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对于前一时期来说，我们感到，美国的少量经济文献并不完全该当受到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对它所抱有的那种轻视。可是，对于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来说，邓巴在 1876 年所发表的意见，即美国文献“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毫无贡献”，①并没有由于最近的研究提供的资料而失去效力。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提出的问题、所作出的暗示和所进行的事实调查工作，那样说的确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我们强调理论这两个字，那样说却是真实的。既然这是经济学界的一般意见，我们的叙述就可以简短了。在进行叙述之前，我想要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

那些不熟悉科学研究的社会学的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有实际问题就有分析，或者换句话说，分析是由生活的需要所引起的。但美国当时有许多实际问题，人们热烈地讨论它们，有时还带有同它们的重要性很不相你的一定程度的感情。然而，我们却很难看到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分析工具的

① G.F.邓巴（1830—1900）：《经济科学在美国，1776—1876 年》，载《北美评论》，1876 年重印于他的

《经济论文》（1904）。如果读者不满足于我将要提供的情况，而想了解更多的情况，请参阅 E.R.A.塞利格曼的《经济学在美国》，这是两篇文章，在他的《经济学论文》（1925）中合成了一章；并参阅 F.A.费特的《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历史》，载《美国哲学会会议录》，1943 年。在有关这个题目的其他美国出版物中，我想要特别提到的，有 J.R.特纳的《美国早期经济学中的李嘉图地租理论》（1921）；以及在M.G.L. 奥康纳的《美国学院经济学的起源》（1944）中所我的有用的书目。最重要的由非美国人所作的贡献，在我看来似乎是 E.泰尔哈克的《十九世纪美国经济思想的先驱者》（由 E.A.J.约翰逊从法文译出，1936 年），这是本学术著作，由于他的探讨途径和我的完全不同，我觉得更应当推荐这本书。[倘若熊彼特能把他的这部《分析史》写完，他会加上约瑟夫·H.多尔夫曼的《美国文明中的经济学家》，头两卷（1946 年）包括1606—1865 年这段时期，第三卷（1949 年）包括 1865—1918 年这段时期。］

冲动。而且，当时对讲授经济学有很大需求——需求量比合格教师的供给要大得多——从而设置了相应的课程，出版了教科书。人们会以为：开一个课或者写一本教科书至少会促使一个人稍稍地独立思考一下；一个开课或写教科书的人，当他考察得来的材料时，恐怕会这样问自己：“我难道不能比这做得更好一些吗？”但是事情显然不是这样：对于课程和教科书的需求就只产出了课程和教科书，而没有多少别的东西。这不正好表明本书的一个论点，即需要并不是分析向前发展的必要的和充足的条件，而对于讲授的需求就只产生讲授而不一定产生科学成就，有几分道理吗？可是，这个谜的答案看来是简单的。一旦我们注意到缺乏创造性的研究并不是那个时期的美国经济学所特有的现象，我们马上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别处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例如在数学和理论物理学领域中，直到我们达到威拉德·吉布斯这个孤独的高峰以前，没有什么可以记载的——虽然并不缺乏技术上的问题，而且有一些是解决得惊人成功的。这就暗示着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到这个国家的状况和它的人民的特质中去发现这个原因：利用自然环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下，表现为工商企业具有空前的发展机会——的任务，既吸收了全国的创造性人才，又把这种人才吸引到了它一边。确实培养才智和学识的圈子在数量上居于次要地位，而且缺乏科学的首创精神。我认为，这同邓巴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虽然他的表达方式令人很反感。

但是我已经强调了理论这个词，而我所说的理论就是指分析的器械。在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教科书的场合下是不需要这样强调的，因为它们在一切方面都是一种平凡的东西，甚至更糟。讲授主要是用麦卡洛克和萨伊的书，而在用本国自编的教科书时，那也不过是麦卡洛克和萨伊的翻版，除了凯里学派①的一些贡献以外。但是谈到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人物凯里，

②这种对理论的特殊强调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他只是在这一方面缺乏创造性。

从凯里那里可以引出一有趣的教训，说明技术上的缺陷在长时期内会对一个人的名声产生什么影响：凯里的声誉受政治仇恨损害的程度，无疑远远大于受技术缺陷损害的程度；但是假若他在陈述自己的主张时具有勉强过得去的能力，那就没有人可以轻视他了。

