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派

在所考察的这个时期内形成和解散的所有集团中，只有李嘉图集团值得

单独叙述。它的中心人物的显赫名声，它在一个时期所享有的国际威望，它在公共辩论中所占有的突出地位，它的成就和它的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均可以用来证明，我们力图使读者尽可能清楚地了解它是对的。而且，这个集团是道地的从我们的意义来说的学派：有一个宗师，一个学说，私人之间的结合；有一个核心；有势力范围；有边缘末梢。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核心。这实际上只是由李嘉图本人、詹姆斯·穆勒和麦卡洛克组成的。但是我们还应加上韦斯特和德·昆西。由于稍后将要说明的理由，我们没有加上约翰·穆勒。更不待言，我们没有加上福西特或卡尔尼斯。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从事商业（先是场外经纪人，然后是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和买卖人，始终活跃在货币市场上），并且发了大财。这一点之所以和我们有关，是因为它意味着：

虽然他出生于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他却几乎没有受过学校教育；
既然这样一种生涯需要全神贯注，在 1814

年他四十二岁退休以前，他可以用来从事分析工作的就只不过是他的智慧和精力的很少一部分。然而，到这一年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分析工作的绝大部分，这是就他的心灵这个工场（不是就出版）而言的。这是他的卓越才能的一个显著证明，但也是为什么他的分析工作——事实上没有受到人生第三个十年精力完全集中的益处，而这十年在一个思想家的生涯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除了从形式的和技术的意义讲处于完成得很不好的状态以外，从来没有深入到最深处的原因：摆在我们前面的是这样一个摔跤家的记录，他在和人竞技时，右手被绑在了背后。在说了这一点之后，读者在读到我对于他的分析工作所作的某些评论时，当不致怀疑我对于他这个人不够佩服。我还要更进一步。针对某些毫无根据的厌恶，有必要来为这个我们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人物辩护。有些作家毫不羞愧地提出，李嘉图的金钱利益——作为一个“空头”——决定了他参加当时关于通货政策的争论。我回答说，不但在行市下落的时候，就是在行市上涨的时候，李嘉图也是足够有能力捞一把的；除此之外，我要重复一句，这样的作家似乎没有认识到，当乞灵于这样的“解释”时，他们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他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唯一的动机作用图就是他们自己的。另外一些作家要客气一些，他们称李嘉图为“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认为他是被一种对地主阶级的“憎恨”所鼓舞的。这一点，除了同他的著作的科学内容毫不相干以外，自然是纯粹的胡说，它只不过是证明了——如果它能证明一点什么的话——这些作家没有能力理解一项分析工作。如果我愿意浪费篇幅的话，我能够就每一种情况证明他们缺乏这种能力。①

有一天，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斯拉法教授所编的李嘉图全集的完成，我们已经热切地等待了二十年[到 1952 年 4 月，前五卷已经出版。—— 编者]。在这期间，麦卡洛克编辑出版了李嘉图《选集》（第一版，1846 年），该选集以李嘉图的传记作为序言。此刻，既然我们把有关货币的

① 指责李嘉图漠视劳工利益，倒有些理由。因为，虽然这远远不是事实，但在他那马虎得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表述中，他在两三处使用了似乎可以支持这种指责的措辞方式。李嘉图经常抱怨被人误解（这一点见他给 J.B.萨伊的一封信），而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这部分地也只能怪他自己。然而，在这种所谓漠视上，也表现了一点点美德：他是不屑于说那种所费甚少而所得异常之多的甜言蜜语的。

著作留待本编的最后一章去谈，我们所要提到的就只是李嘉图的《论谷物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1815）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1817；我将使用的是 1821 年第三版；读者大概会使用 E.C.K.冈纳 1882

