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调查工作

在上面的考察中，我们已一再推崇了一些人所做的今人钦佩的事实调查工作，这些人通常被称为“普通经济学家”，甚或仅仅被称为理论家，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到他们用来搜集和陈述事实的时间和精力所占的比例，我们是不能够完全理解他们的。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精选的包括大大小小人物的名单：布朗基、查默斯、谢瓦利埃、加尼埃、布奥亚、马尔萨斯、梅塞达格利亚、麦卡洛克、曼戈尔特、詹姆斯·穆勒（《印度史》）、罗雪尔、西尼尔、施托尔希和杜能。这个很容易加以扩大的名单足以表明，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就其总体说，决不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思辨的东西，同时表明，那种认为经济学界那时忽视了事实调查工作的意见（这是许多无谓争论的根源），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的意见实际上倒更加接近于真理： “古典”分析器械的缺点，有许多可以从下述假设得到最自然的解释，即投在它上面的工作量是不够的，而对于这个时期的事实调查工作我们却不能提出类似的批评，特别弗朗西斯·A.沃克的父亲）的《财富科学》（1866 年），应被看作是美国经济学的“非美国”路线的一种代表性成就。读读这本书，读者便可以很好地了解当时这种经济学所能提供的东西。至于其余，读者可以从塞利格曼的前引书中得到进一步研究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是，如果我们象应该做的那样，把经济史学家和前一章已举例提到的法律制度学者的工作也包括进去的话。这一节将为各种重要的事实调查工作提供更多的例子，从而帮助完成我们的图画，并确立我们的论点：“古典”时期完全维持了事实调查的传统，正如我们所知，这种传统是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

**[（a）图克的物价史。]**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的是这样一种分析，它把对事实的陈述和解释如此结合在一起，以致两者不再是不同的任务，而且在每一步上彼此互为条件，也就是说，这种分析通过讨论个别情况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只需提及这种分析的最高成就，即图克和纽马奇合著的《1792 至 1856 年物价和流通状况史》。①更好的标题应当是：“1792 至 1856 年英

他还是作出了分析努力的。他提出了一种资本（指中间货物）理论，考虑到出版年代，这种理论并非没有长处。关于 A.H.埃弗雷特的主要成就，参阅后面，第六章。乔治·塔克（1775—1861）的著作中，有《工资规律、利润规律和地租规律的研究》（1837 年）；关于这个并非不重要的经济学家的其他著作，参阅后面，第 8b 节和第七章第 3 节。弗朗西斯·鲍恩的《美国政治经济学》（1870 年；1856 年初版的书名是《应用于美国人民的状况、资源和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之所以列在这里，仅仅是因为它的标题。阿马萨·沃克（1799—1875；

① 托马斯·图克（1774—1858）是全部六卷的作者，如果“作者”一词是按拉丁文 auctor（创始者）的意

思来理解的话。但实际上只有前四卷（第一卷和第二卷，1838 年；第三卷，1840 年；第四卷，1848 年）是他撰写的，合作者们只起了研究助手的作用。最后两卷（1857 年）主要是威廉·纽马奇（1820—1882）撰写的。纽马奇虽然深受图克的影响，却自有其地位。他不仅是皮尔法案和“通货学派”的较为重要的批

国经济过程的分析，特别是关于通货与信用的状况。”杰文斯称它是“独一无二的”，它也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在以前或以后，这种方法从来没有在同样大的规模上应用过，或者说，就对纯理论研究的影响而论，从来没有产生过同样的效果。作者们是否把它处理得象他们可能做到的一样，那是另一问题。我所指的不是这个事实，即他们自然是为一种政策辩护，并且更明显的是，反对另一种政策：这不损害他们的事实或他们的论证的价值，两者均可以为任何反对他们的关于合意性的观点的人所欣赏。我所指的也不是他们的著作的散漫和重复：在这种类型的“现实”理论中两者都是有其作用的—— 这种方法是一种“彻底讨论”事情的方法，李嘉图的简洁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所指的是比较根本的缺点，受过训练的读者读了他们的著作，很快就会觉察到这些缺点。两位作者均欠缺对经济理论的掌握。此外图克还是一个“模糊的”思想家——他常常由于误会对手的论点而削弱了自己的论据。而这一点带来了后果。不仅他的论证有时十分正当地被人贬损；而且他的权威虽然当时很大，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间内也很大，却从来没有达到假如他的思想有更多的理论锋芒的话可能会达到的程度。然而这部著作是一部经典著作，是一个可以仿效的范例。但它似乎迫切需要由一个受过更好训练的或是更为熟练的人去加以改写。

