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在我们图画的德国部分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旧“官房学派”

的传统——德国顾问行政宫的传统——在亚当·斯密的影响下正处于部分转变的过程中。《国富论》虽然在出版以后立即首先译成了德文（1776— 1778 年），却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影响。政治学界开头并不很喜欢它，并且，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有些人倾向于把斯图尔特的《原理》摆在它的上面。但在 1800 年左右他们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改宗，首先是少数人、不久就是大多数人变成了狂热的斯密派。这比起最初的抗拒来，事实上在他们是更为自然的，因为，正如也提到过的，他们自己的思想在这以前的许多年中也在沿着同样的路线移动。

胡菲兰德、冯·雅各布、克劳斯和冯·索登的著作足以作为这种斯密官房学说的例证：戈特利布·胡菲兰德（1760—1817）著有《国家经济学的新创立》（1807—1813 年；第二卷，论货币，是相当有趣的）；L.H.冯·雅备布（1759—1827）《有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805 年，后来曾加以扩充和改进）；C.J.克劳斯（1753—1807）著有《《国家经济学》（1808—1811 年）； F.J.H.冯·索登伯爵（1754—1831）著有《国民经济学》（1805—1824 年）。雅各布和克劳斯也是哲学家（康德派）。他们四个人全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斯密派几乎他们的全部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学著作都是从《国富论》吸取营养并随它为转移的。克劳斯是个有影响的教师，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了许多未来的公务人员①，他盲目而狂热地崇拜《国富论》，把它说成是唯一“真实的、伟大的、高贵的、仁慈的体系”，并把它同《新约全书》相提并论。胡菲兰德和雅各布虽然也是十足的斯密派，却不曾走得那么远；冯·索登更要独立一些。他对亚当·斯密的批评并没有打中要害，但是他偶尔也遵循自己的路线。特别是，他初步提出了这样一种后来由李斯特加以发展的想法，即对外贸易或任何其他政策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要直接增进福利，毋宁说是要开发国家的生产资源，这是一种“重商主义的”观点，不仅对建议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分析来说也是重要的。他们四个全是颇为著名的人物，我准备着为我的选择辩护。但是读者应当明白，列举另外几个人也同样可以很好地达到目的。

还应加上两个人，尽管这两个人通常不被看作是德国经济学家。一个是G.F.比凯-朗格瓦伯爵（1781—1851），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奥地利的大贵族，非常富有，非常激进（在一大把年纪时参加了 1848 年的革命），是许多学科的具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而且至少在两个学科（理论力学和经济学）中要高于业余爱好者的水平。在他的著作中，有《国民经济学理论》（1815 年；1816—1819 年数度补充），和一本关于货币与货币政策的小册子，题为

《一种真正国民信用的基础货币》（1819 年），两者均以斯密的学说作为其基础，但包含了几个富有创造性的有趣建议，其中有管理纸币一项。我认为，

① 在这些公务人员中，有些参与了施泰因与哈登堡的立法。这样，在《国富论》与那位普鲁土改革家冯·雅各布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很有趣的关系，后者不但在哈雷大学任教，也在哈尔科夫大学任教，曾担任圣彼得堡的一些官方委员会的顾向，颇有助于在俄国传播斯密的学说。

忘记这个人和他的著作是不公道的。

另一个要加上的人运气比较好些，由于在他那时代在英国和法国被讨论过，他在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个人就是 H.F. 冯·施托尔希（1766—1835），虽然从种族和所受的教育上说他是个德国人，但由于他一生在俄国政府部门中工作，所以常常被当作俄国人。这里应当首先提到他关于俄国的历史统计研究（特别是：《十八世纪末俄罗斯帝国的历史统计图画》，1797—1803 年）。我曾经匆匆翻阅过这九卷书，但是没有资格判断，究竟施托尔希是否已经完全充分利用了他的资料。关于他的系统性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 年）和他在收入分析方面的尝试（《国民收入性质的考察》，1824 年），应当指出：前者注重事实的倾向及其中所包含的伦理的口头禅，不能证明学说史家把他归入后来的历史伦理学派——作为一个成员或是作为一个先驱者