年的版本，最后一次印行是 1929 年）。任何彻底的研究，均应细读下列文献作为补充：他写给萨伊、马尔萨斯、哈奇斯·特罗尔和麦卡洛克的书信（关于版本，参阅 J.H.霍兰德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所写的关于李嘉图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李嘉图的著作作了简短的但是正确的素描和评价），以及他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注释》（J.H.霍兰德和 T.E. 格雷戈里合编，1928 年；参阅 E.S.梅森的书评，《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注解》，载《经济学季刊》，1928 年 8 月）。在所有一般的解释中，最重要的是：K.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的解释；J.H.霍兰德的《大卫·李嘉图》（1910）；和 K.迪尔的《大卫·李嘉图的基本法则的社会科学注释》（第二版，1905 年）。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更有教益的，是E.坎南在《有关生产与分配的各种理论》（第三版，1917 年）中所作的评述。有关李嘉图的文献是非常之多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象应当做的那样把理论著作（例如庞巴维克的或陶西格的）中提到他的所有地方都算进去的话。可是，我想挑出两种比较晚近的由优秀理论家所作的研究，来说明最卓越的批评家对于李嘉图成就的性质和价值这个问题可能发生多么大的分歧：F.H.奈特教授在《加拿大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杂志》第一卷（1935 年 2 月）上发表的论《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一文，和V.埃德尔伯格博士在《经济学》第十三卷（1935 年）上发表的《李嘉图的利润理论》一文。

上面的讨论已经稍稍说明了李嘉图著作的性质。我将极其简略地加上以下评论，但愿能给读者提供一些用来思索的要领。李嘉图通常被称为功利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有另一种哲学，而是因为繁忙而注重实际的人是根本没有什么哲学的。他同哲学急进派交情很好，主要是通过詹姆斯·穆勒。他大概也常常表示同意功利主义的教义。历史学家很容易夸大这类事情的重要性。但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同样，不是他的社会学不充分，而是他根本没有社会学：有某些经济问题吸引了他的强大的智力，但是社会学的构架他是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件可以责备的事情，而只不过是一种分工罢了。他的理论既然具有这种性质，就是披上社会学的美丽外衣也不会有什么改进：那些找不到制度方面的专题论文的批评家，简直是找错了地方。但是这种说法自然是只适用于他的作为理论的理论，而不适用于他的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我们的确觉得没有对社会过程的原动力的洞见，也没有历史感。①

可是，另外有两点是同李嘉图的作为理论的理论直接有关的。第一，虽然马克思持有相反的看法，李嘉图的头脑却不象杜能的那样，是运用粘土来从事分析工作的。他的工作方法实质是抓住时代向他提出来

① 我认为李嘉图没有读过多少历史著作。但我指的不是这一点。他的问题，和我的美国学生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颇为类似，大量历史材料被填鸭式地塞进了他们的脑袋。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缺乏历史感，这是不论多少事实的研究都不能提供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把他们变成理论家要比把他们变成经济学家容易得多。

的问题，并运用他通过批评所得到的工具去解决它们。前者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除了《原理》一书以外（在那里只不过是不那么明显），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后者从他的《原理》中可以看得清楚。即使我们不知道李嘉图 1799 年在一个休养地闲得无聊的时候，偶然拾起了《国富论》，不知道他的思想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原理》的论证是从批评亚当·斯密开始的，这种批评实际上贯穿于全书。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重现他的思想——就其不是由他对现时事件的兴趣（分析的和实际的）所决定的而言——的发展：他研读了《国富论》；他对于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感到震惊；他着手去清理这种混乱；而《原理》一书就是这种创造性批评工作的最后结果。让我们记下这一点：李嘉图的理论构造物代表着改写《国富论》的一种特殊方式；马尔萨斯的理论构造物代表着这样做的另外一种方式。作为一个推论，我冒昧地说，李嘉图得力于任何其他作家的东西是很少的，虽然他后来对萨伊和马尔萨斯的研究以及他同这两个人和詹姆斯·穆勒进行的讨论无疑地有助于澄清他的思想——关于这一点马上还要谈到。第二，李嘉图的头脑不是那种主要对根本原理或是对广泛性的概括感兴趣的头脑。时常紊绕在杜能脑海中的那种关于经济体系的一切要素均具有普遍依存关系的综合景象，也许从来不曾使李嘉图耽误多至一小时的睡眠。他的兴趣在于具有直接实际意义的明确的结果。为了获得这种结果，他把那个总的体系切成一片一片的，尽可能把它的大部分包捆起来，放进冷藏室里，以便使尽可能多的东西冻结起来，成为“既定的”。然后他把使事情简单化的假设一个个堆砌起来，直到通过这些假设实际上使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只剩下几个集合的变数，在它们之间，根据这些假设，他建立起简单的单向关系，以便所希望的结果在最后显露出来，几乎就象同义异语反复那样。例如，李嘉图的一个著名理论就是利润“取决于”小麦的价格。而在他的绝对的假设之下，从这个命题的措辞所包含的特殊意义来说，这个理论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它之为真实是无可辩驳的，实际上也是毫无价值的。利润不可能依存于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其他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既定的”，即是说，都是冻结了的。一种决不可能被驳倒的、除了没有意思之外什么都不缺少的理论，诚然是妙不可言的理论。应用这种性质的结果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我们将称之为“李嘉图的恶习”。

