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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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转向一个时期的哲学潮流，以便发现社会科学的哲学渊源——如果有的话——时，我们对于下述命题的真实性就会更加深信不疑了：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决不能依据一个由许多彼此一致的思想或信仰所组成的单一体系去加以说明的。

功利主义。在这种渊源中，最明显的就是同英国功利主义的关系。①功利主义诚然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但它所经历的最好的一段时间，却是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从技术的意义说，它根本不是哲学，②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又是无比的肤浅，但它同与自由主义或商人心理可能有联系的那种唯物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理论的气味却是十分相投的。然而，实际上英国工商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接受它；不管是圣公会教徒还是非国教徒，都是

坚持教会的或教堂的宗教哲学。功利主义的领袖们显然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如此小心翼翼地不去公开触犯宗教。①而所有的主要政治家都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功利主义是敬而远之。它的选定的使徒，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② 起初是围在边沁和詹姆斯·穆勒周围的一个很小的圈子，不能把约翰·穆勒无条件地称为功利主义者。在某些方面他超越了这种信条；在另外一些方面他使之更臻完美了，但他从来没有明确地抛弃它，正是由于他对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后起各代的影响，一种更为驳杂的功利主义在一些学术中心，特别是在剑桥大学建立起来了。但它却不曾居于统治地位。分析一下当时或者后来成为剑桥生活和思想的领导人物的立场，特别是西奇威克的立场，似乎就可以明白这一点。③

稍后我们将要提到，称李嘉图为功利主义者是没有必要的，虽然他同这一派人有私人交往，对这一派的信条也可能表示赞同。只有边沁、詹姆斯·穆勒和（有条件地）约翰·穆勒三人既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和

① 参阅莱斯利·斯蒂芬爵士的《英国的功利主义者》（1900 年）。

② 显然，“快乐与痛苦的计算法”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其本身并没有提出任何涉及特殊的哲学或认识论问题的东西，虽然它们是能够产生一种伦理学说的。功利主义的这种思辨上的缺陷之所以未被痛切地感觉到，乃是因为功利主义者从治克和休谟类型的经验主义的传统中，就近取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① 约翰·穆勒的《宗教论文三篇》是在他死后于 1874 年刊行的。在他的《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哲学的考察》

（1865 年）这部精心撰写的作品中所包含的他的有关宗教的看法，也许不曾渗透到一般读者心中。

② 例如参阅 C.B.R.肯特的《英国的急进主义者》（1899 年）；E.哈勒维的《哲学急进主义的形成》（1901—1904

年；英译本，1928 年）。

③ 同我们所能给予的相比，亨利·西奇威克（1838—1900）实在值得给予更多的注意。他的经济学著作将接其所属的年代在我们下面的讨论中顺便提到，但关于他对“古典”学说所作的杰出的合理阐释，却几乎不需要在这样一个短注中加以评论。恐怕伦理学或政治学——他作出重要贡献的另外两门学科——方面的历史家也不能说出更多的东西。但他仍然是最伟大的英国大学人士之一，他创造环境，领导环境，并在极大的程度上起着陶铸人心的作用。缺乏独创性也许是取得这种特殊类型的学术成就的条件之一。在所有的剑桥大学领袖人物中，他是——带着他那反形而上学的头脑，那种头脑是如此清澈，而又如此的不能飞翔

——一个天然最适于接受功利主义出发点的人。但是，他的伦理学不能称为纯粹的功利主义，而这正是检验的标准，因为正是在这里，功利主义的信条作为哲学，应当起支配作用。

好斗的功利主义者，像十八世纪的贝卡里亚和维里那样。边沁和穆勒父子很自然地会觉得在经济学中自己应当起到哲学保护人的作用，并对经济学与功利主义的联盟承担责任，这种联盟为许多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杰文斯和西奇威克等所默认；但是这种联盟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用的。为什么在经济学家的关于十九世纪思想的图画中，功利主义显得那样的大，比它作为一种哲学或是作为时代精神的一个要素所应具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这种联盟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必须稍稍离开本题，来看看这个联盟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读者可以回忆到，就较早的各时期说，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了。

既然经济学家们，特别是非理论家，关于哲学背景对实证经济分析工作所具的重要性很容易，并且一向总是容易抱夸张的看法，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联盟使得英国的经济理论在许多地方不受欢迎。特别是对某些德国作家来说，只要是穿着功利主义外衣出现的理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谴责。可是，比这种态度——它显然是由于误解，毫无其他根据——更有趣的是这个问题：功利主义哲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内容究竟有过什么真实的影响。我们必须把对于政策建议的影响、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影响和对于经济分析本身的影响三者区别开来。在“古典”建议方面，毫无疑问，有许多建议就任何的人生哲学来说是完全中立的：一个人不一定要成为功利主义者然后才建议爱尔兰采用农民土地所有制，或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建议或谴责回到金本位制。但另外一些建议，例如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则确实包含了有关一般政策和人生态度的看法，这种看法似乎至少可以说同功利主义比同任何其他的人生哲学联系得更紧密。在经济社会学方面，只能说功利主义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因为它的关于个人行为与社会制度的理性主义概念，显然是根本错误的。但在用理性图式来进行经济分析的这一部分，功利主义的哲学虽然是肤浅的，却并没有造成损害。而这个事实——这是批评家们会承认的，如果他们是有资格的经济学家——把功利主义者在经济分析上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抢救了出来。①