——的习惯是对的。他并不比亚当·斯密更加“注重事实”，而在方法论上把他同他的英国同时代人划分开来，只不过是使得轮廓线模糊起来罢了：西尼尔所做的资料工作是在各个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而不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但是没有理由来谈在两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方法论上的差异。如果施托尔希怀疑过表述经济现象的普遍规律的可能性，那么，他之所以怀疑在一种意义上乃是西尼尔和约翰·穆勒衷心赞许的，这种意义是，具体的经济现象，作为历史上既定的东西，是不遵循简单的和普遍有效的规则的。至于其余，他的分析最好是用“批判的斯密主义”一词来加以描述：他的基础和概念器械在实质上是斯密的，但是施托尔希在若干重要之点上同斯密和萨伊二人均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收入分析方面。施托尔希具有某种权利，可以要求同劳德戴尔、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一道，列作凯恩斯主义和后来断断续续地表现出来的相同趋势的一个先行者。可是，如果我懂得他在《考察》一书中的论证的话，其中并没有多少东西：象所有这方面的作家一样，他忽视了—

—而其他人则过份强调了——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均衡机制。但是我们将要回到这一点。在此刻，我想叮嘱读者不要忘记这个人：虽然作为一个理论家他的地位不是很高，他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斯密主义，日益增多地带点（常常是被误解的）李嘉图的味道，消除了十八世纪行政政策中的一些较为陈旧的东西——这就是普通德国经济学直到甚至稍稍超过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未了所具有的特征。这种文献采取了教科书的形式，劳 ①的著作在几十年中证明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在这个水平上高高地耸立着两个具有卓越才能和力量的人物的成就，这两个人就是赫尔曼和曼戈尔特。为了尊重德国经济学史家的一个奇怪的习惯，还应加上伯恩哈

① K.H.劳（1792—1870），起初是埃尔兰根大学然后是海得尔堡大学的教授，肯定具有健全的常识、渊博的学识和一般的才能。但是，如果编撰一部成功的教科书还需要什么其他品质的话，他一定也具有那种品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26—1837 年：第一卷，理论[“规律”]；第二卷，应用经济学，或经济政策；第三卷——最好的一卷——公共财政）多次再版，但最能说明其巨大成功的还是以下事实：阿道夫·瓦格纳认为它还值得加以改造，而不需要用一本崭新的教科书去代替它。作为一个教师，劳在经济学史中应当居于很高的地位，尽管对于他写的教科书，我们只能说以下好话：它把极为丰富的事实整理得井井有条

——它正好是未来的律师或文官们能够并愿意吸收的东西。

德。

考虑到杜能和马克思遵循着他们自己的道路，这种道路离开普通德国经济学很远，我们可能倾向于怀疑 F.B.w.冯·赫尔曼（1795—1868）的声望，其理由是他由于没有竞争而卓然独立。这种怀疑是有些道理的。然而，他的《国家经济学研究》（1832 年；增订版，1870 年；重印 1924 年），虽然在科学史上没有地位，但同给予它的许多恭维（甚至 A.马歇尔也恭维过它）却是大抵相称的。赫尔曼的判断力很强，从而为他节省了别人花在怀疑“抽象方法”等事情上的一切精力，而他那敏锐而有条不紊的头脑又能使他自如地运用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考虑到他的著作的出版年代，他的方法是既简单又值得称赞的：他从“供给与需求”开始，进而考察隐藏在后面的决定因素。他的清晰的概念化完成了其余的工作，而成功是很大的：人们一般没有认识到，他的著作意味着越过李嘉图跨出了一大步。这就足以一般地表明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功绩的特色。但是这还没有道出他的（统计和其他方面的）资料工作的价值，也没有公平地评价他这个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文官和教师，在德国的形成年代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汉斯·冯·曼戈尔特（1824—1868）的名气要小得多。但是，这位文宫和教授（在格廷根大学和弗赖堡大学）在我们这门科学中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除了他的关于萨克森工业的历史著作而外，我们还应提到他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关于企业家收入的学说》（1855 年；该书实质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企业家收入的能力地租理论）和《国民经济学大纲》（1863 年；第二版在他死后于 1871 年发行，把其中最有创造性的因素删去了，即曼戈尔特为国际价值理论设计的几何器械；但是埃奇沃斯又使之重见天日）。

