”。但即使在那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随后将要发生的争论①的种子。特别是，马尔萨斯坚持这样一个命题：地租是一种我们受之于自然恩惠的剩余。这句话很笨拙，曾被人大大误解了②，但它却预示了生产力地租理论。为什么它不能为李嘉图所接受呢，不是因为它恭维了地主：马尔萨斯关于“自然的吝啬” 的同样笨拙的话只不过意味着土地不是自由货物，对生产力理论来说，这个事实也和恩惠同样重要。李嘉图不能接受的原因是，这种思想同他的价值理论是不相容的。③因此，尽管李嘉图在序言中对马尔萨斯表示感谢，我们还是看到了两人之间从一开头就有的根本的理论差异。实际上，马尔萨斯并不需要有报酬递减来说明地租的出现。但他没有清楚地理解这一点，而他的习惯是，总要找些与所要描述的现象有关的具体事实，而不管这些事实对于所要描述的现象是否重要。最后，他把自己无效地力图要去表达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杂种，比起如果作出正确的陈述来，远更容易受到李嘉图短剑的攻击。他甚至对无租土地的处理也感到为难，并且不能完全吸收资本的没有地租的最后剂量这一概念。

① 在李嘉图方面，特别要参阅他的《原理》第三十二章和《评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霍兰德和格雷戈里编，1928 年）。我们将不去管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关于地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的不同意见，它没有产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② 有些批评家认为这种说法只是企图为地主的收入“辩护”。可是，我认为，如果将地主说成是窃取自然恩惠的话，马尔萨斯的说法就不见得怎么有利于地主了，而这正是土地私有制的敌人显然会得出的结论。

③ 回忆一下：从”以所体现的劳动”为依据的价值理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自然的恩惠还是吝啬，同产品的价值都是不可能有任何关系的；但从这种观点来看，特别应该加以反对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劳动以外的某种东西可以增加产品的价值。

他赋予了下述事实以解释意义（我们感到，李嘉图在论述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意见那一章所作的评论很可笑）：土地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多于维持在它上面使用的劳动所必需的产品。①他同样确知另一个已由 A.斯密予以强调的事实的重要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当其扩大时，它会创造对它的产品的额外需求，不是从萨伊规律的意义来说，而是因为粮食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即使按照他自己（后来）的观点，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他失败了，虽然在他的一切不中肯的论述背后，有着强有力的理论。②

最后，必须提及另一类题目。韦斯特和李嘉图把他们的地租理论看作是对归于一特殊阶级的一种特殊收入所作的解释。他们曾经顺便注意到但没有予以重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个阶级的收入，不仅包括“对使用原始的和不可毁灭的地力”的支付，而且还包括对地主在土地上所作改良的支忖。他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可能延续几十年的短期内，对这种改良的支付并没有表现出同农民所支付的“地租”（可以看作是为使用那种“原始”地力所作的支付）在经济上有重大的差别。换言之，他们可能发现了准地租这种现象。

这对他们的一般理论结构、特别是对他们的地租概念的性质不会有重大的影响。但这一概念在其他方面的推广，却影响了地租概念的含义——并确实推动了韦斯特和李嘉图的原始地租理论不可避免的崩溃过程。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在对优质土地服务的支付与对优质工作提供的服务的支付之间有相似之处。萨缨尔·贝利最先将这个事实变成了反对韦斯特和李嘉图理论图式的理由。他是对的，不过后来的许多作家，特别是西尼尔，也还有约翰·穆勒（《原理》，第三编第五章第四节），在推广韦斯特和李嘉图的地租概念时并没有与其争论的意图。①有的推广能使一种理论得到额外的成功：它们会丰富和扩大而不是危及原来的应用范围。但也有些推广会招致或预示这种理论的解体：通过表明这一理论认为某一现象所独具的特点在其他现象中也可找到，从而摧毁它原来的旨趣，用一种新的意义去代替它的旧意义。地租概念的推广属于第二种情况。由于这种推广，地租这一未改良土地所得到的特有收益，同在逻辑上与其有区别的“无成本剩余”范畴合二为一。②穆勒所辨识出来的、在冯曼戈尔特手里得到了很好利用的“能力地租，便是无成本剩余范畴中最重要的例子。