凯里认为一切科学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这种思想是一种被推广了的孔德主义，学术生活为关税壁垒所封闭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思想的。再次宣称科学规律在一切知识部门中都根本相同的人，无疑地是错误的；但是在他的错误中却有一个伟大的因素。而一个能够把美国设想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连同这所包含的经济方面、道德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一切意义——的人，无疑地具有象李斯特那样的伟大想象才能。在这种想象之下，他的保护主义以及他

① 关于萨伊在美国的成功以及他对凯里的影响，参阅泰尔哈克，前引书；萨伊《概论》的普林塞普译本初版刊行于 1821 年。麦卡洛克的美国版由 J.麦克维克刊行，麦克维克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的第一任主持者。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由杰斐逊这个显赫人物于 1817 年介绍给美国公众的。在美国的教科书中，弗朗西斯·韦兰牧师的《政治经济学大纲》（1837 年）我相信是最成功的。我曾经听到和谈到一些有关它的严厉批评，但当我读它时，却感觉到某种似乎是令人愉快的惊奇。

② 关于他的最重要的信徒的名单，参阅 F.A.费特，前引书，第 56 页脚注。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人—— 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说的学派，并同这位“老师”——他们是这样称呼他的——有私人接触。这个学派被称为而且也自称为是“民族主义的”，但是应当指出，这个词完全没有它今天所具有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意味。

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利益的“调和”——他的“平衡”经济的构想——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而这是所有那些只看到他是工商阶级的喉舌而此外别无是处的人们所完全忽视的。我们不一定要去喜欢凯里的保护主义，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喜欢凯里的整个想象。

特别是，我们也许感到，假如美国的较大精力用在营利事业以外的目的上，从而工业发展缓慢一些，则美国现在也许是一个更为幸福的国土，也许会达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可是，这是一种属于个人评价的事情，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凯里的想象是一种伟大的想象，并且在大多数方面，这种想象充分表达了美国的情势和精神。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想象同其**可悲的分析上的补充是不相牵涉的，它是可以作出更加今人满意的补充的。**可是，这恰恰是批评凯里的人拒绝承认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或多或少地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证明，凯里的理论一钱不值。根据这一点，他们就给他的启示定案，而没有说明白——大抵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这种启示的要素是超出理论分析的范围以外的。

把凯里一方面同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比较，另一方面同李斯特比较，将使以上所述更为清楚。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和李斯特部从一种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的全面的社会和经济观点立论；而且，两者均从他们备自国家的观点立论；最后，两者所鼓吹的政策都是更加符合一些集团的利益，而不那么符合另一些集团的利益。在这些方面，凯里的情况与英国自由贸易论者或李斯特的情况没有丝毫不同，自然是除了就我们自己的偏好而论。但是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在分析上成功地补充了他们的想象和他们的政治见解—— 比较成本原理就是对我们的分析器械的主要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权在科学分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而不是因为鼓吹自由贸易本身。李斯特对经济学的分析器械没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但他得宜地、正确地使用了原有分析器械中的某些部件。而这也意味着科学的功绩。凯里的情况不同于二者之处是，他对分析作了负的贡献。而我的论点是：这无论是在对他观察美国现实和问题的方式所作的分析补充上，还是在他的政策——包括保护，平衡经济以及其他一切——表述上，都是完全不必要的。如果他缺乏创造性分析家的天赋，他可以象李斯特一样使用原有的分析工具，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可以主张，英国人对于许多经济问题的观点，不适合于美国的情况，必须引入其他事实方面的假设来加以修正。假如他稍微有点能力这样做了的话，那些诽谤他的人虽然仍会保留政治兵工厂中的全部武器，但是他在科学战线上就不会受到攻击了。

可是，凯里未能把英国自由贸易学说中的理论因素和事实因素区别开来，也未能把二者同政治意志因素区别开来。他只看到了实际的建议，并且天真地认为它们产生于理论前提，因而他有责任将后者完全摧毁。①他不是简单地说“人口压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美国显然不重要，而是投身于驳斥马尔萨斯理论的不幸尝试。他不是简单地说“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实际——社会的和政治的——含义不适用于一个新国家，而是笨拙地证明（在《社会科学原理》中，1858—1859 年，而不是在以前）这个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人们一般不是先耕种比较肥沃的土地，然后再耕种比较贫瘠的土地，而是先耕种比较贫瘠的土地，然后再耕种比较肥沃的土