特奥多尔·冯·贝恩哈德（1802—1887）的出名，系得力于罗雪尔的德国经济学史。我之所以含含糊糊地把列举他的名字的习惯称为一个奇怪的习惯，是因为实际上没有经得起考察的理由要这样做。所谈的这本书的名字我最好是译出来：《评人们为支持大地产和小地产所列举的各种理由《（1849 年）。贝恩哈德是个具有广博文化修养和丰富经验的极为聪明的外行人，他对这些理由的讨论无疑是很高明的。但并不是这一点引起了罗雪尔的兴趣。贝恩哈德把他的题目放在了这样一个宽广的

——并且是外表美观的——框架里，即对产生英国“古典”学说的社会与经济背景作一般性考察，这种考察自然十分成功地表明了英国古典学说的历史和社会学具有相对性，其有效性也是有限的，但是也表明了贝恩哈德没有能力认识到，有关实际问题的看法或建议与一般原理之间是有区别的。

既然杜能和马克思（如果后者真的能称为德国经济学家的话）放在别处叙述，剩下来的就一方面有李斯特和洛贝尔图斯（说杜能、马克思、李斯特和洛贝尔图斯全都是非职业经济学家，也许稍微有点使人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有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和克尼斯，即所谓旧历史学派的成员。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上和感情上都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这是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各州建立关税同盟，而这正是德国国家统一的萌芽。这种同盟对德国意味着什么，是

不能被那些幸运的国家的人民所理解的，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家生存的权利和国家的野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就是说，李斯特象所有那些从事漫长的艰苦斗争从而名垂史册的人们一样，是一个民族英雄。我丝毫无意去批评这种态度，除了一个方面以外，我也丝毫无意在任何其他的方面不给李斯特以赞美，只是这个方面不幸恰好是在本书中有价值的唯一方面。不过，即使作为科学经济学家，李斯特也具有伟大的因素之一，即关于国家形势的伟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本身虽不是科学成就，却是取得某种科学成就——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凯恩斯就是取得这种科学成就的突出代表——的先决条件。李斯特也不缺少那些必须专门用来补充想象力以便取得科学成果的必要科学条件他的分析器械实际上对于他的实际目的来说，是非常够用的。但这种分析器械的个别部件并不是特别新颖的。

李斯特看到的是一个国家正在最近的悲惨过去所强加的桎梏中挣扎，但是他也看到了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全部可能性。因此，国家的将来乃是他的思想的真正目标，现在只不过是一种过渡状态罢了。他认识到，在这么一种实质上是过渡的状态中，当政策是连结在处理被想象为实质上是永久的一系列现存状况的任务上时，它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这一点他是用他的“阶段”学说来表达的——就他的教育宗旨来说，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但它本身只不过是十八世纪的一个古老观念。其次，他（象索登一样）认识到，强调国家的将来会限制从现在着眼的福利方面的考虑。这一点他是用他的“生产力”学说来表达的，同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所能创造出来的消费品相比，生产力在他的体系中处于尊崇的地位——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这也不是不巧妙的，但它只不过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的标签罢了。最后，就他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德国舆论的教育所作的最有名的贡献来说，有幼稚工业论，这显然是汉密尔顿的东西，是李斯特在美国逗留期间所吸取的经济智慧的一部分。从美国回来后，李斯特完全美国化了，以致实际赞成发行银行券来筹措铁路建设资金，实际这样做的只有美国这个很难说做得十全十美的先例。应当顺便提到，从李斯特保护贸易的论点可以得出自由贸易的论点：如果这一点不明显，我们可以指出下述事实：约翰·穆勒接受了幼稚工业论，显然认为它是合乎自由贸易的逻辑的。①

