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

社会现象是有史时期中的一种独特过程，而无止总的和不可倒转的变化就是这种现象的最明显的特征。如果我们所说的“进化论”只不过意味着承认这种事实，那么所有关于社会现象的推理一定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它本身就是进化的，或者它是同进化有关的。可是，在这里，进化论的含义并不以此为限。一个人可以承认上述事实，但却不把它当作自己思想的枢轴和自己方法的指导原则。功利主义体系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人问詹姆斯。

穆勒，他是否意识到社会变化的发生，他会一笑置之，并且还会认为这个提问者的智力未免太低了。然而，他的各种体系，不论是经济理论体系，政治理论体系，还是心理学理论体系，都不是进化论的，即他的思想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中并不是以进化为枢轴而旋转的。而对我们来说，这将是进化论的标准，不论是在哲学方面（也包括纯粹形而上学的恩辨），还是在任何“科学”领域方面。这：

种意义的进化论在十八世纪就得到了发展，但在十九世纪才达到’并且超过它的最高水准。

但是要注意，存在一种扰乱的因素，其影响将在许多方面被感觉到，而不仅是在这一节中。除了在明白规定的标准以内，①进化这个概念本身是同任

① 例如，在牙科这个专门职业公认的标准范围以内，断定说现在拔牙比在一个世纪以前“拔得好”，甚至说牙医甲拔牙比牙医乙“拔得好”，都是有意义的命题。类似的说法也适用于技术经济理论。但是在比较各种社会结构或各种文明时，以及一般说来在特定的标准范围以外时，情形显然就不再是这样了。

何评价完全无关的。就此而论，我们只承认：

如果人们喜欢一种变化，就将其描述为进步；如果他们不喜欢，就将其描述为退步或退化。但在十八世纪，进化被天真地同——向着理性统治的—

—进步等同起来了，即是说，它在定义上就包含一种价值判断。而这种天真的观念联合在整个十九世纪一直继续存在着，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严肃的研究工作中表现出来了它逐渐解体的迹象。生意兴隆和阶级地位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对于某些类型的“进步”曾有过一定的信心，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心理的书面说明者都表现了一种可悲的趋势，即把这种对于自己所希望发生的某种变化抱有的信心同某种推动文明甚或推动宇宙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连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努力避免这种幼稚病，不论共作为时代精神的特点是多么重要。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和作具体说明，最好把进化主义的思想分成五种不同的——虽然常常是部分重叠的——类型，在这一个时期的以及在下一个时期的知识背景中，它们全都显得非常重要：以下所述均指两个时期，虽然例子是从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个时期找出来的。

（a）哲学家的进化论。黑格尔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尽管我可以为这种大胆行为百般道歉，我还是要把同本书目的有关的一点提出如下。让我们假定存在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不管我们怎样称呼它，总之那是最后的和绝对的实在，并且让我们因此而站在一种极端唯心主义①哲学的立场上。让我们，在同一个时候并且在同一种意义上，把同一的实在明确规定为全部实有的和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的总和。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把这些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看作仿佛是体现（表现）那种实体的魔术符号②，就像如果我们信奉通常意义上的泛神论，我们会做的那样。现在，那个实体被假定要在一种正、反、合的本质上是逻辑的过程中经历一种内在的进化。③ 而可以观察到的实在也是如此。这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投合一种人的心意，而绝对不会投合另一种人的心意。我们将进而提出一个定义和一点评论。定义是：根据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它在表露自己的内容时就在经验的实在中造成一系列的变化——概念所作的推理，我们称之为放射性的。评论是：读者会注意到，在黑格尔关于进化的这个放射性的概念中。即使我们把这个概念的形而上学的装饰都抛弃掉，也还留下某种东西，即这样一种看法，或者也许是发现：我们从经验中所了解到的实在，其本身可能就是从内在的

① 用来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当然同伦理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在英文中是一个词。——译者）。