① 可以看出，这样他就犯了他的自由贸易批评家们所犯的同一错误。

地。②他不是简单地强调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上升的成本曲线不断地向下移动，致使李嘉图的价格同“处境最不利的”生产者的成本相等的原理丧失了其大部分实际意义，而是去讨论愈益减少的和愈益增加的成本，似乎它们体现了关于同一现象的两个互相冲突的命题。而在他最为得意的价值理论中，他犯的错误如此之大，以致葬送了这种理论的一个可取之处。这个理论是一种劳动数量理论，包含了一种改进的地方：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实际投在它上面的劳动量，而是为再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①他认为，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这个数量是迅速下降的。但他由此却推论说，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劳动的相对份额必然增加，这种推论除了实际上是错误的以外，也不是从他的论证的逻辑必然会得出的结论。从这个例子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他所力图表达的东西并不是完全错误的，有能力的理论家能够对其加以改造制作，使之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贡献；但是他却使得它读起来完全是错的，因为他不能为它找到正确的说法。没有必要讲下去了。但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许多人赞扬凯里对美国现实所作的诊断，并且同意他对经济政策的看法，敬佩他所表现的热情。成功和名誉在等待着一个人，他只要能够消除凯里著作中的错误并把他的体系纳入一种可以为之辩护的形态，就可以得到这种奖赏。而且这种奖赏是明摆在那里的，对于凯里的信徒们来说，拾起它来在世界上是最自然的事情了。为什么没有人去尝试呢？原来，机会只是取得一种伟大成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机会本身并不产生能够利用它的人。当时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人都正在生产靴子。

然而，虽然没有人把这项涉及面很广的工作全部承担起来，虽然甚至没有人把它的一部分有效地承担起来，却有一些作家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用不甚充足的力量试着做过这项工作。这些作家并非全是凯里的先驱或信徒。他们也没有形成我们所说的那种学派。但是，由于他们是根据相同的资料，就相同的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以相同的精神进行推理，因而他们发表的著作，不仅彼此之间有某种隐约的相似之处，而且同凯里的著作也有某种相似之处。

其中一些人把他们的经济学称为“美国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应用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恰当的。他们全都或多或少是保护主义者。但相似之处不仅限于这一特点，还包括其他同我们更有关系的特点，即他们的质朴的分析器械的特点，这种分析器械大部分是通过接受或批评而从亚当·斯密那里得来的。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流人物，他们几乎没有利用摆在自己面前的绝妙机会。他们也不曾达到任何占优势的地位。因而，他们没有在下面的名单中占优势，这个名单我相信是为这个时期的美国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样本：雷蒙德、埃弗雷特、塔克、鲍恩和阿马萨·沃克。①如果我们

② 读者自然会体会到，给作为思想家的凯里定案的，不是他关于历史事实的断言——因为，对于他的从历史上看比较贫瘠的土地先于比较肥沃的土地而被耕种的理论，是可以为之辩护的：由于多种原因，确实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而是他认为这种（或真或假的）断言同李嘉图的理论有关。

① 这种理论是凯里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1840）中加以阐述的，同费拉拉的再生产成本理论有本质上的不同。

① 丹尼尔·雷蒙德（1786—1849）著有《政治经济学思想》（1820 年；第二版改名为《政治经济学大纲》， 1823 年）一书。同我提及他的方式所包含的评价相比，更为有利的评价，见泰尔哈克，前引书。差别主要是由于泰尔哈克教授强调了雷蒙德著作的经济思想方面，这的确比他的分析更为有趣。可是，必须承认，

高兴，我们也可以把李斯特最早的一本著作包括在美国的成就以内，因为该书是美国环境的典型产物，也许还可以把约翰·雷的伟大著作包括进去，这本书在本章第一节已经讨论过。

自然，这不包括货币与银行方面的著作，也不包括由美国经济学家所完成的更为重要的事实调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