一会儿，我们将要评价这个学派的成功。现在，我们想要描述李嘉图个人的成功，并看一看他是怎样能够形成那个学派的。第一步是很容易的：毫无疑问，不但在他的同行经济学家方面，而且在公众方面，他的名声都可能是他关于当时重大经济问题的著作造成的，首先是关于货币政策的著作，其次是关于自由贸易的著作。在他所接触到的一切问题上，他都站在无论如何终归是要胜利的那一方，但是对于这一方的胜利他贡献了有用的论证，赢得了相应的赞扬。虽然其他的人也在这样做，他的辩护却比他们的更为出色，更为动听：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什么限制条件——不论是怎样必要的——会削弱他的论证；而其中所包含的纯正分析在分量上正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人在实际上相信，同时又足以满足高度学术标准的要求，但又不会使人望而却步。其余的地方则得力于他的辩论才具，后者又在一种完全不平常的程

度上同敏捷、有力和真正的教养结合在一起。人们喜欢他的理论，是因为他们赞同他的建议。他变成了一批人的中心，这一批人仰仗他的指导，而又捍卫他的意见。使得他直到今天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成为古往今来的第一个经济学家的，既不单单是他对将要胜利的政策所作的鼓吹，也不单单是他的理论，而是两者的巧妙结合。①

但是，他对科学经济学的贡献是怎样的呢？最重要的贡献，我认为，是他的宝贵的领导才能。他使得人心神爽快，也使得人急躁暴怒。在两种场合下，他都使得人惊醒过来。他的推理的成果使得不曾看出我在上面试图描述的那种技巧的人们感到兴趣。他的教导，在其中间一层和较高一层，作为一种新东西确立起来了，同它一比较，其他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低劣的，过时的，陈腐的。他的那批人很快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态度——看起来是那么可笑而又，唉，那么可悲——一群得到了一种新玩具的儿童的态度。他们把它看得异常之重要。对他们来说，它具有无法衡量的价值，只有过于愚蠢以致不能升到李嘉图的高度的人，才不能欣赏它。而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争论，兴奋，新的热情，新的生活，而这些东西本身就构成了有价值的贡献。①但是还不只于此。经济理论并不是一批政治处方；借用琼·罗宾逊夫人的一句中肯的话来说，它乃是一箱分析工具。而这些工具并不是一堆拆开的零件，而是组成一部机器。这部机器在广大的限度内会磨出结果来，不管放进它里面去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它在外表上是按同一个方式运转的，不管这个问题是一项赋税的效果，还是工资政策的效果，还是一个规定所产生的效果，还是保护政策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效果。因此，在这种限度内，这部机器可以一劳永逸地构造起来，以便随时用于各种不同目的的需要。这一向被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坎梯隆和重农主义者公开说出了这种想法。但是在李嘉图以前，并没有人象他那样有力地抓住过它。在《原理》的头两章里，他着手来构造这样一种通用的机器。这意味着决定性的进展。但是，自然，虽然一部有缺陷的机器也偶然得到了成功，那种进展却很容易被证明是一条弯路。我要立即说：李嘉图的分析正是一条弯路。

这样一种分析机器的建立所引起的后果是，构成普通经济学的各个要素被焊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统一体，而它们在过去却从来不是这样。尽管李嘉图的《原理》一书在形式上是没有系统的，它在实质上却是一个第一流的系统的成就。在这些要素本身中，没有一项是可以把发表的优先权肯定地归之于李嘉图的。