② 这就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的原意（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和理性等同起来的话）：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合乎理性的）；凡是合理的（可以想出的）东西，都是存在的。从原意讲，这句话并没有给予保守主义态度以汪何支持。但是读者不难认识到，要使得它这样做是多么容易。况且，黑格尔的措辞也引诱人们去作这样的解释。这甚至是使他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③ 不敬的人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机会，可以证明黑格尔的体系是胡说。由于他们不能升到黑格尔的高度而走到了错误的方向，他们——带着恶意的微笑——指出：这一项哲理推究是很不容易译成英文的。aufheben 这个德语动词有两种意义：取消和提高。黑格尔断定说，一个命题甲是乙，和它的反命题甲不是乙，彼此aufheben 而成为某种更高的东西，即包括两者的内容的综合物。但是互相矛盾的两个陈述，不能从彼此提高的意义说彼此 aufheben 而成为某种内含更多的东西：它们只是彼此取消，即彼此消灭——这对黑格尔和进化来说，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自然，这种情势是可以得到挽救的。可是，这对我们依然是一种警告。

必要性引出的一种进化过程，而不是一组寻找一种确定状况或水平的现象，如果是这样的现象，那就需要有一个外部因素——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同的因素——去把它们推动到另一种状态或水平，像同牛顿力学的类比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这种看法站得住脚的话，那它自然是极端重要的，例如，在哲学方面，由此而有可能从本来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发展成为可以称作是黑格尔唯物论的东西，许多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就是这样做的。在社会学方面，它对于社会变化的事实提出了一种新的探讨途径。

在往下讨论以前，我们可以指出，有另外两种方法，有时被哲学家用来赋予他们的哲学以进化的色彩。“进步”很是流行，哲学家像其他人一样，也欢喜自己变得时髦，无神论者或唯物论者，特别是半通俗的那一种，倾向于用知识的进步去代替他所抛弃的实体，也就是说，倾向于从下面（d）将要描述的孔多塞与孔德的进化论中借用某种东西；或者倾向于把生物进化论

用于哲学的目的。这种东西，作为一种哲学不管我们对它作何评价，仍不失为通俗的文献。
1. 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我刚刚提到过一种物质化的黑格尔哲学对于社会学可能具有的含义。这一点表明，在这里，黑格尔对马克思毕竟产生了并非仅仅是用语上的影响①。然而，如果我们主张马克思的所谓“唯物史观”对黑格尔主义具有实质上的独立性，如果我们把它列为另外一种进化论，我们这样作是由于两种考虑。第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发展，是与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不相牵涉的。我们知道，②他的分析是从批评这样一种当时的

（并且显然是永远的）错误开始的，即创造历史的行为是由观念（或“人心的进步”）决定的，而这些观念又是由于纯粹心智的过程而侵人行为者的。从这种批评开始，是一个完全正确和极其实证的方法，但同黑格尔的思辨毫无关系。第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在性质上是一种工作假说。它同任何哲学或信条都是可以相容的，因而不应当把它同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连在一起—

—不论是黑格尔主义或者唯物主义，对它都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够的。所剩下的又只是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用语的偏好——以及他自己和大多数（虽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听起来是反宗教的任何东西的偏好。

在那个假说中所体现的成就以及这种成就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对它的主要之点作简要的和大胆的说明来最好地得到表述。（1）

“文明社会”——用一个十八世纪的名词——的全部文化表现，从根本上说乃是共阶级结构的函数。①（2）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最后地和主要地

① 纯粹用语上的影响有许多例子，顺便可以举出一个，单纯的读者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马克思那么经常地谈到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他所指的只不过是相互发生反作用的事实或趋势，但从黑格尔逻辑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矛盾。这产生了一种好笑的结果。直到今天，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普通逻辑和普通说法的意义来理解“矛盾”一词，认为马克思在每一次谈到”矛盾”时，都是想要以这种普通意义的逻辑上的不一致指控资本主义制度——自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② 例如参阅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行人克尔，芝加哥，1904 年）所写的导言。读书德文原版是 1859 年刊行的，《导言》载《新时代》，1902—1903 年；该书的期通英译本把“最近刊行的”导言列在了附录中。

① 我重复一遍：这里所使用的“涵数”一词，并不包含因果决定关系。事实上，坚持这样一种“绝对的” 或“机械的”决定关系的企图，除了使这种理论极其容易被人反驳外，不会有任何其他好处。恩格斯和普