**分配份额与技术进步。**研究十九世纪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献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情。但这种研究却会使那些对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发展起来的

① 指出以下一点是既有趣味而又令人悲哀的：这种论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十九世纪有关地租理论和利润理论的文献中：很多作家在郑重其事地指出生产过程能生产出比维持所用劳动更多的东西时，都认为自己是在谈论某种重要的事情。

② 可是，偶尔马尔萨斯也能取得好成绩。他关于农业技术改良会对地租产生有利影响的看法，固然不比李嘉图相反的看法更正确。但他在《原理》中却正确地指出：这一次，李嘉图论证的是短期情况（他这样做比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所认识到的更为经常），李嘉图似乎也承认这一点。

① 约翰·穆勒没有意识到这种推广的含义，正像他没有意识到隐藏在他承认机会成本类型后面的危险一样。

② 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内，无成本剩余主要是指在不增加”牺牲”（即这种意义上的“实际”成本）的情况下所赚得的超过别人的收益。但是人们后来认识到，这种剩余也可以用机会成本分析来下定义。于是它就指超过为了吸引一种服务到某一行业中去所必需的成本（转移成本）的剩余。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那些推广。可是，应当立即参阅 F.A.费特：《古老地租概念的逐渐消失》，载《经济学季刊》，1901 年 5 月。

分析技术的价值感到失望的人得到一些安慰，①因为这种分析技术——经常有人对它提出疑问——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优越性没有比在这一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的了。

因而，“古典”分析的弱点也在这一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那个时期的经济学家根本看不出一般性问题：他们试图为技术进步对地租的影响和对工资的影响提出不同的学说。他们不得不单独考虑技术进步问题，作为分配理论的半独立的枝节问题，或作为嵌入分配理论的主要结构中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在主要结构的基础上去解决它。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在他们对基本原理的分析中，他们作出了、也不得不作出这一假设：工资资本与技术资本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新储蓄——可是这不适用于马克思——是按同一比率用来进行投资的。最后，他们不能通过整个经济制度来追寻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只是东鳞西爪地摘取片断，以致本来应当是完整理论的组成部分常常排列得彼此矛盾，好似它们涉及不同的理论。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只讨论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劳动利益的问题，①而且我们将以李嘉图在其著名的第三十一章“论机器”（这是他在《原理》一书第 7 版中增列的一章）中所采用的那种形式来提出这一有限的问题，这种形式从工资基金的观点来看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可用来说明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工资基金说。我们将要问：采用一种新发明的机器②是如何影响工资基金的大小的？

早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就已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机器常常取代劳动。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各国政府和作家们对此感到忧虑，劳工集团和市民组织为反对使用机器而斗争，由于使用机器取代劳工的直接影响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很集中，而对于一般财富的长期影响则在短期内不那么容易看得见，不那么容易追溯到机器上去，反对机器的呼声就更高了。一般公众对机器生产一般也不怀好感，因为机器生产除了同失业和童工有牵连之外，当时还同产品的质量低劣有关系。日益增多的劳工主义文献③表达这种意见和感觉的强烈程度，并不大于像西斯蒙第这样的站在科学立场上发表意见的作家，西斯蒙第④主要是从这种意见的全部重要性。和感觉中获得了反对储

① 为了理解本小节的论证，需要熟悉一下现代分析技术的基础。为此目的，读者可以从 J.R.希克斯的《工资理论》（1932 年）一书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全部东西，特别是参阅第六章。可是，我想指出，在分析节约要素的机器所产生的影响时（不论所节约的要素是“劳动”、“土地”还是“技术资本”本身），我们必须小心区别两种情况。技术改进可从外部影响生产过程，即是说，通过使生产者的技术水平发生革命（改变他们的“生产函数”）的某种革新。“古典”作家想到的完全是或者几乎完全是这种情况，而从来没有认识到——巴顿是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其效果与第一种根本不同：还可以引入对生产者而言并非新东西的机器，就技术知识而言，这种机器在过去是能被引入但未被引入的，因为采用它无利可图。可是，由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例如工资上涨），引入它们可能变为有利可图。在这里，技术水平没有改变，只是在并无变化的生产函数内要素的结合有所改变。亚当·斯密认识到还有第三种情况，即一旦产出超过某一数字，引入以前所知道的机器便是有利可图的。