这样，我想，就对李斯特的分析天才和成就作了公平的估价，同时也把它缩小到了它固有的比例。那些坚持要把他们的英雄变成一切可以想象的功绩的所有主的人，是在用造成虚假历史的虚假关系来表现他的思想。他是十八世纪思想的继承者。他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他是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先驱。这一切说法只不过是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在他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继承者，又是在他以后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先行者。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个目标明确的有才气的新闻工作者，和一个把似乎可以用来补充他的想象的一切东西调节得很好的能干的经济学家。这还不够吗？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 年）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因为该书展示了李斯特最早的体系。由此而产生的他的成熟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 年；英译本，1885

① 可以附带地说说，称李斯特的计划为“民族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是在玩弄这两个词的双重含义。

年），尽管有上面所有那些评论，仍不失为一部褒义上的古典著作。他的著作的一个新的综合版本（《著作，演说，书信》）已由德国李斯特协会出版（1927—1932 年），该胁会还出版了《李斯特原稿》。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1805—1875）的名气也有些是由环境造成的：一方面，他不曾遇到如果他在英国会遇到的那种竞争或批评；另一方面，虽然他不理睬阶级斗争和革命，并且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保守的君主主义者，但他却鼓吹一种大部分公众所能接受的国家社会主义。至于其余，包括体力劳动者对全部工业产品的自然权利（根据自古以来的理由：一切商品都只是体力劳动的产品或所值），都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应该提到某些建议，因为它们有助于说明产生这种建议的分析。洛贝尔图斯认为，只是由于制度的形态才使得劳工被剥夺了“自己的”一部分产品，这个命题反映在他的下述建议中：用例如课税（在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世界中，这是利用课税达到非税收目的的首批建议之一）这样的国家行动去改变这种制度形态；不但要规定价格和工资，而且还要规定财产收入。他的地租理论反映在曾在德国发生某种实际影响的一个极为切实的建议中，即建议用只体现年度支付枚的抵押去代替那种体现资本要求权的抵押。他的贫困和商业循环理论反映在一项听起来很时髦的建议中：即用重新分配收入的办法来消除贫困和商业循环。

洛贝尔图斯的分析图式可以最简要而又最有效地叙述如下。从根本上说，他是个李嘉图派，就同马克思是李嘉图派的意思一样。他在分析上作出的努力，是沿着某一方向发展李嘉图学说的努力，在本质上同马克思的努力是平行的，虽然是彼此不同的。根据出版的年代，马克思可能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得到过启发，特别是在一切非工资收入的一元概念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洛贝尔图斯的“地租”——这是两种图式的一个特征。可是，总的说来，洛贝尔图斯的榜样最多也只能教导马克思怎样不去着手进行他的工作，和怎样去避免最大的错误。因此，并且还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发展在我看来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李嘉图的系统表述的，这种表述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发展所应有的方向，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怀疑恩格斯的看法，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借用”什么东西。

称洛贝尔图斯为李嘉图派，自然是限定了他所具有的创造性。此外，对于任何一种剥削理论，w.汤普逊部有优先权，对于洛贝尔图斯的劳动券（货币），欧文则有优先权。①但两者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读者为了自己的方便，应当把下面三点记在心里，我预先在这里提到它们，是因为它们特别说明了洛贝尔图斯建立理论的能力的特色：（1）他的地诅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②（2）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日趋

减少，这种理论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是无法为之辩护的；（3）他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本来是不值得讨论的，但不幸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下述命题之上的：由于（2），劳工不能购回其产品的一个足数量，结

① 对欧文和洛贝尔图斯两人来说，并且按照实质方式，劳动单位不只享有金本位制度下黄金单位所享有的地位，而且这种劳动货币的机制还可以“纠正”价值。

② 这里指的是通常意义的地租而不是洛贝尔图斯所说的地租，后者等于利润加利息加地租。

果必然定期地造成生产过剩。西斯蒙第有一些段落似乎指向了同一方向，但他实际上做得要比洛贝尔图斯好得多。洛贝尔图斯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对我们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 年）：《致基尔希曼的社会书信》（1850