在上面我曾经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李嘉图得自亚当·斯密者虽然很多，得自其他作家的却极少。①事实上，我相信他的主观创造性是第一流的。而且他在承认得自别人的东西上是坦白而又大方的：

虽然我曾经以承认别人的东西不足批评亚当·斯密并将以此批评 A.马歇

① 这里又有他和凯恩斯勋爵的一个相似之处，请读者注意。上一段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用在凯恩斯身上的。

① 参阅上一个脚注。

① 巴顿或许是一个例外（参阅后面，第六章，第 6h 节）。李嘉图的序言提到了杜尔阁、斯图亚特、斯密、萨伊、西斯蒙第“和其他的人”（除了马尔萨斯以及韦斯特的论文，参阅下一个脚注）。但是只有斯密的影响具有头等重要性。萨伊只在一点上影响了李嘉图的学说（“市场规律”）。我找不出有受到杜尔阁，斯图亚特，或西斯蒙第的任何影响的痕迹。

尔，我却并不认为应对李嘉图提出这样的批评。②但是在客观上，《原理》中的一切想法都分别在以前见到过的，我们所能归之于李嘉图的，只不过是有效的综合，除非（1）我们决定说，在随着亚当·斯密一同外出猎取海狸和野鹿之后，李嘉图把斯密的启示牵强附会成为劳动价值理论，这是他自己的东西；（2）我们决定驳回在第 149 页脚注②中所提到的托伦斯的要求权。

提供一“读者指南”很容易，但是，由于李嘉图的论述（从形式上说）缺乏系统，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分析机器在《原理》的头两章陈列了出来。每一行文字都是重要的，而第一章的第四、第五两节或许是读者在经济文献中所碰到的非常难于吸收的东西。第三版（这个指南只是根据这一版）增加的第三十一章《论机器》，在一重要方面上补充了那些原理。所有其余的东西实际上就只不过是发展（第三——六章）、应用（第八——十八章和第二十九章，全是论赋税的）、辩护和批评（第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三十二章），但是，很不幸，它们包含了那么多有关原理的附论，以致跳过去不看是非常危险的。例如，第二十七章“论通货与银行”和第二十八章所讨论的东西，在研究李嘉图的普通理论的人是不免要忽视的，却包含了这样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对于了解李嘉图如何对待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这一原则，对于了解他在什么意义上完全掌握了这一原则提供了非常必要的说明。对外贸易是在有名的第七章讨论的，这一章实际上也是对第一、二章的补充（它本身又由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章加以补充）。第十九章（从某种意义说，还有第二十一章）证明李嘉图是忠于萨伊法则的。

这么灿烂的亮光自然会吸引飞蛾，于是出现了一定数量不出名的李嘉图派作家。并且还有许多人，包括非经济学家在内，自称是这个亮光的信仰者，尽管他们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了这个亮光，正象今天的许多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没有读过凯恩斯或马克思的著作那样。此外，一些中立派人士，甚至少数象托伦斯那样持异议的人，对于他们所反对的这位卓越的经济学同行仍然表示了相当的尊敬，并且只要他们觉得能够办到，他们立刻就会使用他的话语和命题。最后，后代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和 A.马歇尔就是显著的例子——或许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对过去的一个伟大人物表示敬意，那就是使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人看不见把他们同他隔离开来的鸿沟的整个宽度。所有这一切都容易使向后的回顾发生错觉，并使得李嘉图和他的学派的影响看起来比实际的影响要大一些。为了得到一幅关于经济分析史的真实

② 可是，有人向他提出了要求，特别是在三个场合。韦斯特颇为辛酸地抱怨，李嘉图在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方面没有承认他的优先权。李嘉图在《原理》的初版序言中说过，“1815 年，马尔萨斯先生和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的一个研究员[韦斯特]向世界公布了正确的地租学说 ”。的确，他没有就利润作出同样的承认。但是可以这样来答复：这件事情已经包含在对韦斯特在地租理论上的优先权的承认之中了。托伦斯颇有意——虽然是温和地——为自己在比较成本原理方面的优先权辩护。他或许是对的。但就算他是对的，在这样两种不同的作品之间，作者在这类事情上的态度仍然是有所不同的：一种作品是象《原理》这样匆匆的速写——这同说李嘉图的成就具有系统性并不矛盾！——一种是极为精心制作出来的完全成熟的作品，如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 A.马歇尔的《原理》那样。第三个提出要求的人是 J.鲁克，《对某些新理论的初次公布权的要求》（1825），这是由塞利格曼教授发掘出来的。就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理由提出要求。