英国的专业哲学，主要是苏格兰的常识派哲学，只是一般地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并且大体说来，对于功利主义处理个别哲学问题的方式是不怀好感的。但在那个时期，没有一个英国哲学思想的领袖是强大到能对哲学急进主义者的能干的和有力的宣传加以抵制的。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抵制它的思想领袖是由浪漫主义运动（参阅后面，第 2 节）和几次宗教运动产生的。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一个领袖可以在这里提到一下，即卡莱尔。②对经济学家来说，他是那个时期的整个文化界的最重要和最独特的人物之一——以英雄的姿态挺立着，对他那时代的唯物主义的藐小之辈信口讽刺，手里劈里啪啦地摇着鞭子，用来痛打特别是我们这门沉闷的科学。这就是他怎样看自己的，也就是他的时代怎样看他并且喜欢这样去看他的。他完全不能理解定理的意义，忽视一切科学对艺术家都是“沉闷的”这个事实，自以为抓住了一个应当挨打的孩子。大部分公众都喝采，某些对于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是做什么的不比他懂得更多的经济学家也喝采。但是上面关于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插叙表明，他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确曾提倡过具有人生哲学色彩的政策，那是完全应受卡菜尔的一切鞭挞的。

① 当然，这不应当理解为这种工作不能根据其他的理由去加以反对。

而读者应当停下来想想主要是由于我们有那么多徒劳无益的争论而产生的那种困难，也就是说，专业人员和一般读者在把这些问题的分析方面同与之牵连在一起的文化哲学区分开来时，以及在看到对于前者的不利批评和对于后者的赞赏（或者相反）完全共存时，在心中所感到的困难。可是，甚至从分析的观点也可以替卡莱尔说一些话：他有一种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看法，比起功利主义的看法来要现实得多，虽然他没有方法去使之在分析上明白清楚。一个国家是什么，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它的命运的真正决定因素又是什么，他比边沁要看得清楚得多；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提炼出来的分析会考虑到若干重要事实，这些事实是边沁所不理睬的，或者无论如何是他所忽视了的，因为从他的信条着眼，这些都是无关的变态。约翰·穆勒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渐渐认识到，功利主义的理性图式，除了对于有限的一些问题以外，是十分不够的。但他不是一个对此能有任何作为的人，由此可见，一个人的眼光同另一个人的分析能力从来就不曾在一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卡莱尔影响了另一个但（对我们来说）重要性要小得多的预言家，即拉斯金，因此，虽然拉斯金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著作属于下一时期，我们也要在这里提到他。

几乎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整个时期中，约翰·拉斯金（1819—1900；任何一种参考书均会给予读者以体会本段所提出的论点所需的一切东西）是对艺术——绘画，建筑，雕刻，还有诗歌——进行创造性解释的人之一：他的解释本身就是艺术作品，这种作品有其自己的生命，即使

（像我这样）不相信它们是解释的人，也会对其加以赞美。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注意他对普通艺术社会学所作的贡献，他试图分析产生伟大艺术作品或有利于这种作品产生的社会条件。可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他转向使得他不仅在具有急进倾向的作家方面而且在群众方面那样受到欢迎的使命——对于资本主义的罪恶给以愤怒的和外行的批评：读者只要涉猎一下《直到最后》（1862 年）、《微薄的礼物》

（1872 年）和《持钉的命运女神》（1871—1884 年），均见《拉斯金全集》，对于这种批评就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概念。我只有一点要说的。我有一明确理由反对拉斯金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我所谈的自然不是他为了大众的福利和文明所做的慷慨而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他在这个领域内，未能做他在艺术领域内实际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为自己作为一个艺术解释者的生涯做过极其小心周到的准备工作；他按照学术的规范掌握了技术并研究了历史的细节。在他的解释中所流露出来的是“天才”，然而是经过教导的并且是由于学习而变得有效的天才。在经济学领域内他却没有做这类事情；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满腔的愤怒加在一知半解的观察和没有经过消化的片断阅读上。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他所作的评价（对这种评价，我们中有许多人会表示赞同），使得他不受重视，除了对霍布森那样的作家外。我对他所作的评价——而他是代表着那么多的人——，就同他本人会对任何这样一个作家作出的评价是完全一样的：这种作家试图评论例如特纳的画，而不通过一种在道德上中立的研究，预先去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和技术。

德国哲学。读者大概已经知道，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的头

一阶段，德国思辨哲学的成就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和叔本华的名字，也会立即在读者的脑海中涌现出来。但是，不管读者对他们是了解得多还是少，我们在这里都不可能讨论他们著作的纯粹哲学方面。关于康德、谢林和叔本华，我不作举证而能说出的东西只有下面这些。第一，他们的创造是独立的哲学思维的惊人实例：试图把他们的学说同那些可以和，资产阶级或任何其他成分的阶级地位联系起来的态度连在一起，那是没有成功之望的。第二，在三人之中，康德是唯一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人；但在德国，他们三人对几代人的思想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些人的思维方式中，哲学这个组成部分在那时比在下一时期关系更为重要。然而，不管这种影响波及到或形成了其他什么东西，它都不曾波及到德国——更不要谈德国以外的国家——经济学家的专业著作。在这些经济学家中，无疑地有许多人会自称是康德派的成员。但是他们在研究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得到的成果，是同样可以和任何其他哲学相容的。在费希特和黑格尔方面，这种影响问题则表现得略有不同。

对费希特①之所以需要加以评论，是因为他把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哲学加在他的思辨哲学——依这个名词的技术意义来说——上面，前者自由地侵入到经济学的领域，并且因为下述两个原因而必须予以注意。他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计划勾勒出了一个轮廓，这将在后面论述社会主义的一节中谈到。而且，他在 O.史盘的“全体主义经济学”的早期发展中，占据有关键性地位。

费希特诚然不是边沁派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但他也不是主张放任主义的人。如果这就构成一个“全体主义者”，那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而唯一要说的是，这样一来，这种人就会多到使人感觉不舒服的程度。如果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全体主义者，我们就剩下了费希特的超个人的和“超意识的” 群众心理——个人的意识也参加进去——的构想。他强调了“社会”这一现象对“国家”这一现象的独立性，如果单纯这样做的话，那么，这种做法除了同经院哲学的做法一样古老之外，肯定并不包含有什么特殊的“全体主义”。