—1851 年：英译本名为《生产过剩与危机》，1898 年；第二版，1908 年）：

《现代地产信用券的说明及其朴救》（1868—1869 年）。我们感兴趣的其他著作，已在他死后接连发表，其中包括一些书信，这些书信对某些重要问题作了澄清。有关洛贝尔图斯的文献浩如烟海，大部分是德文的。我只提一下H.迪策尔的《卡尔·洛贝尔图斯》（1886—1888 年），该书作者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从而弥补了由于它出版较早而缺乏资料这一缺陷。洛贝尔图斯之所以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受到人们注意，乃是由于 A.瓦格纳的吹嘘。

把“经济学历史学派”这一概念限制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的时代和集团（参阅后面，第四编，第四章）上面，对于真实地了解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是有利的，其理由将在下面提到。这含有这样的意思：谈论“旧历史学派” 并不是一个好习惯，这个名称主要是在反对施穆勒的“历史主义”的论争中使用的，它用来表示这样一群作家，他们虽然了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却没有表现出对“理论”的敌视。我认为，这样一种立场并不构成一个显著的特点，而在这一方面常常提到的经济学家，也没有从任何有用的意义说形成一个集团，更不要说形成一个学派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经济学家本身：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和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①是个异常活跃并具有相当影响的人，从历史学派这个词后来被大家所接受的真正意义上说，他最接近于是一个历史派经济学家。克尼斯是德国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将在考察下一时期时提到他，他的主要著作属于那个时期。可是，这部著作是在经济理论的领域之内，而他能在旧历史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依靠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信仰宣言，这种宣言本身虽然很有意思，但考虑到克尼斯本人的实践，却没有多大意义。克尼斯的方法论属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因而将在下面提到（第五章，第 2b 节）。罗雪尔①曾在莱比锡大学教了四十六年的书，除了这种教学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之外，还要加上他的许多著作的影响。他的著作无一不具有很高的水平，全都充满了真实的学问和健全的常识，

①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的主要著作《现在与将来的国民经济学》（1848 年；格里希新版， 1922 年），对自然法概念（从使得经济规律在认识论上同自然科学规律相类似的意义上说）表现出了敌意；它强调经济学的道德科学性质（他用的是文化科学一词，与自然科学相对立），强调在施穆勒学派的纲领宣言中以及在文德尔班和里克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重现的其他特征。此外，他还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是刊登在他于 1862 年创办的《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第一期开头的他自己的纲领宣言，却是以宽容大度而惹人注意，显然不是用来发起或支持一个特殊的方法论党派的。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一定要想把他列为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也应当称他为施穆勒学派的一个先驱，而不是称他为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三人小组的一员。

① W.G.F.罗雪尔（1817—1894）是个勤奋不懈的人，著述甚丰，其中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十六和十七世纪

英国国民经济学史》（1851—1852 年）和《德国国民经济学史》（1874 年），都是不朽的学术著作。我们可以为罗雪尔的著作开列一长长的清单，其中有两部经济学史著作以及几部经济史著作。这里我们略过这个清单中的所有其他项目，而只提提他的极其成功的著作《国民经济学体系》，读书共分五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4 年，直到 1922 年还出了第 26 版；英译本 1878 年）、《农业国民经济学》（1859 年；第 14 版，1912 年）、《工商业国民经济学史》（1881 年；第 8 版，1913—1917 年）、《财政学体系》（1886 年；第 5 版，1901 年）以及《济贪制度与济贫政策体系》（1894 年；第 3 版，1906 年）。