**[（b）计资料的搜集和解释。]**以图克和纽马奇的著作为突出代表的那种工作，虽然决不是一种新东西，但在这个时期却受到了新开辟的统计数字来源的强有力推动。这个时代是各国政府开始设立统计局和统计委员会的时代；是对国际合作进行初次尝试的时代（第一届国际统计会议于 1853 年举行）；是统计学会在到处出现的时代——例如在英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建立了几个统计学会，其中伦敦统计学会（1834 年）随即被特许为皇家统计学会。①根据官方统计局提供的原始材料编制象样的统计记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私人研究者的任务，就象在上个时期特别是（但不完全是）那些由于担任政府职务而能接触原始材料的人的任务一样。但是这些研究者并不只是发掘者。他们没有把自己限制在整理资料和进行估计的范围以内：其中许多人还提供了解释。因而我们看到，从这个泉源产生了另一类著作，它们与图克和纽马奇的著作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是从统计资料出发而不是从经济问题出发的，因而，它们比图克和纽马奇更加强调统计情报本身。但是，这些研究者也写出了分析性著作，虽然有时只是作为一种副产品。

在考察斯密以前的时代时，我们曾提请读者注意一种分析，这种分析可以称为对一国经济状况的分析。在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科尔奎霍恩、波特和塔克三人的著作可以作为例证。这些著作

——以及同一类型的其他著作——无疑地由于下述事实而受到了损害，即它

评者之一，还是皇家统计学会的主要成员，是《经济学家》杂志上刊登的指数和该杂志刊登的“年度商业史”的创始人。在指数（顺便说说，《物价史》并没有利用这种指数，这是经济学家抗拒新方法的一个突出实例）方面，纽马奇并不具有特别的独创性，但“商业史”却是一种有意思的工作的一个有意思的典型。甚至在今天，经济学家也没有完全注意到它的科学重要性和它所引起的方法论上的问题，而且几乎没有能使它受到现代理论的影响，或是能用其他方法改进纽马奇的成就。《物价史》已经重印（1928 年），由 T.E. 格雷戈里爵士编辑并写了一篇导言，充分讨论了该书的性质和由来，读者应当仔细阅读这篇导言。提及了这篇导言，也就不需要再考察图克的其他著作了，这些著作都是为《物价史》铺平道路的。

① 美国统计协会是在 1838 年成立的。

们的作者不知道如何利用经济理论作为分析事实的工具；但就这一点而论，它们同现代出版的这类著作处境是相同的。该时期其他类型的统计经济学可以由下列人物来代表：麦卡洛克、巴克斯特、迪特里希、维勒梅、勒普莱和韦尔斯。

麦卡洛克（参阅前面，第 2 节）的最重要的统计学著作，是《贸易与商业航行的实践、理论和历史辞典》（1832 年）。这是一部大胆的论著，虽然采取了辞典的形式，却把事实和分析穿插得非常好。这正是他所真正擅长的，实际上不应当单凭他的《原理》来评价他。

罗伯特·D.巴克斯特（1827—1875）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经济学家。他对于统计数字的谨慎而适当的处理，他的被经常引用的（关于国民收入和财富）的估计，虽然是可钦佩的，却只构成他对经济分析的最不重要的贡献。对于我们来说，更加有意义得多的，是他对下述问题所作的统计理论方面的大胆尝试：公众得自铁路的利益以及赋说的压力和归宿（为此目的他还搜集了家庭预算方面的材料）。这些研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主要是因为他在纯理论方面不行，但他很认真地试图从数字上回答地方税怎样在地主和佃农之间进行分配这类问题，仅仅这一事实就应当使他在经济计量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的著作中，我要特别提到《预算与所得税务（1860 年）、《铁路扩充的结果》（1866 年）、《英国的国民收入》（1868 年）以及《英国的赋税》