诚然，这种构想同“全体主义”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它同许多其他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例如同迪尔凯姆的完全实证主义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通过浪漫主义去假定在费希特与史盘之间有着联系，也许不像把迪尔凯姆的思想追溯到费希特那么不现实。对于这种纯粹用语上的关系的深信不疑，无论如何是放错了地方，它只会妨碍对于真实的关系的理解。

对于黑格尔，由于三种考虑而需要加以评论：第一，因为他的了不起的成功；第二，因为他的国家理论，和因为他的哲学构成我们将称为进化论的东西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三，因为他对于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有过影响。

关于第一点，我所能说的只是：这种成功使黑格尔的哲学成为我们所试

① J.G.费希特（1762—1814）的著作，与我们特别有关的，是他的《对德国人民的演说》（1808 年）、《自然法基础》（1796—1797 年）和《闭塞的商业国家》（1800 年），均见他的《全集》（J.H.费希特编，1845—1846 年）。由于他的思想在若干主要方面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变化而大大增加了解释上的困难：他的哲学，在他的一生中，由于他自己的继续进行研究而有所改变；他的一般见解，由于在拿破仑时期的一个德国人的典型经验而有所改变，这个时期使这位世界主义者——他曾把一个人的国家解释为在任何时候恰好处在“文明最高峰”的那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热烈的爱国者。

图考察的时代精神的因素之一。比这更多的我就不能说了，因为这种成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我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在德国的暂时成功是能够加以说明的，据说他说过：“在我的所有学生中只有一个人理解我；而这一个人还把我理解错了。”也许我还能够说明，部分地根据黑格尔哲学能够作极其不同的解释这个事实，为什么黑格尔对德国思想的影响不仅证明是持久的，而且在二十世纪还经历了一次强大的复兴。但超过了我的理解能力的是，他为什么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这就是说，在不利于这种植物的土壤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这个事实本身是无可置疑的。第二点将在本章第 4 节中谈到。第三，即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乃是我们立刻要谈的。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那些具有哲学头脑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黑格尔主义；这种关系既然是一种依存的关系，接受“辩证法”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一部分。马克思自己的意见却不同。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曾经是一个黑格尔派；他从来没有失去他早先对黑格尔哲学的爱好；而那种他认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肤浅的批判，只是加强了他对它进行“玩弄”的嗜好；但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进行实证的研究中，从来没有让自己去受它的指导。我建议接受这种声明。作家们常常把自己的程序解释错了，而马克思也有可能是错的。但是能够证明，他并没有错。因为，不但他对整个资本主义过程的看法，而且他的每一个命题，不论是经济学的还是社会学的，或者是可以追溯到哲学以外的起源，例如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或者是可以理解为他自己的全然是经验分析的结果。他的表述中的黑格尔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均能将其抛在一边，而不影响他的论证的实质。可以认为是有疑问的唯一的一种情况，将在下面讨论。 “唯心主义”（即形而上学）哲学的统治，从来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

当这个时期渐渐消逝时，我们认为与资产阶级理性相关联的唯物主义倾向就表现出来了，这是同功刊主义思潮无关的。特别是，这种倾向鼓励了人们对黑格尔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一些人发现，他的形而上学概念对于他的一般推理方式并不是真正必要的，后者没有前者也能站得住脚，因而将其抛弃了。在这样作并发展成为纯粹唯物主义者的黑格尔派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①有一群不高明的“自由思想家”，即机械唯物论或感觉唯物论的鼓吹者，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十年中曾经刊行著作，他们之所以具有重要性，仅仅因为他们受到群众欢迎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人同费尔巴哈不无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少，也比许多历史学家所想象的要少。再说一遍：在分析思想的主流时，我们是太容易认为从同一缺口中涌现出来的泡沫彼此之间都有关系了。

孔德的实证论。当然，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的形态，比我们在上

① L.A.费尔巴哈（1804—1872）的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1841 年；英译本，第二版，1877 年），在两个方面极为重要：第一，它从根本上攻击了黑格尔形而上学中最使其“自由思想的”信徒讨厌的那一部分、即似乎会支持宗教信仰的那一部分；第二，它攻击了——虽然不是那么直接地——黑格尔的整个形而上学体系，并把哲学变成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种似乎是社会学的东西。（关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思想体系的激烈反对——这自然并不排除他受到它的影响——参阅后面第 3c 节。）

面的考察中所表明的要丰富得多。但我们从中只能再取一个成分，它不仅体现了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的另一个主要构成部分，而且对经济学家也是特别重要的。在法国，专业哲学继续维持笛卡儿的传统，但却同另外一些思想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这些思想来自英国的经验主义者，来自孔狄亚克，来自（作为对孔狄亚克的反动的）苏格兰“常识派”。①我将把这个反形而上学的成分称为实证主义的成分，不管这个词还可能有其他什么含义。当时这个成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但它最充分的表现还是见诸由圣西门所暗示、而又由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在教养上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付诸实行的一个建议中，这个建议是用来满足两种不同的并且在逻辑上彼此无关的需要的：第一，需要有一套一般的思想，用来填补正在衰落的形而上学思辨所留下的真空，即需要有一种代替哲学（或宗教）的东西；第二，需要有一套一般的思想，用来把专门化研究的蓬勃发展纳入某种秩序。赫伯特·斯宾塞的《综合哲学》——的确是综合的！——从1862 年起分册出版（《基本原理》、《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从一种意义说，是满足这两种需要的另一个尝试。