① 关于技术进步对地主利益影响的‘古典’理论，参阅上面，第六章第 6h 节。

② 参阅本小节的第一个脚注。

③ 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参阅一个技工所写的《对在大不列颠制造业中使用机器的考察》，1817 年。

④ 法国“保守”型的经济学家，例如，维勒纳夫—巴吉蒙（参阅上面第四章第四节）和 L.G.A.博纳尔子爵

（参阅《全集》，J.P.米涅编，1859 年，第二卷）走得比西斯蒙第更远。但即使是西斯蒙第的论证，就其分析方面而论，也有许多令人悲叹的地方。例如参阅池在《新原理》第一卷第 375—380 页和在《政治经济

蓄的另一个理由。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较之看得更深刻些，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像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例如在国际贸易上）所做的同一工作：专心致志于他们所认为的根本真理，反对公众的过分专注暂时现象的偏向，因此他们自己对暂时的现象又注意得太少了。李嘉图以马克思所公正地称赞的那种可爱的真诚态度，在论述机器一章的头一页就说明，他同意流行的观点，即节约劳动的机器除了会带来暂时性的过渡困难①之外，只会给作为消费者的所有各个阶级带来好处。因此，像对外贸易的增长一样，机械化过程是一件关系到福利的事情——机械化肯定能增进福利——而不是一件关系到李嘉图主要关心的那种价值（李嘉图派的价值）的事情，当然机械化会降低受其影响的产品的实陈价值和相对价值，这个事实是李嘉图所一再指出的。②他之所以认为机械化在长期内不会减少工资（按照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意义来说，就是实际工资总额），是因为他认为机械化不会减少工资基金。③然而他进而承认，他发现了相信机械化会减少工资基金的理由。

在陈述李嘉图的论证以前，我将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对使李嘉图改变关于机器这个题目的想法比他仅仅提到此书所表明的显然更有关系：这就是约翰·巴顿的《评影响社会中备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 年）。这是一本杰作，远远超过了现在批评“古典”领袖们缺乏现实性（实际的或假设的）的其他文献。在现藏克雷斯图书馆的那一本上，福克斯韦尔教授加上了这样一段评语：“写得真漂亮⋯⋯既充实又有份量，同李嘉图的浅薄而不切实际的空论形成了鲜明对照，”[原文如此]即便是这样的评语，也有某种真理成分。巴顿很明白不应该反对抽象推理本身，不应该仅仅指出似乎与斯密或李嘉图的结论不相吻合的事实：他知道怎样去推理，知道怎样指出理论与事实不相契合的原因。因此，他对李嘉图和斯密关于利润率下降这个题目的观点的“调和”（前引书，第 23 页脚注）是既巧妙又简单的。但是我们只能讨论与手头这一点有关的那一命题。他否认对劳动的需求总是并且必然是随着财富总额（根据 A.斯密的说法，即资本加收入）的增长而成比例地增长，否认对劳动的需求不会由于其他原因而增长（巴顿是在“下议院济贫法报告”中作此主张的，该报告发表于他的著作出版之前不久）。①他否认这一点的理由是：每年的储蓄不一定使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意指技术和工资资本）成比

学研究》第一卷（1837—1838 年）“社会收入”一章中的推理。

① 马克思用华丽的辞藻指出了这个冷酷的名词所可能包含并且有时确实包含的令人恐怖的事情。可是，倘若他指出（即使是牺牲一些辞藻），就每一个别机械化行为的效果而论，机器代替劳动可能是暂时的，但仍根据这种个别行为经常出现这一假设，说明失业的长期存在，那就更加中肯了。不应过分强调这一点，但是稍微予以强调，就会使马克思有一种长期失业理论，这种理论要远比马克思自己的理论站得住脚，除此之外，还可省去他浪费在竭力驳斥他所谓的补偿理论中的所有那些麻烦和怒气。

② 可以顺便提一下，根据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对相对价值的变化趋势所作的长期预测，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很显然，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单位所体现的劳动越来越少的产品，其价格从历史上看是下跌了，至少相对于其他产品而言是下跌了。

③ 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嘉图的一般理论结构所带来的结果并由此而受到教益，这种理论结构使他看不出地租与工资的类似之处。