是由生产结构支配的，即是说，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主要是由他或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3）社会生产过程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进化（改变它自己的经济的事实、从而也改变社会的事实的趋势）。除此之外，我们要加上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的主要之点，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是同说明经济史观的（1）至（3）点可以分开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图式中构成了经济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1’）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可以分解为两个阶级：拥有物质生产手段的资产阶级和不拥有这种手段的无产阶级，物质生产手段由雇主拥有就是“资本”，但是如果由使用这种手段的工人拥有，则不是“资本”。（2’）由于这两个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他们的利益必然是互相冲突的。（3’）从而引起的阶级斗争或阶级战争提供了实现经济进化趋势的经济和政治机制，这种趋势在于改变（变革）各个时代的每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文明的一切形式，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政治、政策，艺术、科学、宗教的和其他的信仰或创造，全都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①历史的进化是由经济的进化推动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

用极简单的话来说明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我们所能做到的公平的表述就是如此，这种成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性；③虽然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成分的价值是彼此非常不同的，或者毋宁说，它们受到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削弱是彼此非常不同的。除了达到煽动的目的以外，对于任何目的来说：价值最小的，是马克思将其同自

己的经济史观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阶级理论：对于认真的分析，两个阶级的图式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单单强调阶级矛盾，如同凯里和巴师夏单单强调阶级调和（参阅后面第四章）一样，显然是错误的，并且显然具有意识形态

列汉诺夫是关于这个题目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他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且都把这种严格性大大地放松了。强调“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做的方法之一。

① 这种理论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应用我们己在第一编中讨论过了，即一切思想都具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的学说。

② 马克思关于社会进化和阶级的思想自然是他所写的一切东西的基础，有关这些思想的评论在他的著作中到处都是——这并没有使得对它们更易于作公平的处理。但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下列各种在我看来是在试图作出解释时应当利用的最重要的来源：《共产党宣言》；《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有英译本；关于出版年代及出版公司，参阅斯威奇，前引书，第382 页。

③ 我认为，这种成就应当归之于马克思一个人。因为对于每一种涉及面如此之大的成就，自然都可以列出一些先驱者的名字。但是同我们在类似的场合下惯常于找到的相比，这种先驱者的数目是相当少的。唯一的还有一点可以为之辩护的有资格的人是洛伦茨·冯·施泰因（1815—1890），他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1842 年；以后的版本改称《法国社会运动史》，1850 年，新版，1921 年）一书，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同社会运动与经济变化的现实联系起来的一项重要分析。可是，这并不是经济史观；更不可能从施泰因所讨论的社会主义作家们那里，或是从论述革命、复辟以及奥尔良王朝统治的法国历史学家那里去找到经济史观。就我根据对于他们的了解所能作出的判断而言，在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过程中.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经济的因素，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但这显然是不够的，我觉得，在这种文献中找到有任何使人联想是对整个历史过程作经济解释的东西的那些人，他们所具有的经济史观的概念，是同我所认为它应当采取的概念不同的。仅仅承认经济因素的重要性，那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其本身既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没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圣西门的情况可能是一个例外，将在下面谈到。

色彩；这样的命题，即社会组织形式的进化，是由只有根据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才能说明的一种机制所造成的，是过于简单化的东西，它把实际发生作用的机制所具的要素都消除了。可是，必须加上一个限制：尽管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是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受到意识形态歪曲的定义，尽管我们因此而得到的对政治机制的描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我们却也得到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即对于阶级现象的重要性有了极为充分的了解。假如在这个领域内存在过任何没有偏见的研究，那么，马克思的提示老早就应当引导人们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了。

然而经济史观却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如果我们小心地表述它，把“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决定论”这些用语所暗示的一切哲学上的雄心都抛开，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于是（1）点和（3）点就可以针对反对的意见来加以辩护，这些反对意见大部分证明是出于误解。①第（2）点则不那么可靠；它可以很好地应用于某些历史形态，而却根本不能应用于其他一些历史形态。①这个问题马克思似乎没有根认真地进行研究。但还有另一个问题，为了求其解决，马克思付出了自己余生的大部分巨大能力。显然，以经济史观作为基础的宏大建筑物，在没有充分分析整个人类文明进化所依赖的经济部门的内在进化以前，不得不继续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中。因此，对他来说，经济史观依然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种本身具有价值的成就。