孔德的《教程》共分六卷，在 1830—1842 年间陆续出版。在孔德的其他著作中，只有他给约翰·穆勒的信（《奥古斯特· 孔德致约翰·穆勒的书信集，1841—1846 年》， 1877 年出版）属于我们的范围。至于其余的，则说得越少越好。应当记住，在谈到孔德和他的著作时，我所指的全然以这两种著作为限，因为他晚年衰老而丧失常态时，“实证论”和“孔德主义”还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正如在上面已经说明的，《教程》表现了两个方面，必须小心地予以区别。第一，它解释了这样一种学说：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关于一定现象之间的不变关系的知识，对于这种现象的性质或因果关系去加以思辨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实证论使早先的趋势发展到了顶峰，而又在某些方面预示了属于下一时期的更加有趣得多的经验批判论。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哲学学说，不过也是一种消极的哲学学说，从而它对任何一门特殊科学的研究都不曾产生、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第二、孔德主要关心的，并不真正是这种哲学。《教程》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在一个专门化成为不可避免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抢救全人类知识的有机统一体——这在博学者的时代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现实。他的答复是，我们应当如此创立另一个专门科学，即普通学这门专门科学。这个计划的意义是与一个人可能具有的任何哲学见解完全无关的，它在后来再一次被提出来了。《教程》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并按一种独特的见地去执行这个计划的。

孔德的独特方式是：他试图把一切科学知识的总和（他不承认有得自科学来源以外的知识）排成一种科学的等级体系，或者换一个比喻，

① 这一集团通常被称为（带着一种价值判断）折衷派，这也许对它的最重要的成员维克多·库辛，并不完全公道。这个集团同环绕在鲁瓦那一科拉尔这个强有力的人物周围的另一个政治理论家和实干家（以及历史学家）集团是有联系的（后者称为“空论”党，基佐这位历史学家和总理就或多或少地属于该集团。这两个集团在 1815 年至 1848 年这个时期的巴黎图画中都是重要因素，而他们的思想同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显得颇有类似之处。但是我只能提到他们，借以为我不能把他们列入本书表示歉意。

构成一种建筑物，它的每一层楼均为一门不同的科学所占据，它从逻辑和数学的基础一直上升到人类社会的问题。楼高六层，分别指定给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由于没有地位而显得很突出——社会学，即关于社会的科学。并且他实际上进而——如果我可以继续使用同一个比喻——为每一层楼准备他所认为是在每一门科学中对位于次一层楼的科学最关重要的那些因素。关于这种计划或其执行的宏伟和缺点，不能说什么，也无需说什么。

孔德对于一般社会科学、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并且当这个世纪渐渐消逝时，这种影响越来越大。这并不是由于他的“哲学”，而是因为他自己曾从事于社会学的研究。在本章的剩下部分以及在以后各章，我们将不得不接触到他的贡献——建设性的和批判性的。可是，最好先列举四个最重要的贡献，并且立即说明其中的两个：（一）孔德为新生的社会学命名，并为它草拟了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预示了“社会心理学”中后来的发展；（二）我们将要看到，这种社会学是同一种十八世纪的关于社会进化的概念连结的；（三）他把，‘静态学” 和“动态学”的概念引人了社会科学；（四）他发晨了一种方法论，这导致他依这样一种方式去攻击“古典”经济学的程序：这种方式也是后来的许多批评所采用的。我将进而就（三）和（四）加以评论。

（三）孔德所关切的主要是社会进化（参阅后面第 4b 节）。但他充分认识到，进化的观念不能概括社会有机体所呈现的一切问题。还有非进化的现象或方面，需要作不同的处理。因此，他收集了另一套有关“社会本能”的事实和命题，这些本能彼此发生作用和反作用，从而通过一种达到平衡的过程去造成“社会的自发秩序”；他把这套事实和命题与进化论这个复合物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然进步”的理论并列在一起。他告诉我们，他采用了动物学家德·布兰维尔的术语，称前者为“静态学”，称后者为“动态学”。约翰·穆勒是把这两个名词引入经济理论的作家，他十分熟悉孔德的思想，自然可以假定，他是从孔德那里把这两个名词拿来的，虽然他没有这样说。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当穆勒说（《原理》，第四编，第一章）“一个数学用语的巧妙的一般化”时，就是错误的了。既然许多未能了解那种区别的重要性的人，企图把它妄称为一种机械思维方式的不合法的转借语，现在就是指出以下事实的时候了：如果谈转借——就名词的本身而言，而不是就在任何情况下迫使我们承认的这种区别本身而言——

还有意义的话，最后的借出者不是机械学，而是动物学。我们将要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题目。可是，必须提到，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穆勒的静态学和动态学的定义同孔德的定义是一致的；但是这两个名词后来获得了几种不同的意义，而在现今使用它们时，意义更有所不同。

（四）在方法论上，孔德的计划是要观察历史的和人种学上的事实，用综合这些事实而得出的结论来建立他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自然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计划，为当时和以后的许多作家，特别是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所采用。更加重要的是，要认识一个似非而是的事实：虽然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采用这样一个计划是非常自然的，孔德这样作却是一点也不自然的。历史学家，因而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不相信任何企图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的理论。对他来说，理论的确是思