① 他还否认“劳动会得到丰厚的报酬，其原因是这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因而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讨论他为此所作的论证。

例地增长，它可能使一种比另一种增加更多，随何者利润更大而定。他正确地解释说，如果工资率相对于商品价格有所上升，“师傅们”就会试图使用尽可能多的机器，而在相反的情况下他们则会雇用更多的人手：于是在这里我们就有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的清楚概念，这一概念改进了劳德戴尔的概念，预示了朗菲尔德的概念，同时也是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们所忽视的。但是，虽然李嘉图没有认识到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他至少是接受了这种思想：即在生产过程中引进机器，会由于减少对体力劳动的需求而损害体力劳动的利益（与在任何情况下均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暂时干扰无关）；他用一个与巴顿所举的例子（前引书第 15 页）只是略有不同的数字实例说明了这一点。

李嘉图是这样来论证的。一个已经用一定数量的“固定”资本雇用了一定数量的工人的资本家，现在决定采用一种新发明的节约劳动的机器，让一部分工人去生产这种机器，这种机器现在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中表现为他以前年复一年地用来进行再生产以获得利润①的工资资本的一部分。他这样做的动机是，由于不是所有的厂商都会同时采用一种新机器，因而采用这种机器就会获得暂时的利润。在李嘉图的例子中，“资本家”的资本依然没有变动—

—它在价值上既未增加，亦未减少。但它已经改变了它的有机构成。工资资本变成了技术资本——现在后者较多，前者较少。当暂时的利得由于起而效尤的其他厂商的竞争而消失时，则总资本的利润量和利润率将可能恢复到采用机器以前的那种状况。可是，商品价格会下降，制造商的工资基金会永久地减少，人口将变得“过多”，这就是李嘉图所要证明的。

李嘉图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阶级中流行的看法，即使用机器常常损害他们的利益，并不是产生于偏见和错误，而是同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理一致的。”正是这一锋芒毕露的说法吸引了经济学界的全部注意力，而事实上又被同一章中的另一段话所加强：这段话断言，在像所讨论的那种情况中， “对劳动的需求必然会减少，人口将变得过多，劳动阶级将处于困苦而贫穷的境地。”朋友们和敌人们似乎没有看到别的东西，而且从此以后，李嘉图在学说史上就一直是这些说法实际上似乎所表达的那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章的其余部分，并记住该章自认是研究李嘉图所谓的永久效果的，那就很清楚，第一，这些说法并不是从上面提到的数字例子中得出的；第二，李嘉图清楚这一点，他的意思根本不是这两段所说的那样。关于第一点，李嘉图的例子只包括采用机器所推动的事件进程的一部分：他对这一情况的分析固然是“比较静力学”方法的一个实例，但所比较的两种状况的第二种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均衡状况，因为我们没有被告知，在失去了工作的工人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除非我们准备违反完全竞争与工资具有无限伸缩性的假设，否则他们是不会继续失业的。关于第二点，李嘉图完全承认——虽然是以一种特别狭窄和不确定的方式——机械化会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致按商品计算，“它不会减少总产值”（他所说的总产值就是包括工资的净国民产值）。这就等于是说：实际工资收入（按我们的意义说）不一定会“永久地”下降；无论如何，由于机械化造成的价格下跌

① 在这一章，李嘉图比他在任何别的地方所做的更接近于马克思将要作的利润分析。李嘉图教授与学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表现得更为清楚——虽然像有时会发生的情况那样，没有哪一个对另外一个的成就会完全满意。

会使利润和地租的购买力上升，“那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在储蓄倾向不变时，资本家和自然要素所有人将用增加的储蓄再度填满空虚的工资基金。这些承认（为了简单起见我不再提其他的）并不是他的论证的例外，而是如果使之继续下去超出数字实例所达到的那一点，在逻辑上所必然会得到的结论。这样，李嘉图就成了马克思所谓的“补偿理论”之父——这个理论说的是，最终有利的结果会使工人阶级最初由于采用节约劳动的机器所受的苦得到补偿——而马克思则把这个理论归之于詹姆斯·穆勒、麦卡洛克、托伦斯、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从而使这些人与李嘉图形成了一种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对照。大多数经济学家或多或少做了同样的事情，即使是那些本来不想像马克思那样把所谓补偿理论挑出来进行辱骂的人也是如此（参阅《资本论》，第一卷第 15 章第 6 节）。