而在从事各种科学研究时，他那优雅而具有高度教养的头脑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理解力，则使这些著作对后代学者的用处，也许要大于更富创造性的著作。马克思曾对他加以没趣的戏弄。在一些人看来，罗雪尔象是前进的障碍。可是，大体说来，在那个时期很少有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在德国内外受到那么接近于普遍的尊敬。那些想颂扬罗雪尔的作家，由于感到难于把创造性的结论归功于他，于是就试图在他的方法或门径上找一些创造性的东西。由此他便落入了这样一种境地：要么被看作是普通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要么被看作是所谓“旧”历史学派的一个领袖。他常常谈到他的历史方法或观点，这就招致了上述结果。但是以后我们将要看到，这样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就他的分析器械而论，他应当列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非常有功绩的信徒，虽然是一个对历史的例证碰巧具有强烈嗜好的信徒。

我想，在上面的讨论中大体描绘了为我们的目的必须记在心头的那个背景的一切显著特点。在这样一种尝试中，不全面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无需多作辩护。但是尽管如此，似乎还得补上某些读者会感到缺少的三个名字。在讨论经济史观时，我已经提到了洛伦茨·冯·施泰因，因为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全都是在这个时期内发行初版的，也许应当把他包括在这个概略之内。可是，我已经把他移到下一时期去了，因为他的影响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大为增加的。同样的理由也使我把阿尔伯特·舍夫勒移到了下一时期。但是我将利用这个机会来简单地评论一下杜林，他摆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合适。

欧根·K.杜林（1833—1921）由于视力迅速衰退以至完全失明而不得不放弃律师的生涯，于是一方面从事大学教学生涯，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结果征服了一个广阔的领域，从数学、力学和普通理论物理学直到人种学、经济学和哲学。可是，真正值得赞美的——事实上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功绩是：在那个广阔领域的几门学科内，他达到了取得创造性成就所必须具有的精湛程度。特别是，他出版了一部杰出的力学史（《力学一般原理批判史》，1873 年），在被授予学术奖金时，评判员们作出了这样的奇妙评论，即该书的水平远远地超过了为获得奖金所必需具备的水平；而更重要的是，它为恩斯特·马赫所十分重视（参阅后者的《力学》第一版序言）。而且，在反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历史上，他也必定占有卓越地位。在另一个思想领域——同哲学一词的最初意义相当的那种人生哲学——中，他发展了一种态度或体系，我们可能喜欢它，也可能不喜欢它，但它却既有趣，又富有创造性（他称之为“人格主义”）。还有他的社会哲学——或社会改革体系——也应享有同样的评论（他称之为“社会学”；同洛贝尔图斯的社会哲学有些相似）。为什么这个重要的思想家遇到的尽是挫折，原因主要是他有一种既豁达大度又喜欢打架的脾气，由于进行凶恶的攻击，他实际上把他所注意到的一切个人和集团都变成了敌人。不过，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了一次复活。其所以要说到这一切，是为了使人明白，对他采取不尊敬的态度是不恰当的，也是为了防止由于误会而产生的东西。

在经济社会学的领域内，确实有一项重要成就应归功于他，即这样一种部分站得住脚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时代的许多财产关系，不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造成的，而是由超经济的政治原因作用的后果造成的。

但是，既然我们把政治思想和政策建议排除在外，在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可供我们报道了。考虑到他在力学方面的成就，说也奇怪，他是个很糟的技术专家。他居然不知道以下这样一种论证在分析上的弱点：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由于制度上的原因）使工人阶级维持在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平上并使工人阶级得不到技术进步的果实（因此，国家必须插手来保证劳工得到应有的份额——又是一种同洛贝尔图斯相似的观点）。他对凯里有着无限的热情，而对巴师夏的剽窃则大发雷霆；但看得出来，他对凯里体系的优缺点毫无了解。既然达是同我们有关的，我们就没有机会再提到他了。在杜林的著作中，以下各种是属于我们的领域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凯里革命》（1865 年）；《资本与劳动》（1865 年）；《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创立》

（1866 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教程》（1873 年）。参阅 E.拉斯金：《欧根·杜林的经济与社会学说》，载《经济与社会学说史杂志》（1912 年）和 G.奥尔布雷希特：《欧根·杜林⋯⋯》（192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