辨的和非现实的。它甚至是更坏的一种东西：它是这样一种思辨的结构，其方法是假诸物理科学的。对他来说，只有在其一切历史方面—— 对经济的、伦理的、法律的和文化的方面全部同时考虑到——表现出来的真实现象，才是社会研究的真正对象，因此，这种研究所应用的方法同物理学家所应用的方法必须有天壤之别。但是孔德不能这样来主张。相反地，他需要采用物理学家的方法。当他以非科学的思辨责备“古典” 经济学家时，他的意思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意思刚刚相反。而在这里，正如约翰·穆勒所认识到的，他是完全错了。但除了在批评方面他是错误的以外，他在自己的方法选择上也是错误的。因为物理科学并不接受未加分析的事实：不论是在实验室中还是（在不能进行实验室试验的场合）通过心内的体验，物理学家们确实是把各个个别方面分开或孤立起来，然后大胆地就它们提出理论，其大胆的程度远远地超过了经济学家从来所敢于尝试的。假若孔德想在这种意义上是“科学的”，那他就不能采取任何同边沁、萨伊和后来约翰·穆勒所遵循的方法有所不同的方法。他采用了由于错误而采用的一种方法（从未加分析的历史的或人种学的事实，去得出一般的结论）；如果说他预示了历史学派后来提出的某些论点，那他也同样是由于错误而预示了这些论点——对于经济学的真正的无知，和以圣西门式的偏见去反对经济学，自然是两种错误的心理根源。当我们认识到，更严重的是，他自己也沉溺于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时，那么，他的错误的喜剧就达到高潮了。这样澄清一下，可以使我们对于孔德的影响的想法大大减少：后来的施穆勒学派的历史经济学家根本不是孔德主义者；他们的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渊源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从自己的学术立场的逻辑得出了反对“古典”理论的论证，即使从来没有孔德这个人他们也会得出这种论证；至于这些论证，或其中的某一些，在历史学家看来事实上就像孔德的论证，那只不过是一种偶合。①对历史主义的其他代表来说，孔德的影响则较为显著。（例如，对英格拉姆，参阅后面，第四编，第四章。）

浪漫主义与编史工作

假如有可能的话，考察一下该时期的文学潮流，我们可以由此而对时代精神有许多了解。例如，从狄更斯、萨克雷或福楼拜的小说的成功，就能够得出一些非常有趣的推沦；这些小说也是真正的社会学论文——受到我们通常并不认为阅读它们的人都会具有的那样一种意识形态的高度渲染。或者，再举一个关系极其疏远的例子：分析德国从十八世纪开始（但维持到十九世纪很久）对希腊艺术迸发出来的热情，①我们也可能学到许多东西。我们必须限制考察范围。但是有一个文学运动，即浪漫主义，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部分地由于它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确实重要，部分地也由于错误地归之于它的重要性。

① 这对社会学来说则是不真实的：许多社会学家，特别是法国的社会学家，的确出自孔德一系（例如德·罗贝蒂、迪尔凯姆等人）。但就在”方法战”中彼此对敌的经济学家而论，门格尔这个理论家远比施穆勒这个历史学家更带孔德主义的色彩。

① J.J.温克尔曼的《古代文艺史》在作为象征和表示原因两方面都是一本重要的书，该书出版于 1764 年。

浪漫主义。像文化上的另一极——功利主义一样，浪漫主义运动是在十八世纪开始的：我们主要是对它在分析上的成就感兴趣，最好是选定赫尔德这个伟大人物作为我们的界标。与功利主义不同，浪漫主义不是一种哲学，不是一种社会信条，也不是一种政治或经济的“体系”。它主要是一种文学风尚，同对待生活与艺术的某种态度连在一起：一方面，这个运动完全限于知识分子的圈子中——没有一个浪漫主义者不属于知识阶层；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主要是在纯文学的领域内以及在文学批评和语言这些邻近学科中。对于绘画、建筑和音乐，它的意义要小些，虽然它在这些方面也开了新的风气，例如，某些“哥特式”的可怖的建筑物就可以作为证明，而它对它所接触到的任何其他东西，都只有一些表面的影响。但从文学史中，的确可以列出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名单，例如拜伦、阿尔菲那里、雪莱、华兹华斯、科尔律治、斯科特、朗费罗、夏多布里昂、戈蒂埃、雨果、荷尔德休、诺瓦利斯、布伦但诺、阿尔尼姆和两个施莱格尔。①我们必须从这些人中寻找浪漫主义的成就和浪漫主义者的重要著作。他们无疑地从那个根据地踊跃地走了出来，像知识阶层将要做的那样，并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中那些偶然吸引他们的地方到处漫游。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是他们在这种漫游中所完成的功绩。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谈论这些功绩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浪漫主义成就的核心，而且我们应预料到，在外行人的粗糠之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谷粒。

可是，即使在纯文艺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我们列举的小小名单中的确已经显然可见，而在任何更为扩大的名单中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浪漫主义的著作和人物，彼此常常很少有共同之处，而将其并列在一起，就显得很奇怪。但一当我们试图解释浪漫主义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时，这一点就不再使我们感到奇怪了。在表面上，这种态度意味着反抗古典的艺术准则，例如，反抗亚里士多德的戏剧三一律（时间，地点和行动的统一）。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下，还有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对习俗、尤其是对据理解释的习俗[rationalized convention] 的反抗：感情（可能是真正的）起而反对冷酷的理性；自发的冲动起而反对功利主义的逻辑；直觉起而反对分析；“心灵”起而反对理智；国民历史传奇起而反对启蒙运动的人造艺术品。让我们称这种态度为反理智主义，虽然这个名词在后面还将应用于一种不同的意义。记住浪漫主义运动是限于知识分子以内的——

因而是和我们可以称为普通人的反理智主义十分不同的一种东西——我们对于这个表面上荒谬的名称，即理智的反理智主义，就不会回避了。采取这种看法浪漫主义现象实际上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了：像其他工人一样，知识分子似乎也不时对于自己的工具感到厌恶，一心想“丢下”工具，而改用自己的拳头。

这个诊断特别说明了为什么不可能把浪漫主义系统化，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为什么不可能定出一套规则来，使我们能够像辨认例如功利主义的思想或计划那样，很容易地辨认浪漫主义的思想或计划。浪漫主义运动具有一种激励作用。主要正是由于这个事实，它才如此丰富多产。感受到其冲

① 歌德是太伟大了，不能把他挤在这个名单内，况且，他极其厌恶浪漫主义者。但是他的作品，初期的和晚年的，都表现了许多浪漫主义的因素。只是在中期，歌德才是，或者试图成为，严格的“古典的”。