图画，必须还这种影响以本来面目。①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学派的核心，除了李嘉图本人之外，只是由四个人组成的。我的意思是说，唯独詹姆斯·穆勒、麦卡洛克和德·昆西是李嘉图学说的无条件的信徒和斗志昂扬的拥护者，他们所赢得的声誊，足使他们名垂后世。韦斯特②——部分地由于他去了印度——则站在一旁。韦斯特——并且他自己也这样觉得——不是任何一个学派的成员，而是李嘉图的一个平辈，是李嘉图学说要义的独立发现者。他对李嘉图所抱的明显的怨恨也许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他抱憾李嘉图的巨大影响和喧赫名声把他从他认为是自己应有的地位上撵走，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的《论资本用于土地⋯⋯》实际上不仅包含了“李嘉图”地租理论的系统表述，而且也包含了报酬递减律对利润理论的应用，因而也就包含了李嘉图体系的枢轴。所以，虽然我们不得不把他包括在“李嘉图”学派中，我们将偶尔用韦斯特与李嘉图学说这个名称来稍稍补救这种不公道的作法。

詹姆斯·穆勒肯定应被看作是光辉四射的人和领袖人物，不管我们对于他所散发的光辉和他所给予的领导二者的价值可能有什么看法。①麦卡洛克② 受到了马克思和其他人，特别是庞巴维克的极为粗暴的对待，因而这里似乎应该强调他的功绩，而不应强调他的才能虽然是最有用的却不是第一流的。他收集资料的工作是一项重大成就，这将在以后提到。他的热心于社会改革

——其中有一具有一定分析价值的要素：他是“工资基金理论”的一个主要阐述者，但却认识到这个理论并不能证明工会工资政策的无用——应当使他受到现代批评家的注意。而且，他地位很高，是那时经济学界最著名的人物

① 以下一点是无论重复多少遍也不为过的：除了对于分析史外，对于任何其他目的均无需进行任何这类工作，而我们所要估价的影响，只是对于科学经济学的影响。

② 爱德华·韦斯特爵士（1782—1828），当时主要的科学经济学家之一，从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

《论资本用于土地》（1815，在霍兰德教授的经济论文从书中重印，1903）在经济学史中通常仅仅被认为是陈述了报酬递减规律，其实远远不止于此。他的第二本书《谷物价格与劳动工资》（1826），也具有同样的思想上的独立性这个特色。

① 我们已经碰到过詹姆斯·穆勒（1773—1836）两次，都是在要害位置上：作为《人心现象的分析》（1829）的作者，和作为官方边沁派政府学说的鼓吹者。我们还得加上他的不朽的并且的确是开拓性的著作《英属印度史》（1815），该书在他死后扩张成为十卷，是他在一般公众方面享有名气的柱石；以及他的两本经济学著作（第三本，也是最早的一本，我不知道），即《为商业辩护》（1808）和《政治经济学概要》（1821；第三版，我将使用的是 1826 版）。作者在序言中把后者说成是一本“教科书”，是缺乏独创性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尽管富有独创性的地方并不都是一种改进。正象例如马克思所承认的那样，这本书代表着一种决不可轻视的努力）。标准传记（1882 年）是由 A.贝恩撰写的，但它未能正确评价詹姆斯·穆勒的经济学，也未能解开这个人的谜——这部智力机器不知道如何不工作。

