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

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结构，都反映在其科学工作的组织中。这样，象每一件事情一样，法国的科学工作是高度集中的。在英国，完全不同的情况造成了一种类似的结果：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每一门科学中，都有一个比较小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集团，在这种集团内，严格的选择使得真正重要的人物寥寥可数。这样的结构是容易描述的。德国经济学要分散得多，因而描述起来困难较大。意大利的经济学更为分散。我承认，在有限的篇幅内，我是没有能力绘出任何令人满意的图画的。关于在这个时期内在国民生活的各个中心所进行的经济研究，一般能够说的只是：它不论是同较早的贝卡里亚和维里时代的成就还是同较晚的潘塔莱奥尼和帕累托时代的成就都不是处在一个水平之上。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表现在外国影响的统治力量上。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萨伊所起的带头作用，无论是被接受或是受到批判，都是研究工作的起点和材料，这种研究工作虽然常常是富于才智的，但却是派生性的。因而当时人们对意大利过去的著作（库斯托迪编辑的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古典全集》共五十卷于 1803—1816 年出版）①和翻译外

国著作（《经济学家丛书》第一辑和第二辑于 1850—1868 年出版）都表现出了特有的兴趣。考察可以得到的事实表明，在意大利经济学界颇多有能力的人士，因而上述现象更加值得注意。作为例证，我提两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罗西和希阿洛亚，他们的经历也说明了为什么强有力人物的科学成就具有相对弱点（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原因，而它总是照例如此）。②有两个例子表

① 在西班牙我们看到有同样的现象：胡安·森佩雷-瓜里诺斯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学丛书》于 1801—1821

年出版。

② 但愿我能给出一幅佩勒格里诺·罗西（1787—1848）的图画，他在许多政治活动中的失败，比起别人的成功来，更能显示他的能力。这个意大利人后来成了瑞士的宪法改革家和罗马法教授，后来又成为巴黎大学的经济学及宪法教授和法兰西贵族，后来又成为法国驻罗马的大使，后来又成为罗马教廷的首相。他的著作中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程》（1840—1854 年；第三卷和第四卷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该书的成功不

明了仅仅由于范围太广而产生的经济学成就上的相对弱点：瓦莱里亚尼和罗马格诺西。③

更为集中的努力产生了重大的成就，这在本时期的前半部分有希奥亚和富奥科的例子，在本时期的后半部分有梅塞达格利亚的例子。希奥亚①的著作最好称作是从他所憧憬的统一的意大利这种观点重写《国富论》的一种尝试。珍珠埋藏在没有用处的废物堆里——但是部分地由于书中所包含的统计工作而得到了补救。

公平地评价富奥科②要容易些。他是一个不应当被人忘记的著名理论家。在某些方面，例如在把极限概念运用于经济学这个方面，他表现了很大的创造性。他的经济均衡概念在某些方面要优于萨伊的经济均衡概念。他在意大利的历史中是经常被提到的——可是，主要是同他的专注于地租理论相联系的——但是似乎根本没有产生影响。梅塞达格利亚③的情况则与此不同。我所以要提到他，是因为他在意大利经济学和统计学中处于要害地位。当马菲恩·潘塔莱奥尼写出下面的话时，我相信他是表达了意大利经济学界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梅塞达格利亚是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科萨和费拉拉—— 这三个人的教导陶冶了下一时期的“所有”（？）意大利经济学家，在这下一时期中，意大利经济学重又放出灿烂的光芒。这种坚实的成就并不是以他的任何单独一部著作为基础的，虽然他的著作大部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例如他的关于公债、人口（只有关于这两个题目的著作属于本时期）、统计理论和货币的专题论文。这些著作能产生影响，与其说是由于它们对于各自的题目分别有所贡献，毋宁说是作为治学精神的启示，和作为拒绝为当前服务

是偶然的，但在一本分析史中，却不值得再提到它。该书各处表现出来的广阔眼界和实际洞察力，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从分析上看，它是冲淡了的李嘉图主义加上一点儿萨伊。安托尼奥·希阿洛亚（1817—1877）写了一本不伦不类的东西《社会经济学原理》（1840 年），可是却写得非常好，因而取得了相应的成功，此外再没有写什么了。但他出这本书时才 23 岁！一个能够完成这种功绩的人，如果不参加政治活动，不担任公职，不因此而被数次监禁，数次放逐，以及数次入阁，那他的成就会是多么大啊。

③ L.M.瓦莱里亚尼（1758—1828）可以说是个博学者，在他那时代和在他本国很受崇敬。不过，他为经济学保留的那一点点精力在他的价格理论（《论全部商业活动中的价格》，1806 年）中却运用得很好，这本来应教会西尼尔和穆勒如何运用供给与需求函数。意大利的历史编纂学认为他（和希阿洛亚）在经济学中首次使用了数学。但是，他（和希阿洛亚）在这方面的功绩实际上只是觉察到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另外一些意大利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例如富奥科，G.D.罗马格诺西的名字将在法律和犯罪学史中保留下来。他也是一个哲学家，并在某种程度上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但是他的具有反国家主义和平均主义性质的经济哲学，却不值得我们注意，这种哲学可以称作是意大利功利主义的尾巴。

