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德斯通的财政

在财政政策领域内，我们比通常更容易有把实际上是属于马的功绩归之于骑师的倾向。P.J.刚本是一个能干的理财家，但是读者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财政可能知道的一切，就是它的纸币的崩溃。②F.N.莫利昂是一个理财艺术的大师，但在拿破仑统治的情况下，他没有机会提出“伟大的”财政政策③

——另外还有几个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虽然他们留下的记录是波折重重的。然

而有一个人，他不仅把卓越的能力和空前的机会结合起来了，而且还知道如何把预算转变成政治上的胜利，①他作为最伟大的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财家而名垂青史，这个人就是格拉德斯通。我们最好是单独地来看看他。

格拉德斯通财政的最大特点——它同所有的“伟大财政”共有的特点，也可以说这个特点给“伟大财政”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根据它所适用的国家的条件，极其充分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整个文明和需要：或者，稍稍改变一下说法，它把一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但是在历史上正确的，而且是广博的——译成了一套协调的财政措施的条文。这既适用于这些措施本身，又适用于带来这些措施的直觉，但不适用于当时的议论，连格拉德斯通自己的议论也包括在内，这种议论是十足的教条。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些措施的细节，而只是其中所包含的原则。现在就让我们来试图陈述这些原则。

格拉德斯通的财政是一种“天赋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制度的财政。从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社会与经济看法来看——对这种看法我们现在必须历史地去理解，而不问所有一般的赞成与反对的理由——最重要的事情是消除对私人活动所加的财政障碍。为此，又必须使公共支出保持很低的水平。紧缩开支是当时的胜利口号，急进主义者——例如约瑟夫·休漠，“财政方面的不眠的守夜狗”——甚至要比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更欢迎紧缩开支。紧缩开支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它意味着把国家的职能减到最低限度；这被后来的、特别是德国的批评家称为“守夜人国家”的政策，例如，在那种社

① 认为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从政党的意义讲都是自由主义者，那也不完全真实；马尔萨斯就不是自由党人。但大多数其他的人则是；而且，说“古典”经济学家同自由党有一种“联盟”，那是有些道理的。因此，由于心理上的——虽然不是逻辑上的——联系，后来政治自由主义的衰落亦有助于“古典”经济学威望的衰落。可是要注意，在承认这一点和把“体系”及其命运同当时的政治情绪等同起来之间，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的。

② 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提请读者注意勒内·斯图姆编写的一份关于十八世纪法国财政的重要书目（《十八世纪法国财政史书目》1895 年）。

③ 可是，弗朗斯瓦·N.莫利昂的《一个财政部长的回忆录，1780—1815 年》（1845 年）在有些地方升到了科学分析的水平。

① 这些胜利中最辉煌的一次，是由 1853 年的预算赢得的。读者最好能够熟悉一下它的主要特点。读者从已经提到过的莫莱勋爵的格拉德斯通传中，可以看到关于这些特点的叙述，书中提到了整个政治背景，并且极力赞扬了这些特点。

会看法之中，有关艺术或科学的公共支出就几乎没有任何地位：促进艺术与科学的途径——而它们确实被有力地促进了——就是让人们去赚钱，以便他们有钱购买图画或享受研究的余暇。①第二，紧缩开支意味着使国家保留下来的职能合理化，其中包括尽可能减少军队。据认为，这样造成的经济发展，另外还会使社会支出大部分成为多余的。要再一次注意，所有这一切如果变成没有时间性的一般原则，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但对 1853 年的英国却包含有很大的真理因素。

从关于经济机会与机制的同一看法来看，同等重要的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征收那些依然必须征收的赋税：使经济行为尽可能地少偏离它在没有一切赋税时会走的原道（“征税只是为了收入”）。而既然利润动机和储蓄偏好被认为是对于一切阶级的经济进步都是极端重要的，这就特别意味着，征税应当尽可能地少干预企业的净收益。因此，就直接税而论，不应有累进。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上，格拉德斯通在 1853 年甚至比这走得还远。拿破仑战争带来了所得税（从英国的意义说）。在这次紧急事变过去之后，立即把它取消了（1816 年）；但又由皮尔重新采用（1842 年），以便弥补预料由于他降低进口说而会产生的赤字。①但格拉德斯通在 1853 年提出在七年之内再把它取消。②关于间接税，最小限度干涉的原则被格拉德斯通解释为意味着，赋说应集中在少数重要的物品上，让其余的免税。这种意见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财政大臣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意见针锋相对，一直占着上风，后者喜欢一种数目多而在其接触到的每一点上负担都很轻的赋税制度。③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看到有平衡预算的原则，或者毋宁说，

① 在其著名的一段诺中，拉斯金（参阅后面，第三章）谴责了英国政府不肯像大陆国家的政府那样，花钱鼓励艺术。这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社会批评的有趣的例子：它总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去看一种社会制度。拉斯金有权利喜欢其他的鼓励艺术的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分析家，他也有责任认识到，英国鼓励艺术的方法尽管是不足的，却还不失为一种方法，而并不是等于零。除此之外，他应当进一步认识到，英国方法的不足之处，从结果来看是并不明显的。这对科学来说，特别是对经济学来说，也是适用的。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背景去观察结果，特别是对研究的独创性给以应有的重视，我们就觉得不容易满怀信心地断言：这个社会制度所创造的艺术与科学成就，比使用不同的和更为直接的方法的现代制度所创造的要来得少。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原则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内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现令的凯恩斯主义者在逻辑上有权断言，倾向于事前使储蓄和投资平衡的资本主义机制是脆弱的。是动辄就会陷入泥淖的；但是如果他们断言这种机制并不存在，那他们就简直是在犯一个明确的和可以证明的错误。

① 1913 年威尔逊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

② 事实上，他一直保持了这种想法。在他的 1874 年的选举宣言中，他再度宣布赞成完全取消所得税。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相调和，是一个困难问题。一种高到足以在实质上改变收入分配的所得税，肯定同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是不调和的。这显然会同“为收入而课税”的原则冲突。但是一种百分之几的所得税，即使是累进的，在我看来，似乎也比格拉德斯通实际采取的方针更符合于他的那套看法。

③ 我想，从经济上看——虽然也许不是从行政上看——刘易斯是对的。格拉德斯通的正统观念还忽略了另外一点。它是强烈反对对“必需品”课税的。事实上，这个原则，连同自由贸易政策，是格拉德斯通财政对社会福利的最大的直接贡献（虽然为了估计它的全部贡献，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直接贡献并不是它的唯一贡献：此外，它还作了一些事情去促进财富的形成，这种财富后来证明极易于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对之课税）。但是对”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区别所作的这种过分的强调，没有能够对在需求上有弹性的商品和在需求上没有弹性的商品两者的区别所包含的意义予以充分的照顾。

既然公债必须减少，这就是格拉德斯通时代的财政大臣之一罗伯特·洛在他的关于财政部长的定义——“一个应当有赢余的生物”——中所体现的原则。其次，从现代的观点去批评预算平衡政策或公债偿还政策，都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我们同意现代赤字财政拥护者所主张的一切，我们也应当承认，在一个充满了“投资机会”的世界中，两种政策都不能认为是纯粹的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