② 约翰·拉姆齐·麦卡洛克（1789—1864）是个杂志撰稿人、大学教师和文官，并且可以列入哲学急进派，

虽然他的头脑是最不哲学的。暂时不去管他的资料收集工作，我只提一下他的以下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第五版，1864 年）；《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这是一本涉及面相当广泛的带注释的目录，是一本极为有用的参考书（该书对每位作家的评论是从一种对李嘉图学说怀抱着天真的和毫不怀疑的信仰的角度写出的，因此对于任何想要掌握李嘉图学派精神实质的人来说是一本启示录）；以及《论决定工资律的情况》（1826），这是他在经济理论方面所作的最具雄心的努力。他给李嘉图的书信和李嘉图给他的书信已由 J.H.霍兰德教授于 1931 年和 1895 年分别刊行。它们是研究那时的理论推理方法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之一，并且在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学家均离开了“李嘉图主义”的时候，仍能使“李嘉图主义”的旗帜继续飘扬，这是颇为难得的。最后，他写的一本教科书是英国十九世纪头四十年所出版的最成功的普通经济学论著，该书尽管有许多缺点，却不是无足轻重的；①这本书对于公众比李嘉图的著作有更大的直接影响，并且实际上由此而形成了所谓低水平的“李嘉图主义”。

德·昆西——以“鸦片烟鬼”著称——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喜爱精密的逻辑学，这使他同粗率而敏捷的麦卡洛克成为不同的两极。

但是他只接触到经济学的边缘。他的贡献虽则不无趣味，却是华而不实的。

这三个人都没有增加什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所增加的那一点点，特别是詹姆斯·穆勒和麦卡洛克所增加的东西，其价值大部也是可疑的。①他们甚至没有能够正确地总结概括李嘉图的理论，也没有能使人对于李嘉图的《原理》一书中所包含的丰富启发得到一个概念。他们所传达的是一种变得很肤浅的音信，还在他们手上的时候就已经枯萎了，实际上是立刻变得陈腐和无用了。

李嘉图的体系一开头就没有得到英国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赞同，而不象李嘉图派力图相信的那样，只是没有得到低能和迟钝的人的赞同，这并不是詹姆斯·穆勒、麦卡洛克和德·昆西的过错。这是由它所固有的弱点造成的。这个体系不能经历长久而不败，也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是，失败来得那么快，却是由于他们的过错。李嘉图死于 1823 年。贝利于 1825 年就发动了攻击，就事情的是非曲直来看，那应当算作定论了。实际上那还不是，因为学派都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但是李嘉图学派的衰落必定是不久就显而易见了，因为我们在 1831 年刊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读到“还有一些李嘉图派成员仍然残留着”。②无论如何，很明显，当时“李嘉图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有影响的力量了。而普通的印象则与此相反，这是很容易说明的。有一些坚持李嘉图立场的忠实追随者继续讲授已经被推翻的学说，就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样。舆论也落在了后面，它迟迟未能认识到一个旧学说已经消逝，正象它迟迟未能认识到一个新学说已经诞生那样。而且还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① 谈到教科书，我们也应当提一提简·马塞特夫人的《政治经济学问答》（1816），该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七版，1839）。詹姆斯·穆勒的是一本关于纯理论的初级教科书，但不大好读。麦卡洛克的是一本供大学普通经济学课程使用的畅销书。而马塞特夫人的则是一本供女中学生使用的教科书。读者真应当看看这本书，应当注意到它的两个有趣之点。第一点是出版年代：这本书是在李嘉图的《原理》出版以前问世的，虽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正统的“李嘉图主义”，虽然缺乏李嘉图的严格性，它却描述了李嘉图学派的许多最重要的教义。这是意味深长的，并大大加强了这种成就的意义，嘲笑这种成就是很不合适的。第二点是，如果后来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嘲笑它，那么，这不仅是由于男性的偏见，而且也是由于该书所具有的性质：马塞特夫人所深信不疑的，不仅是有关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最后真理已经最终被发现了，而且是，这个真理是如此可喜地简单，乃至可以教给每一个女中学生。这种心理状态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正如同样一种心理状态在现代凯恩斯主义者当中很普遍，也是我们自己时代的显著特征一样。