在整个十九世纪及以后所进行的争论，主要表现为赞成或反对“补偿” 说，现在已经完生成为过去的事了：如上所述，当一种较好的技术逐渐被普遍使用使得分歧化归乌有时，争论就从画面上消失了（参阅对希克斯《工资理论》的附注，本小节头一个脚注）。可是，为了理解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应作以下几点说明。第一，读者不应认为，李嘉图在上面引证的那两段话中所表述的结果是错误的。恰好相反，如果我们把他的意思理解为机械化会永久地减少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甚至可能是绝对份额（不管这种国民收入是我们所说的实际收入还是李嘉图所说的那种实际收入），他反而是正确的。只是他的整个论证没有证明这一点。第二，就李嘉图的意思不仅是要表达一种抽象的原理，而且是要提供一幅有关实际过程和可能性的图面而论，他显然是低估了机械化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所带来的结果，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产量扩大带来的结果——因此，长期的“困苦和贫穷”在他的著作中比在一幅符合实际的面图中显得要大些。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比不完美的技术更坏的某种东西，即由于缺乏想像：他从来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关于资本主义“机器”的主要事实是，它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做到了没有它就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换句话说，它所“代替”的是从来没有出生过的工人。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他的分析工具有缺陷，它是不适宜用来描述数量扩张的。特别是，在李嘉图的体系中，价格能直接降到成本水平，所谓直接就是以产出增加以外的方式（《原理》，第 30 章）：因此他未能看到，由于机械化，在他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用货物计算的总产出必然会增长。他也未能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也用商品来表示工资基金，那么即使储蓄不增长，工资基金也能增长，虽然这样一来，只是说（我们意义上的）实际工资收入增加，比起说工资基金增加、因而实际工资增加，要自然得多。

第三，读过李嘉图论机器一章的读者将其看作是混乱一团，是完全正确的；他很可能会问为什么是这样。在我看来，原因似乎是：李嘉图一方面保留了他自己按实际价值（“所体现的劳动”）进行分析的方法，同时又一再逾越把这一方法同按货物进行分析的方法分离开来的边界。他为什么这样做是很清楚的：他的精确的推理总是按所体现的劳动这一方法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得出关于任何人的困苦或福利的任何结果，而这正是他在这一章所感兴趣的。因此他将二者混在一起，有时在总结按所体现的劳动来进行的论证时他谈论“劳工的困苦”，从而与我们所说的实际收入无关，这种实际收入是用货物来计算的；有时在只有按照货物的绝对数量来说才有意义的论证过程中，他又按照他的实际价值来论证。

最后，第四，关于资本家储蓄的增加，可能需要作些额外的说明，李嘉图认为储蓄的增加会补救机器使工人遭受的损害。由于在李嘉图的工资基金方法的范围内这种损害被描述为李嘉图的工资基金的价值的减少，因而额外的储蓄事实上会补救这种损害。这种额外储蓄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来自于利润。第一，即使利润率不会永久增长（用李嘉图的话来说，就是即使利润的“价值”不增长），资本家所消费的货物的价格下跌也会使得他们更容易储蓄，而（如果消费倾向保持不变，对李嘉图和凯恩斯来说它总是不变的）资本家是会这样去做的。但是第二，如果降价货物全部或大部分由工人消费掉，那么，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利润率就会上升。储蓄因此而会增长。让我加上一句，约翰·穆勒固然接受了李嘉图的方法，但没有严格遵循它们。他提供给工人阶级的主要安慰是，机械化出现在能带来大量储蓄的过程中，后者很容易替代机械化所造成的工资基金的减少（否则这种储蓄就会流入殖民地等处），因此这种减少或许只是潜在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马克思应当喜欢这一点——因为它很好地暗示了社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参看后面）