击的个人，在被激励起来之后，就可以自由地走向任何一个方向。这特别适用于各个浪漫主义者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对于这些观点，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如果他们是表同情的话，就试图按照他们自己所赞同的方向去加以统一；如果他们是反对的话，就按照他们所不赞同的方向去加以统一。在两种情况下，得出的图画都是不真实的。有人把浪漫主义同政治上的“反动”等同起来；诚然，有许多浪漫主义者，追随他们时代的趋势，当环境适宜时，变成了保守主义者或“反动派”，其中有些人甚至卖身投靠“反动”政府；但是这个运动的本质上革命的性质却从来没有完全丧失，这从那个强有力的舆论领袖约瑟夫·冯·格雷斯的身上便可以看出来。有人把浪漫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同边沁主义者关于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对比；毫无疑问，浪漫主义者的自由并不是约翰·穆勒的论文中所说的自由，而且浪漫主义者的民主也不是边沁的那种机械的东西；但却可以认为，某些浪漫主义者对于自由和民主之于人民—

—按照他们的实际以及他们所想象的和他们所感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理解，要比功利主义者或任何一个试图把自己的逻辑图式加诸现存的社会形态之上的人要深刻一些。也有人认为浪漫主义对于罗马天主教信仰有一种强烈的嗜好——嗜好是一个合适的字眼，因为我们所谈的是知识阶层；的确，浪漫主义者带着他们的活生生的现实感，对于那个强大的结构必定会有同功利主义者十分不同的感觉，而且的确，至少在十九世纪初，他们的运动同天主教的复兴是平行发展并且与之有关的；但把两者混淆起来，则是十分错误的。天主教运动的真正领袖（格雷斯是最重要的例子，而夏多布里昂则是一个可疑的例子）当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占有突出地位；他们大都对浪漫主义运动抱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最后，如果说浪漫主义曾经和“全体主义”的社会哲学有联系，那也只是因为浪漫主义者反对功利主义类型的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但是他们所颂扬的感觉、直觉和冲动是主观的和个人的感觉、直觉和冲动——这种没有任何约束的极端主观主义正是使得歌德反对他们的东西。

读者很可能要问，这样一种运动，对于经济学究竟能作出什么贡献呢？答复自然是随着我们所想的是对待实际问题、意识形态的光环、心情等等的态度呢还是技术分析而有所不同。一个浪漫主义者，或任何一个受到浪漫主义态度影响的作家，自然会以一种非资产阶级的精神去看工业生活及其问题，并采取与边沁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观点。更为一般地说，他对于把丰富多采的各种社会形态和过程简化为少数几个关于彻底合理化的享乐主义的利益的大胆概括这种功利主义趋势，会感到极端的厌恶。于是他会在功利主义留下真空的地方——或者在功利主义为从自己的观点看来简直是胡说的那些东西设置了垃圾箱的地方——为历史上的独特无比的东西或是为超理性的价值

（虽然，正如上面的讨论所表明的，这些价值在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眼中同在另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眼中大有不同）建立起一个神龛。从某些浪漫主义作家所说的话来看，这有许多听起来并不真实。但很显然，这并不完全是文学上的杜撰。适用于一部科学真理寻觅史的观点，对于一种广泛的评价就不适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列举出浪漫主义运动对实证分析所作出的确定无疑的贡献。

就技术经济学而论，没有什么东西可供记载。考虑到这个运动的性质，这只不过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甚至并不构成一种批评。浪漫主义的热诚爱好者坚持存在有这种性质的贡献，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犯了一个策略上的

错误，特别是因为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去吹捧像亚当·米勒（1779—1829）这样的人。说到这里，应该坦白承认，一向根本就没有所谓“浪漫主义经济学派”。

我想，是 w.罗雪尔通过他的《德国国民经济学的浪漫主义学派》一文（载《总体经济学杂志》， 1870 年）使得这个名词传播开来的，他对米勒作了不应有的恭维。现代的“全体主义者”感到没有办法去为这个“学派”找到其他的成贝，就采用三种手段：第一，他们把像根茨和哈勒（感兴趣的读者可在任何一种参考书中查到他们的事迹）这样的人也包括进去，这些人根本不是经济学家；第二，他们把像 F.李斯特这样著名的人物也算作这个学派的成员，这些人即使同这个学派真有关系，那也只是极其淡薄的关系；第三，他们专心致志于发现真正是名符其实的天才那种额外成员，例如弗兰茨·冯·巴德（《社会哲学》，见他的

《全集》， 1854 年），他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社会学家。至于亚当·米

勒自己（主要著作有：《政治术基本原理》，1809 年，新版， 1922 年；《一种新货币理论的探讨⋯⋯》，1816 年，新版， 1922 年；《论总体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的必要性》，1819 年；雅各布·巴克萨博士曾编过一本他的论文选集，还写过一部米勒传，附有一关于其全部著作的目录，1930 年），只要说明这一点就够了：他的经济学，就是对亚当·斯密提出的——关于放任主义、自由贸易、劳动分工等的——一部分事实和论证进行消极的重新评价（这是他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并引入一些完全不能应用的形而上学概念。

即使假定以下说法是有意义的，例如，货币只在它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的那一刹那才是货币，而在这一刹那它不是私有财产

（他称之为 allod），而是公有财产（他称之为 feod），或者说，这是“国家价值”或“国家力量”的表现——那又怎么样呢？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解释，就经验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关系来说，本来就不能够告诉我们任何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不想比这一点说得更多。不理解分析的任务与方法是愚昧无知，不理解对意义进行哲学上的想象或解释的任务与方法也同样是愚昧无知，我无意在这两者之间划等号。只要能使读者理解以下一点，我就感到满足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在任何一处均无接触之点，没有一个世界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另一个世界中的现象——或者不管应当使用什么字眼——的任何事情而不使它自己的论证归于无用。为了使这一点显得特别突出，我抑制住自己不去问以下问题：A.米勒的理论，当其被当作哲学来看待时，究竟是好还是坏。①