（1869 年）。他的夫人所写的《回忆录》很值得一读。

卡尔·F.W.迪特里希（1790—1859）是个政治经济学教授和设在柏林的普鲁士统计局局长。著有《普鲁士邦和德意志关税同盟贸易与消费重要资料统计摘要》（1838—1857 年）。他的《普鲁士邦的国民财富》（1846 年）和

《关于普鲁士情况，关于劳动与资本》（1848 年），也很重要。他在“方法” 问题上所发现出来的可爱的沉着镇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他的演讲《讲授政治经济学方法与手段》（1835 年），虽然十分恰当地强调经济过程的历史方面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纯粹的理论化或者纯粹的经验化都是错误的，这个结论可以说是预先总结了一个世纪的有关方法论的论战。他在赞扬李嘉图注重事实这一点上，也表明了良好的辨别力。他虽然没有从事象波特那样的综合尝试，但他却有计划地、忠实可靠地出版了他所领导的统计局的研究成果，更为难得的是他理解科学经济学的需要，从而他所选定的研究计划都很有价值。例如，他的消费统计直到今天仍对经济分析有所帮助。①

路易·R.维勒梅（1782—1863）并不单纯是，甚至并非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家，其所以把他的名字包括在我们这个概略中，是因为他曾调查过法国几个制造工业部门中的劳工状况，这种调查是在道德和政治科学院领导下作为一项研究计划而进行的（很象今天的这一类做法），由此而出版了《棉织业、毛织业和丝织业中工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描述》（1840 年）。他的建议

（保护童工）在这里与我们无关。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这样一大类著作的突出例子，在这类著作中，研究方法从那时起几乎就一直没有任何进步。

① 特别是，他的消费统计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商业循环的上升阶段，群众的消费是有可能下降的（当然，大家都知道，在通货膨胀的漫长时期内，群众的消费是有可能下降的）。

P.G.弗雷德里克·勒普莱（1806—1882）从所受的教育来说是个数学家和采矿工程师，在职业上是冶金学教授，是这个时期的人物而不是下个时期的人物，虽然使他获得国际声誉的一些著作和活动属于下一时期。勒普莱于1856 年创立了“社会经济实践研究国际学会”。该学会于 1881 年开始发行一种评论性的双周刊，名为《社会改革》。同我们的目的有关的那部著作是在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完成的：《欧洲的工人》（第一版， 1855 年；第二版，1877—1879 年）。他不是一个技术经济学家，并且从心坎里厌恶他所知道的那一点点被误解了的经济学。然而，他在经济分析史中应当有一个地位，因为他研究家庭预算的方法将来有一天会帮助产生出一种名符其实的消费理论。这种方法是对为数不多的个别实例作极为仔细的调查，对每个实例均从其社会的、道德的和大化的状况的整个背景加以尽可能广泛的考虑。我们不能讨论同这个伟大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改良计划。但是他形成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是同那项计划联系在一起的，并沿着那条路线继续工作。