① 例如，李嘉图无论对于詹姆斯·穆勒或麦卡洛克的利息理论，还是对于麦卡洛克的工资基金理论，都是

不负责任的。

② 这句话见 C.F.科特里尔，《价值学说的考察》（1831），系由塞利格曼教授所引（见前引书第三节），我这个引证是根据他的。

可用来说明为什么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会同意我的看法：有着李嘉图的个人威望，即比他的著作保留得更长久的伟大名声。正如已经指出过的，李嘉图在获得直接的信徒方面虽然不是特别幸运，但在另一方面却较为幸运。约翰·穆勒自始至终强调他早年的“李嘉图主义”，既没有认识到，也没有向读者说明，到他写他的《原理》一书时，他实际上离开它已经多么远了。并且，在稍小的程度上，甚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情况也是这样。此外，李嘉图的名气也不单是靠他的理论构造物。一方面，有他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贡献以及他的国际贸易理论。另一方面，那个构造物的某些个别要素证明要比整体更为经久一些。最重要的例子是他的地租理论，虽然从逻辑上讲，它应当和其余的一道被抛弃掉。外国的势力范围部分地呈现了一幅不同的图画。①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在维持李嘉图思想的继续存在上，出了不少力气。部分地由于他们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本国竞争的微弱——并且在后来，也由于对奥地科理论的普遍憎恶——对具有理论野心的大多数德国经济学家来说，直到十九世纪末，李嘉图依然是最伟大的理论家：瓦格纳、迪策尔和迪尔等人就是显著的例子。就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但不超过它）来说，类似的说法也适用于——或者几乎适用于——意大利的经济学。在费拉拉的著作中以及在教科书中，有受到李嘉图影响的明显痕迹。罗西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他算作意大利人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称他为法国经济学家的话，那他几乎就是法国方面唯一重要的例子。法国遵循自己的传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坚决地抵抗了李嘉图的影响。在美国，麦卡洛克的教科书占据了很大地盘——在教学中和萨伊的教科书一道占据首要的地位。而且一直到下一时期，在较高的水平上还有李嘉图的影响——在一流人物中，陶西格就是一个例子。

我所谓的李嘉图学派的“边缘末梢”，可以通过指出属于这个名词涵义范围之内那个最重要的集团得到最好的说明，即所谓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当然，马克思是最大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但是通常把这个集团描述得更为窄狭一些；即是说，只包括若干作家，他们主要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根据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这个命题，来为工人阶级辩护。虽然这个命题渊源于洛克和斯密而不是渊源于李嘉图，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很可能鼓舞了这些社会主义作家，并给了他们以启发。既然这个集团——它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自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的著作所提供的同经济分析史有关的东西很少，我们就只提及对于我们来说似乎较为重要的两个人物。威廉·汤普森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较高水平上说明了这个集团是如何进行论证的，说明了它的温和的平等主义，并说明了它如何习惯于考虑分配理想，而不管这些理想实现之后，对于生产会产生什么影响。边沁派的影响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托马斯·霍吉斯金的《反对资本而为劳动辩护⋯⋯》（1825）和《通俗经济学》（1827），至少使人感到作者具有真正的分析意图。应该指出，一个作家一旦把以下两种想法结合在一起，一种想法是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所有商品的价值均能用劳动时数来表示，另一种想法是劳动本身是一种商品，他就不可避免地会

① 关于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的影响，参阅后面第 5 节。

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机制从工人那里夺走了“他的”产品的劳动价值与投在该产品上面的工作数量的劳动价值两者之间的差额。除细节外，这就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有几个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一直被称为马克思的先驱。“先驱”这个词可以意味着很多的东西，也可以意味着很少的东西，如果使得它意味着的东西不是太多，那么，上面的说法可以算是通得过的，虽然我找不到任何例子（即使是汤普森和霍吉斯金），说得上是完全预言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在马克思体系内的全部含义。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理由，剽窃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任何研究李嘉图的人，如果按照马克思发展李嘉图学说的方向去发展这种学说，就一定会把前面说的那两种想法结合在一起。意味深长的是，这种指控虽然常常为经济学家所重复，但最先提出这一指控的那个人安东·门格尔（1841—1906；那个经济学家的兄弟）却不是经济学家，关于安东·门格尔的其他主张，请读者参阅他的《劳动对全部产品的权利》（1886 年；英译本，1899 年，附有 H.S.福克斯韦尔写的一篇重要的导言）一书。这个集团较重要作家的理论，在埃丝特·洛温撒尔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1911 年）一书中有比较详尽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