可是，似乎可以说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社会学，或者至少可以说浪漫主义作家对经济的、政治的和普通的社会学作出了确定无疑的贡献。其中一种贡献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可以这样来加以复述：这种贡献是，在对制度和

① 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 A.米勒的现代全体主义敬仰者之间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意见分歧。而他们是应当真正同意这种说法的——特别是当我也在准备给予政治评价时——因为他们总是装作鄙视这个我认为独立于浪漫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形而上学的思辨的领域。

制度内的行为所作的分析中，插入了非理性的——不一定是无理性的——人类意志、习惯、信仰等等的混合物，主要是由于这种东西，某一社会才成为它所是的那种样子，没有它，一个社会及其反作用的形态就不能被人理解。可以提出赫德和诺瓦雷斯②这两个人来作为例证。对于心理上的关系和反作用的强调，特别是由于浪漫主义中的艺术成分所造成的；这个事实使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带有几分真实性，即浪漫主义者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先驱。③ 这一类贡献的显著例子是这样一些概念：民族精神、民族性和民族命运。这种概念很容易为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且在他们那里获得感情的涵义。但是感情，以及任何哲学的幻想，都是可以抛弃的，于是民族精神表现为一种承受器，盛着若干非常重要的事实。甚至作为一个实体，它也激发了许多后来的群众心理类型的社会学家。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多么“实证”的东西，由这一事实表明出来了：在孔德这样一个彻底的非浪漫主义作家那里，我们也发现有它。

但是浪漫主义运动对于分析经济学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给予所有各种历史研究以刺激。它教导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文明以外的各种文明，例如中世纪以及欧洲以外的各个文化世界。这意味着新的展望，更加广阔的眼界，新鲜的问题，特别是，伏尔泰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对“这个开明时代”以前的一切东西所表示的愚蠢鄙视的终结。①让我们来看一看浪漫主义影响和民族精神等等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的那一事例，即法理学历史学派的出现。这个学派对于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帮助在经济学中造成了一场相同的运动。②

解放战争以后，在许多或多或少直接主张德国统一的建议中都表现出了民族意识。有些建议主张使德国的法律法典化。其中由卓越的法理学家蒂鲍提出的一项建议，在萨维尼所写的一本引起全国注意的小册子中受到了非难。这本小册子的议论远远超出了就事论事的范围，而等于提出了一种有关法律的普通社会学。

它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其作为一个国家的个体生活的一部分，是其整体的表现，是其整个既定历史情势的表现；这些法律制度体现了这种生活的一切密切关系和需要，这种生活在这些法律制度中得到了或多或少是充分的表述；它们像人体的皮肤一样适合于这种生活；用一部靠理性编纂出来的法典去代替它们，就像剥去一个人身上的皮肤，而代之以一种人造物一

② 诺瓦雷斯是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冯·哈登堡（1772—1801）的笔名。从他的没有系统的著述（《选集》，奥本纳尔编，1925 年）中，可以整理出一种不完全的社会理论，卡莱尔写了一篇论他的文章，但所谈的没有超出艺术的方面很远。

③ 我不能无条件地同意这种看法（参阅后面，第四编，第三章，第 3e 节）。

① 西奥菲尔·戈蒂埃偶尔使用”中世纪人”一词作为浪漫主义者一词的同义语，而这两个词对巴黎整个浪漫主义的文艺界来说，似乎实际上是意味着差不多相同的东酋。这种对中世纪文化的崇拜自然不能不引起自由主义者的嘲笑，而由于它包含了非历史的理想化并且（在戈蒂埃的场合）牵涉到红背心，就更加是那样。但是我们必须透过表面去察看本质，并原谅文学家们不可避免的不正常举动：如果说在这种崇拜中掺杂有愚昧成分，那么在理性的崇拜中就掺杂有更多的愚昧成分。

② 法理学历史学派的影响，在罗雪尔那里特别明显，他从法理学家那里取得论据，很重视他所认为的法律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极为类似之处。在其他人那里，例如在尺。琼斯那里（参阅后面第六章），则不能证明有此种影响。

般。因此——这是与我们有关的——有必要不是从少数理性原则的观点去研究法律，而是在法律同民族精神或民族性的全部联系的框架中去研究法律。由此得出了与边沁派刚好相反的结论，即科学的法理学所应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①用一句话来说，这就是法理学历史学派的信条和纲领。由于使用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性这个概念，这种历史的法律社会学与浪漫主义特有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就表现得十分强烈，也许比应有的关系更为强烈。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即使从来没有什么浪漫主义，也会有历史的法理学。这也适用于这样一些德国经济学家，他们曾受过法学的训练，或者具有所谓制度主义的（后来的美国术语）倾向，因而无疑地受到了法理学历史学派的影响。

编史工作。该时期专业历史编纂的蓬勃发展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浪漫主义思想，是争议更多的问题。诚然，浪漫主义情绪刺激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并增加了公众对于这种研究成果的接受力。于此之外，如果只有对浪漫主义普遍影响的一般信念而没有更为特殊的理由，那么，再要多说就不可靠了。但在我看来，似乎实际上存在有这样一个理由。这个时期的确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他们为一个东西辩护，即为一个国家或为一个政治制度或为一个政党而辩护，或是以此作为自己的职责：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的或文化的标准，去对所报道的人物或事件划分等级——是的，就像一个教员在他的学生名册中划分等级一样。可是，也表明有采取一种不同方针的趋势：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加以陈述，让事件的出现就像它们出现在曾经经历过它们的人们面前一般，把时间和地点的色彩与精神保持下来。这种对历史过程的“内在解释”，显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即它所包含的对个人和文明的直觉理解的性质。这种解释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原则同马克斯·维伯的原则极为近似。它主要是同列奥波特·冯·兰克的名字相联系的。①它的一个法国提倡者是奥古斯坦·梯叶里。这些人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在治学态度方面，是独立于浪漫主义的，在其它方面，甚至同浪漫主义是敌对的。