正如已经提到过的，统计经济学在美国颇为发达，从汉密尔顿发表那篇著名的《制造业报告》（1791 年）到这个时期的末了，这类出版物的数量越来越多。不过，我们只想加上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即 D.A. 韦尔斯的早期著作——他的后来的远更有名的著作属于下一时期。① 他在进入中年时，由于对当时美国的实际问题发生了兴趣，才转而研究经济学。他对我们的分析器械毫无贡献。但他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甚至在今天还值得阅读。他是一个善于充分利用不完全的资料的艺术大师。②而且，他的健全而认真的头脑使得他能把一种情势的诸要素正确如实地表达出来，尽管他并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他的判断是许多最优秀的理论家所极端缺乏的那种健全而实际的判断，这种判断在他后来的某些著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自然，在这一节中我所能叙述的一切，只是一些零星的例子，而且所选择的也许不是最好的。例如，除了提到图克和纽马奇以及提到西尼尔外，我完全没有谈到在英国的官方报告中所能见到的全部科学经济学。可是，我希望甚至这种零散的资料也将有助于读者对这个时期的科学情势形成一个正确的概念。但是我想在读者的心中一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上述情况下，即使是最不公道的批评家，怎么能谈论当时是“理论思辨”横行一时呢？我所能提供的唯一答复如下。对科学经济学的批评大部分来自无知的门外汉，而这种门外汉中包括许多自称为经济学家的人。单单这个事实，就使人可以理解：为什么批评误解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这个时期的经济著作的一个特点所具有的意义。经济学在当时已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特别意味着，不仅有个人的较大的专业化，而且有出版物的较大的专业化，以及纯理论著作的出现。几乎不可能忽视《国富论》对事实所作的补充——虽然某些批评家似乎也完成了这一功业—

① 戴维·A.韦尔斯（1828—1898）是一个地质学家和化学家，在他于南北战争期间开始研究经济学和担任文官以前，曾在这两门学科内分别出版了一本成功的教科书。应当在这里提到的两种出版物是：著名的《我们的负担和我们的力量》（1864 年）和《税收专员报告》（1866—1869 年）。

② 库兹涅茨教授曾经告诉我，韦尔斯对国民收入所作的估算是值得信任的，考虑到他可以利用的资料，这种估算所立下的功绩甚至要大于巴克斯特的估算，因为后者至少有所得税的资料可供利用。

—更不可能忽视沃邦的《什一税》所做的事实调查工作。但是，如果象西尼尔那样的经济学家决定分开来单独讨论经济学的分析器械，那我们就很容易忽视他的事实调查工作，特别是，如果这种工作是隐藏在委员会的报告中，从而，若拿《大纲》和《国富论》相比较（这自然是荒谬的），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两人之间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一条鸿沟，西尼尔是耽于纯粹思辨的，而亚当·斯密则颇为注重历史事实。 **[（c）统计方法的发展。]**任何一个科学知识部门中的各个工作者集团，

也许都不应当比作一支军队的各个兵团。因为后者，至少从原则上说，是按照某种计划移动的，而各个科学集团则从根本上说是不协调的：一个集团冲到前面，其他的集团落在后面，每一个集团都不能支援其他的集团，也不能得到其他集团的支援。统计方法的进步可以作为这一点的例证。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概率战线上取得了很大进展。此外，还应当加上高斯的误差律和最小平方法，这些成就都意味着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增添了重要的工具。可是，在这个时期，却没有因此而得出什么可以谈论的结果，相反，统计学家的纯理论和经济学家的纯理论几乎是完全脱节的——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不知道我能否在读者的心中造成对于这种情况所应有的惊奇感。为此目的，让我们设想自己是处在一个较好的世界中，并从这个较好的世界去看经济学的情况。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门学科，在其大部分领域内，论证实质上是并且不可避免地是涉及数量的，因而所有经济学家都肯定会努力掌握起码的数学知识。即使他们未能看到掌握数学知识对于改进纯理论的必要性，他们也肯定会努力掌握数学知识来改进对于统计数字（我们刚刚看到，他们对于统计数字的重要性是充分理解的）的处理。他们会寻找统计研究的新工具，而当外界向他们提供这种工具（事实上外界已经提供了）时，他们会抢着去加以利用。而且我们应当预期，这个时期的主要论著的作者约翰·穆勒，在辛辛苦苦地工作时，一定会懂得并且会教导如何使用这种工具。应该指出，如果经济学家们在智力上生气勃勃并且适当意识到科学家的职责，这一切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但在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一看，这一切我们全都看不到，直到大约一个世纪以后，而且即使在那时，我们所看到的也只是为其实现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我们真正看到的，是由于智力上的惰性或者——这差不多是相同的东西——是由于全神贯注于生活本身无需任何帮助就能解决的当前实际问题而产生的无知。在人口学或通常所理解的社会统计学中，情况不完全是如此，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来提到凯特尔的名字。