——但是当他利用它时，并没有表示感激之情。

马克思（前引书，第十五章）接受了李嘉图的分析，没有加上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而只是把李嘉图所加的限制条件减到最低限度，对之进行精雕细刻，最大限度地利用历史上同机械化过程相联系的失业，一任自己倾泻激烈的言词，以致达到兴奋的极点，竟未顾及提出某些论点来支持自己的理论或反对被憎恨的补偿理论。或许这表明，就像他在其他场合的慷慨激昂所表明的那样，他对于自己所采取的立场并不十分有把握。这肯定表明，他是知道机械化问题对于他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最后结论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机器必然要把劳工抛向“街头”——更好的说法是，由于英国的机器，印度织工的骨头不得不“在太阳底下曝晒”。马克思所说的失业实质上是技术失业。这种技术失业必然造成一支永久的“产业后备军”——李嘉图的过剩人口。而这支永久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只是在高度繁荣的一段时期才能暂时被吸收——必然会使实际工资（按我们的意义说）降到日益贫困、恶化等等（ver— elendung[德文贫困化]）的地步，这会最终驱使无产阶级进行最后

的革命。当然，这只是一个“绝对规律。”①当然，马克思对于经过严格选择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充满了他在那一章中所作的分析——的有效排列，包含了他自己的大量限制，像在第三卷中的某些段落那样。但是由于抽象的趋势不能使任何人陷入困苦和失望，由于谈到最后的结论和目的时马克思对于他自己所加的限制并不怎么注意（例如参阅第三十二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因而任何按照这两种路线为马克思进行的辩护都不会成功。

我们除了认真对待前面那些说法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如果我们这样做，马克思企图把李嘉图所想像的可能性变成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的失败就会危及他的体系的逻辑结构，正如工人阶级的实际历史会危及马克思的体系宣称所具有的现实性一样。②

① 读者应当记住这个词在马克思的专门术语中的含义，即和绝对趋势的含义完全相同，这种绝对趋势在经济史的任何给定阶段不一定能得到证实。

②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并不在乎采取这样的可笑立场：说劳动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的趋势事实上是可以

然而，在马克思对技术发展过程的分析中，只有关于日益增长的贫困这个提法需要放弃，虽然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观点来看，它可能是极端重要的。其它的结果都可以留下来。为了从适当的角度来看它们，让我们记住，在马克思的一般图式中，社会进化是由这样一种力量推动的：这种力量是内在的，或是利润经济所必然包含的。这种力量就是“积累”：在竞争的压力下，各个企业被迫将其利润尽可能多地投在自己的生产设备上；①并且**它被迫将其主要投在技术资本上，**自然总是寻找日新月异的机器。这并不能使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永久获益，②因为正如李嘉图已经指出的，任何超额利得都会随着竞争者采用每一种技术改进而很快消失。

但是捷足先登的厂商会获得暂时利益，使他在竞赛中走在前头：在平均成本下降曲线上猛烈下冲，在这一过程中消灭（“剥夺”）那些弱者，因此，资本主义企业个别地在生产规模上扩大，建立起巨大的生产能力，最终会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并不是所有这些都站得住脚。特别脆弱的是最后一点：马克思从来没有说清楚，究竟大企业经济怎样会崩溃，而他的崩溃理论

（德文是 Zusammenbruchstheorie）实际上已被他的一些最卓越的信徒所放弃了。可是，整个说来，人们不能不被这种资本主义演进概念所具有的分析上的和实际上的价值所深深地打动，特别是如果把它同马克思在李嘉图的论机器一章中所发现的它的质朴因素加以比较的话。

观察得到的。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只限于主张一种不那么可笑的提法：马克思的抽象规律之所以未能发生作用，是由于在十九世纪出现了特别有利的情况（例如运输费用的大幅度降低，开辟了食物和原料的新来源），但即使它在三十年代未能发生作用，最终它还是要起作用的。还有一些解释家则竭力把马克思的规律说成只是意味着相对贫困，即劳动的相对份额下降，这种说法除了同样站不住脚之外，显然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① 当然，这同说各个企业被迫进行储蓄是一回事，马克思认为这个词的含义极为不足取，因而像躲避豺狼虎豹那样尽力避免使用这个词。可是，在指出存在这种强迫性时，他显露出他对资本主义机制比起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有更深刻的理解。但和他们一样，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积累的机械方面，因而他所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演进的实际，而只是它在日益增长的一堆堆无生物中的倒影：除了积累这些东西之外，“资本家”就只是剥削市没有做别的事情。

② 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参阅上面 6c 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