但是他们对每一种文化的独立性，以及对每一种文化的独特色彩的尊重，则与浪漫主义思想相近似，这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情况，因为我们不可能报道这个时期的全部编史工作，不能向人们提供一完整的印象，所以就应该只简单地考察其与经济学最有关

① 为了避免误解，必须记住下列各点：（1）这种法律社会学并不是无为主义或敌视改革的。它只是提倡从“有机的”需要去进行“有机的”改革，而反对从推论的原则去进行改革。萨维足本人，作为大法官，就曾经进行过改革。（2）这种社会学由于强调既定的历史条件，因而有一面可以描述为“民族的”。但它毫无“民族主义”的意味。（3）即使是以历史的精神所进行的改革，也先得有某种一般的原则以及从这些原则作出的推论。萨维尼忽视了这一点，因而，不管他的计划具有多大优点，它在科学上都是不充分的。从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立场来看，十分重要的是，一方面，要注意到这个错误，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这个错误不一定会损害历史方法的用处。

① 我不愿擅自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可以说，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称他为这个时期首屈一指

的历史学家。他的国际影响——以及对美国编史工作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有名的讨论班所确立的历史学问的新标准。他娴熟地利用新的原始资料和娴熟地应用新的批评准则，同他拒绝接受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指导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我们在他的著作中看到有浪漫主义的成分，那就应当加上一句：他自己是很小心地要使自己远远避开浪漫主义的。

系的那些特征。第一，出现了新的资料和新的批评标准。正是在这个时期内，编史工作确定无疑地走出了以书籍作为史料的圈子，并且系统地和大规模地开始利用原始文件以及隐藏在纪念物、碑文、钱币等背后的信息。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再也保守不住自己的秘密了。利用史料的技术得到了传授，并已着手广泛刊行史料。《巴黎文献学院学报》、《英国档案汇编》和《德国历史纪录》的出版，就是这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的例子，这在经济学领域内是没有可以与之比拟的。考订史料的工作达到了新的水平，正是这一点，再加上新的材料，造成了尼布尔①和蒙森的成就。但是对原始文件的强调是非常普遍的。它构成了米希勒治学上的主要优点。在我们主要不是当作学者看待的作家，例如在梯也尔这个政治家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优点。甚至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者，例如龚古尔兄弟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它。

第二，历史学家养成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倾向，这种分析由于接近事实而获益不浅。尼布尔注意制度问题，注意政策与改革的效果问题，梯叶里注意民族因素，都可以作为例子。这很少达到明确的理论化，但它常常包含有社会学的理论，虽然，不用说，这些理论决不因为没有得到适当的表述而就更好一些。此外，比以往更多地，我们看到人们对经济现象本身越来越感兴趣。这种兴趣甚至在我们最不会预料到的地方也表现出来了：一方面，在古代史的领域中；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的“图画式的”历史中。麦考莱勋爵的《英国史》（1848—1861 年）充分表明了我所谓的图画式的历史，该书集中注意于生动的军事或政治事件，并从动人心魄着眼去叙述它们的历史。但是麦考莱的这本书也有描述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篇章，这些篇章诚然是生动的图画，但也是完全不同的图画。类似的说法对 L.A.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

（法文初版， 1823—1827 年；英译本，1838 年）也是适用的。

第三，有一种文献可以称作是法理学历史学派纯粹科学一翼的产品，或历史学家中制度主义者一翼的产品。这种文献由于其本身的成就而很重要，但作为后来发展的基础则更为重要。我将举出四个著名人物来说明这种文献，他们的研究范围彼此虽有很大的不同，但全都属于我们所考察的这个类型。莫勒①在中世纪德国社会组织方面是一个主要的虽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权威，他的理论的影响在整个十九世纪是广远的——甚至在它们已经变得陈腐以后。菲斯特尔·德·库朗热斯的那本著名著作，渗入了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一般阅读范围之内（但就我所知，并没有渗入经济学家们的一般阅读范围之内），该书把学术研究的成果环绕一种理论来排列，该理论认为，宗教是影响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国民生活各个部门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理论是决不会与事实相抵触的，即使它是错误的或不恰当的。①亨利·梅因爵士（1822—1888）是在下一个时期发挥领导作

① 我希望我能够停下来对这位文宫、学者、银行家、教师和大使（B.G.尼布尔，1776—1831）的生平和著作说个大概，他的《罗马史》（1811—1832 年）一书把罗马史的研究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是经济学家：他是通货政策的权威；他写有《国际金融和银行史探讨》（A.特伦德编，1929 年）一书。泰奥多尔·蒙森的著名的《罗马史》是在 1854—1856 年出版的。

① G.L.冯·莫勒（1790—1872）：《德国马尔克状况史》（1856 年）；《德国庄园状况史》（1862— 1863 年）；《德国乡村状况史》（1865—1866 年）；《德国都市状况史》（1869—1871 年）。

① N.D.菲斯特尔·德·库朗热斯（1830—1889）：《古代城市》（主要是希腊的城邦），1864 年；英译本，

1874 年。

用的，但是确立其声誊的著作则是在本时期发表的。该书是历史学家在建立理论方面所完成的一部最有教益的著作。②最后应提到 J.J.巴霍芬的那本历史人种学著作，③虽然该书也是在下一时期产生影响的。

最后，第四，文化史④虽则自然不是一种新东西，也作为一门公认的专门科学建立起来了。它同我们学科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对于文化史，既可以从大处落墨，也可以从细微之处着墨。下面的脚注提到了这两种形式的杰出大师，即伯克哈特和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