① 梅尔奇奥雷·希奥亚（1767—1829）。《重要著作》（我只知道这一部）是在他死后于 1838—1840 年编

辑出版的。

② 弗朗西斯科·富奥科（1777—1841）的著作有《经济论文》（1825—1827）和《工业经济学引论》（1829）。另外一本有趣的著作《快速信用的魔力》，在关于信用的生产力的长期争论中占有一定地位，是为进行一种奇怪的商业交易活动用维尔兹这个假名在 1824 年出版的。

③ 安格洛·梅塞达格利亚（1820—1901）是帕多瓦大学和罗马大学的法律教授，后来是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他的平静的教授生活（只在一个短时期内曾为政治活动所打断）正象他耐心从事研究的性格一样，对于他的成就是有所贡献的。但并非没有神圣的火花。他为研究天赋、爱好和环境（好的环境有利于取得坚实的科学成就，并足以使人达到除最高成就外的任何其他成就）三者的特殊结合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任何一种参考书都会向读者提供他的著作名单，其中有几种将在后面提到。

的学术研究的榜样。我们加上纳萨尼的理由，同把卡尔尼斯包括在这个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中的理由是一样的。纳萨尼也许是“古典”理论的最卓越的意大利解释者，而且他的主要贡献属于这个时期，虽然它们在出版年代上不属于这个时期。①

除了非常不完全②以外，这个概略还由于下述原因而受到损害，即我们不可能对意大利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事实调查工作——特别是关于农业问题的，包括所有权和租佃——予以应有的重视，如果能那样做，我们的印象是会大大改变的。但对此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关于教科书，除了希阿洛亚的以外，我还要提到博卡多的和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即德·塞扎的。③这个时期以及或许这个时期以后二十年意大利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费拉拉，我把他留到了最后讨论。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但是，由于人们对他大有感情，太钦佩了，致使他的形象过于高大了。

弗朗塞斯科·费拉拉（1810—1900）主要是一个学者和教师。但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在建立统一的意大利以及在组织新的民族国家的事业中起了自己的作用。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活动，之所以提到他对经济政策问题的强烈兴趣，是因为两个理由。第一，它们说明了为什么费拉拉象李嘉图一样，从一个不单单是由科学成就所构成的地位上向我们讲话：意大利人很可能把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当作他们的开国元勋之一来尊敬。第二，这些活动以及他在讨论实际问题时的态度很好地表明了他的性格：我们看到了一个极为注重名誉和良心的人，在一种引诱很多的环境中，完全不受任何引诱，一个真心诚意的爱国者，对于错误毫不妥协；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几乎是令人不能相信地没有灵活性的空论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他是一个在本编第二章所说明的那种意义上的极端自由主义者。而对他来说，同这种极端自由主义最小的背离，就是诅咒。在这一方面，象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他的不能容忍达到了专横的地步

——这对反对者来说是一种天赐，他们知道如何来利用这个脾气。他似乎从未试图去理解他自己的观点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社会政策只是引起他的愤怒。这之所以同我们有关，是因为他在政治活动中怎么做，他在科学活动中也怎么做。他盲目相信经济理论的力量，因而历史学派也只是引起他的愤怒。这样一种领导显然是有其危险性的。但是我们决不应忘记这种领导的优点。坚强的信心是足以使人信服的。但这种领导也很难避免片面性和偏狭性。费拉拉擎着经济理论的旗子走过一片不毛的土地，使这面旗子没有倒下，谆谆教诲人们要对经济理论感兴趣（这只

① 埃米利奥·纳萨尼（1832—1904）的《论地租》（1872 年），1881 年同另外三篇论文（工资，利润，英国“古典经济学”）合为一卷重新出版。

② 许多空白之一可以通过提到皮奇奥伯爵撰写的那部意大利经济学生来填补：《意大利国家经济学史》

（1829），他曾被麦卡洛克——偏偏是他——谴责为具有民族的偏见！

③ G.博卡多（1829—1904）的《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1835 年），是对学生在考试前的请求所作的答复。卡洛·德·塞扎（1824—1882）的《国家经济学手册》（1862），虽然基本上也是“古典的”，却是不以此为限的一种东西，比博卡多的著作要广博得多，深刻得多。这部书的作者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的著作中有对许多困难问题所作的许多优秀的报告，他也是这样的人士之一，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是无比宝贵的仆人，的确，他们是那么倾心于为自己的国家效劳，以致如果没有其他精神类型的人，知识就次不会前进一步。

有热情才能办到），激励他的听众，从而为更美好的东西的到来做好了准备。这就是他的成就，而这种成就的确是伟大的。但他自己在理论分析领域内的开拓却显然是不成功的，尽管后来的作家们说了不少的恭维话，尽管人们为进行有利于他的解释而作出了一切的努力。他十分清楚地看到，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构成了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而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就是价值理论。但他却把用劳动来说明的“再生产成本”当作这种价值理论的原理，这个原理只有最粗暴地歪曲逻辑才能使之一般化，并且不论如何，它（如果予以正确的叙述）也不会比旧的生产成本原理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挑出一些完全不通的论证作为例子来加以批评是没有必要的。倒不如让我们来赞扬这位战略家用如此残缺不全的装备赢得了胜利，并让我们加上这样一句话：他对早期作家所作的学术研究，以及他就银行、政府法市和其他题目所写的文章，都包含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的历史的和批判的考察》（1889—1890 年），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至于更加好得多的评价，请参阅 G.H.布斯凯教授的出色传略，

《一个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弗朗塞斯科·费拉拉》，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第十四卷，1926 年，以及费拉拉的《经济文选》一书的导言和注释（G.H.布斯凯和 J.克里萨弗利合编，193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