阿道夫·凯特尔（1796—1874）对于我们这问学科的重要性是很小的，看不出这个时期哪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受到过他的影响。他是一个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通过概率这一门户进入了社会统计学的领域。在这方面，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论，他的功绩仅限于值得称赞的宣传活动：在他的《致萨克森— 科堡—戈塔大公 S.A.R.书：论概率理论在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方面的应用》

（1846 年）中，没有什么独创性的东西。但是他参加了一班才气横溢的统计行政人员的行列，这班人在这一时期领导并鼓舞了各个新成立的统计局，并且坚持不懈而干劲十足地做了大量工作来改进统计方法和统计方案，特别是促进国际合作。

不过，他的贡献远远不只是这些。他对人类特征的分布所作的生动而富

有创造性的调查，标志着前进了一步，这一步路决不需要回头再走，并且，作为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最后对经济学也具有某种重要性。但是他还走了另外一步，在获得短暂的成功以后，这一步却需要回头重走：他由于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上述调查显示出一种普通人的稳定类型，其特性是同单纯的一般“原因”连结在一起的，偏差则具有高斯所说的观察误差的性质，因而陷入一种可以说是统计决定论的哲学中。他由此而希望在统计的基础上，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简化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这方面的思想发展是同这种理论完全违背的，而许多严肃的研究者把它看成只不过是非非之想，或许也有点过分。他在人体测定学方面的功绩自然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特别参阅他的《论人》（1835 年；英译本，1842 年），以后扩充为他的《社会物理学》（1869 年），关于批评，参阅 G.F.纳普的《作为理论家的凯特尔》以及若干其他短论，均刊登在《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871—1872 年）上，并参阅莫里斯·哈尔布瓦克斯的《普通人理论》（1912 年）。

经济学家甚至未能利用表达数字的最原始的手段。因而也就更有必要注意以下事实，恰好在本时期之初，普莱费尔①就已经把至少是简单的图形—— 线形图、条形图、圆形图和饼状图——引入了经济学。而且，描述事实的经济学家迟迟不肯利用物价指数，理论经济学家迟迟不肯担当为物价指数提供理论的任务，也都是无法为之辩解的。我们已经看到，编制指数的想法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已经出现了。1798 年人们向着充分认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年乔治·沙克布勒·伊夫林爵士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一面为讨论一个如此有损于这个庄严团体的尊严的题目而表示歉意，一面使用了指数——

无疑地是一种原始的东西，但要比卡利的指数优越——来测量“货币的贬值”。②洛氏③对“物价指数表”的想法同伊夫林的相比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但他改进了技术，并建议把指数用于下述目的：“减轻由波动所造成的损害，并[在长时间内]给予货币收入一种始终如一的价值，”也就是说，创立一种稳定的延期支付单位——这种想法在下一时期将很流行，而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和三十年代则将更为流行。G.波利特·斯克罗普似乎是把这个题目引入一本普通论著（1833 年）的第一个人（1833 年）。

① 威廉·普莱费尔，物理学家约翰·普莱费尔的兄弟（前者说他的图表法是由后者建议采用的），是一个在商业和经济新闻方面经验丰富的人。他首先把这种方法引入了他的《商业和政治地图》（1786 年）中，这本书共有 44 幅图，曾被译成法文。可是，他的最有效验的图表，是用来说明他在《论我国农业危难的一

封信》中的论证的；它表明了小麦价格和工资在 250 年中的动向。参阅丰克豪泽和沃克：《普菜费尔和他的图表》，载《经济史》杂志，1935 年 2 月，附有插图。我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普莱费尔的著作，并且只看到上面所提的两种。关于他的其他著作，参阅这篇文章所附的书目。

② 《哲学会报》，1798 年，第一部分。阿瑟·扬（《英国货币递增价值的研究》，1812 年）是第二个追随他的人，也是第一个攻击他的人。

③ 约瑟夫·洛：《英国农业、商业和金融的现状》（1822 年）。这本书似乎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并且包含许多有趣的讨论，例如关于人口的讨论。可是，作者对于伊夫林的开拓性尝试是很不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