我们已处于一个正确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十分重要的关头。一方面，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出他的一元论的“社会科学”，这是源于功利主义的唯一无所不包的重要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把社会学的一切部门和经济学结合成为一个单一而均匀的整体的——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致使其现代信徒们头晕目眩，甚至比当年站得太近的恩格斯晕得还厉害。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面目。它的一个个特征，或某些特征，将在适当的地方谈到和评价。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这种构思是极伟大的，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

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①不论是它的假定还是它的技术，都难免要受到严重的反对，虽然部分地是由于它还没有完成。但是，在最有力的批评给予了它最严重的打击以后，一种经济过程内在进化的伟大景象依然存在，这种过程以某种方式通过积累发生作用，以某种方式摧毁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并以某种方式造成了无法维持的社会局面，后者将以某种方式让位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正是这个事实，并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权把马克思称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他不只是一个经济分析家，我们在本节

① 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可以用像大规模制造业消灭工匠阶级那样的过程来说明。但是，正如杜林所指出的，能够引证其他的例子来表明，这种“因果关系”常常被倒转过来了——事实自然是，在生产条件与社会结构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处境可以这样来略微予以改进，就是承认社会结构可以比产生它的生产条件存在得更久，这将说明一定数量的不一致之处，而不破坏这个原理。另一个办法更危险些：我们可以例如把一群军事征服者的活动说成是“生产性的”，然后说，在枝征服国所产生的社会结构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几乎等于使这个原理成为一种同义反复。

① 代们将在别的地方讨论斯密，李嘉图和穆勒对经济变比理论所作的贡献，即使是认为经济变化理论有优

点的那些读者——甚至假定这种理论可能为马克思提供了出发点——也将不得不承认：经济变化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旁边显得是那么幼稚。

中已经看到了。他不只是一个分析家，那是无需再加以说明的。

[关于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人对本节所涉及的向题的看法的讨论，参阅O. H. 泰勒：《熊彼特与马克思：熊彼特体系中的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载《经济学季刊》， 1951 年 11 月。这是一篇评论熊彼特的《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英译本，保罗·M.斯威奇编并著有导言，1951 年）一书的文章。]

历史学家的进化论。仅仅专注于描述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事件，并不意味着本节所称的进化论。因此，专业历史学家就并非由于其职业而就是进化论者。只有当他们试图把社会的状态——经济的状态，政治的状态，文化的状态或一般的状态——排成序列，并认为其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每一个这样的状态是下一状态发生的必要的和充足的条件时，他们才成为进化论者，一种不同的进化论者。这样做的最古老和最原始的方式，就是构想一种经济所必须经历的典型阶段。这种方法在这个时期是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代表的，他的图式——狩猎，农业，农业加制造业，农业和制造业加商业——从卡尔·克尼斯那里得到了应有的批评；①如果不是由于下述事实，我们确实应当把这种图式看作是毫无价值的：它可以用来（李斯特就是用来）作为一种简单的说明手段，使初学者（或公众）把这样一个训诫深印脑海，即经济政策是同变动中的经济结构有关的，所以不能由一套不变的处方构成。另外一个例子是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的图式：交换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除此之外，在这方面便没有什么好报道的了——越是好的历史学家，越不喜欢这样的构造——只不过在那个时期的历史著作中经常可以遇到一种对于进化顺序的模糊信念，这种进化顺序被认为类似于个人的青年、成年和老年这种历史顺序。就我所知，有一个眈于这种信念而又不被它引向错误道路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那就是 w.罗雪尔。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济史规律”的信念构成了他的方法论同施穆勒的方法论的主要不同点之一，不过后者也有他自己的类型序列：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地区经济和国家经济。
孔多塞与孔德的唯智主义的进化论。孔多塞③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多地从事于这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的推敲，这种理论同启蒙运动的思想有着明确的联系，并且在理性的一切拥护者的著作中都隐隐地或者明显地存在着：让我们称它为唯智主义的进化论。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就其主要内容而言，这种理论简单说来是：人类的理智是一种一定的力量，它对人的物质环境，并且在任何一定的阶段，对人类在自己历史的以前各阶段上所获得的信仰或思想习惯进行着不断的征服战。这种不断的斗争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对于自然的真正规律的洞察有无止境的增进，从而对于自然力的生产技术上的控制更加完善了；另一方面，人类不断摆脱错误的和反社会的信仰与偏向：人类的智能在使自己臻于完善的过程中，使得整个人性也臻于完善，从而使人类的制度也臻于完善，没有可以指定的限制。既然许多读者的

① 参阅他的《从历史方法的观点来看的政治经济学》（1853 年；增订版，1883 年）。

② 李斯特、希尔德布兰德和罗雪尔的著作将在后面第四章第 5 节讨论。

③ 孔多塞侯爵（1743—1794）：《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1795 年；参阅前面，第二编，第二章，笋 7d

节）。

心中大抵都充满了这种理论——也许达到了认为这种“人类心智的进步”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地步——我们最好是确实说明，我们了解到有反对它的理由：这种理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它假定了它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在信仰方面，在知识与技术的总和方面，在思想的习惯方面，变化——适应性的变化，也可能是自动的变化——无疑地在历史上是同社会进化的其他表现相联系的。但它们至少是为一种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的事实所制约的，而它们起作用的方式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例如现代实证论或现代的飞机归之于人类心智的进步，我们显然对于解释它们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只是把问题换了一个提法。如果我们为了挽救这一点而乞灵于人类智力的可以臻于完善的性质，我们仍然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只是假设了解决办法。而如果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引入其他解释因素，例如生物学上的因素，那我们也就离开了唯智主义的进化论这个停泊所了。

但是，尽管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这种理论在继承启蒙运动传统的自由人士或进步人士的圈子中仍旧残存了下来。可以再次提出莱基和布克尔来证明这一点，不管他们的立论是多么不同。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孔德的见解是特别有意思的。根据他的三个阶段的先验图式或“规律”，文明是从一种宗教的或魔术的阶段演进到一种形而上学的阶段，然后又演进到一种科学的阶段。这种图式显然是得自启蒙运动的思想，同孔多塞的思想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它不仅令人难以置信地狭隘，并且按孔德自己的意义来说，还是思辨的和不科学的：按照他的“实证”计划的路线进行研究，立即就会发现，有一些因素和机制是不能归并为那种“规律”所体现的那一个因素的。可是，要注意，从表面上看，那种规律似乎很容易证明：合理的科学程序（虽然不是在政治中）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特点之一；而魔术则在事实上是原始智力的特色——问题只是，这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以及对于这种关联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作因果关系的解释。

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态度显然是社会现象，而不单纯是个人现象。因此，孔德的阶段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心理或集团心理发展中的阶段。孔德比起孔多塞来要明确得多，他在事实上采用了这个概念，并且还做了一些工作去加以精制。在他的集体心理和浪漫主义者的民族精神之间，自然是有着天壤的差别。可是，当作分析的工具来看，两者都差不多是相同的东西。并且两者都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工作。

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是需要在此予以注意的唯一的一种生物进化论。拉马克的影响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被达尔文的影响代替了（不过，达尔文提到拉马克的次数是很多的）；而孟德尔虽然在 1866 年公布了他的三条定律，却根本没有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①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三版以

① G.J.孟德尔（1822—1884），是个奥占斯丁派的僧侣，不仅进行了出色的实验工作——这是专家们的意见；我自己自然没有什么意见——而且对这种实验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当他所得的结果被独立地重新发现（大约在 1900 年）以后，他的理论说明被证实是生物学家们可以接受的。他没有试图将其应用于社会的过程。既然我们对科学的社会学感兴趣，问题就发生了：一种最重要的戌就没有被人注意，从这个案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可是，考察一下这个案例，似乎表明它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教训。罗伯特·迈耶把他的发现（热功当量）直接告诉了在专业上显然有地位的人们（至少有一个人），他们是能够并且应当懂得它和公布它的。库尔诺在伟大学术中心之一的光天化日之下刊行了他的《研究》（参阅下面，第四编，第七章）。但

及以后各版中所增加的《历史概略》会把那些有决定意义的观念逐渐出现的迷人故事告诉读者，因而在此毋需赘述。②然而，关于这本书的社会意义以及它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必须提出下面的评论。①

首先，《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两书在我们的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图画中，构成了最大的一块色彩。它们对于人类的宇宙概念的永久重要性，足以与太阳中心说相比拟，它们被一般公众非常广泛地阅读着，热烈地讨论着，并且在资产阶级心房的重新装饰中是惹人注目的，尽管在大多数场合，这件新家具似乎并没有排挤掉仍然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家具，只不过是占据了空下的地方罢了，我们的根本的信仰和态度，不是任何书籍的力量所能造成或动摇的；特别是，我不认为任何有教养的人会发现自己的信仰由于阅读达尔文而被摧毁，只要那个人还有可以被摧毁的任何信仰的话。②

其次，尽管我们对于达尔文主义在说明原因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认为是很大或者很小，但它作为一种象征所具有的重要性却是无可置疑的。它出现了，并且迅速取得了成功，这都恰恰发生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上层建筑理论来说它应当是这样的时候。

而且它只是一条更广阔的大河之中的一股水流，正如地质学中的独立的然而又是类似的发展足以表明的。③这也是裹挟着上述其他各种进化论的同一条大河。但在所有其他方面，那些进化论在逻辑上既与达尔文主义无关，亦与其他任何生物学理论无关：十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点，以便避免那种威胁到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知识史的理解的混淆。在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出现时，马克思可能感到很满意。但是他自己的进化论同这种进化论是风马牛不

是孟德尔住在一个外省城镇的修道院中，并且在一种不知名的本地期刊上发表他的研究结果，这就是说，其发表的方式等于是把他的研究结果掩盖起来。因此，这个被忽视的案例是不说自明的。

② 我劝读者仔细地阅读该书。该书是几本最重要的科学史之一，它就我们感兴趣的对象之一——人类智力进步的方式和科学发展的机制——提供了一种案例研究。此外，它还阐明了一个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起着某种作用的概念，即“优先权被承认的不足”的概念，达尔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充分承认”理想例子，来说明上述概念的意义。这个人所做的一切对于他自己以及对于产生他的经济和文化制度都是一种活生生的颂扬——在读者感到要对资本主义的文明（以及附带地，要对研究组织的更为现代的形式）沉思默想的时候，我提请他注意这一点。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得出他的劳动成果，到发表的时间就更长。《物种起源》出版于 1859 年。《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出版于 1871 年，在沃格特和海克尔（还有其他人）已经宣布赞成该书的主要命题之后。该书第 3，4，5，19 章讨论与普通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直接有关的问题。达尔文非常爽气地推荐的赫伯特·斯宾塞的那篇论文，首先发表在 1852 年的《领导

者》杂志上，斯宾塞的《心理学》出版于 1855 年，而穆勒重述“古典”经济思想的《原理》，则出版于

1848 年。

① 读者会看到，在下文中，我自然并不敢把这本书当作它自己领域内的一项专业成就去加以评判，因此，这样一个微妙为问题，即一个研究工作者在涉及到不属于他自己的那些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结果和研究程序的事情时应当怎样行事才算合适的问题，此刻还不会产生，虽然联系到“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理论它就会产生。

② 我说的是有教养的人，因为对于在解释和批评方面缺乏防御手段的那种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来说，情形就会两样。然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可以躲藏在权威的背后。

③ 这些都是同查尔斯·赖尔爵士（1797—1875）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几乎就像生物学的发展同达尔文的名字联在一起一样。他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 年）并没有完全“把秘密暴露出来”，但是，从含意上讲，它同他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1863 年）说得一样多。

相及的，彼此都没有给予对方以支持。

再次，达尔文主义或达尔文主义的议论在后来确曾侵入社会学和经济学。这将在我们考察下一时期的知识背景时涉及到（第四编，第三章）。就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来说，除了我们可以设想达尔文主义对于人民的一般思想习惯曾有过影响以外，①

我找不出对于社会科学还有什么重大的影响。达尔文和斯宾塞两人对心理学均有所贡献，而后者更表现了一种把前者的学说应用于社会学方面的倾向。但是仅此而已。在结尾时，我想要评论一下达尔文的这个说法：他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得到了启示。不同意一个人关于他自己的心理过程的说明，看起来的确是很危险的。但是，极其不重要的事件或暗示是可以引导出某种思想潮流的；达尔文自己不曾把马尔萨斯的著作包括在上面提到的《历史概略》中，虽然他在自己的导言中曾经提到它；而且仅仅是“在每一类中出生的个体比能够活下来的更多”这句话（并且，它算不算马尔萨斯主义还有疑问），其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老生常谈。因此，我恐怕，经济学对达尔文学说的发展所提供的服务，也同那群著名的鹅对罗马所提供的服务有些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