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包括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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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包括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分析史。在《国富论》刊行后的一二十年间，就分析工作而言，可以报道的本来不多；有些可以报道的，大多已经纳入第二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得指定某一年作为一个新的分析活动时期的开始，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不妨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初次问世的时候（1798 年）算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 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 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 年）的出版以及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 年），是明显地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

我们都知道，划分历史时期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坏事。首先就可以从原则上加以反对，而不问作者用来划分时期的具体方法如何：历史的发展永远是连续不断的，决不能将其割成片断，而不流于武断，并蒙受损失。拒绝用年代去标明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把因为我们无力解决它而引起的后果略为减轻一些罢了。第二，由于我们集中注意于经济分析的历史而不得不采用的特殊分期方法，必然不能满足对另外一些事情感到兴趣的人们。第三，即使从研究分析史的同行学者的观点来看，把亚当·斯密放在俞一个时期的将近末了，而不把他放在一个可以说是为他的影响所支配的时期的开头，这种方法是很有理由可以反对的。我们对于这一切的承认，将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在本编中，我们就没有对在年代上属于这一时期的作者一一加以考察——最重要的例子是库尔诺——，同时我们把在年代上不属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作者却包括在内——卡尔尼斯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我认为我们的时期划分是能够表明事情的基本真相的。这要由读者来判断。但我们可以立即提到两个事实，这些事实颇能证明我们的处理是正确的。第一，在我们以前的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感到，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单元。这种感觉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名称中：这个时期被称为经济学的“古典” 时期——所谓“古典”，其意义与本书所用的这个词的意义完全不同。①这个时期保留着这块牌子，一直到当“古典”一词失去了它的颂扬的含义而开始意味着“陈旧”时，凯恩斯勋爵使用这个词来表示马歇尔及其直接追随者的学说（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第二个并且是更重要的事实是，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这一段时间，确实合乎我们的分期标准：首先，有了同腐朽事物作有希望的斗争的崭新活动；然后，一切安定下来，出现了一种我们所称的标准的古典形势，这种形势已概括在约翰·穆勒的标准的古典成就（这又是从我们所持的古典一词的意义讲）中，他那从已经确立的真理的有利地位来说话的态度，他那对于这种已经确立的真理具有永恒性所抱的天真的自信，均着重指出了这个事实。随之而来的是停滞——这种状态普遍感到是表明这门科学已经成熟了，如果不是已经衰微了的话；在这种状态中，“懂行的人”在实质上是彼此意见一致的；在这种状态中，“大功现已告成”，大多数的人认为，除了一些细节以外，剩下所

① 让我提醒一下：当本书把这个词用在这种不同的意义上时，另加引号，以免混淆。有三种意义须辨别清楚：旧的意义，“古典”一词用来表明本编所讨论的时期中的经济学著作，再加上亚当·斯密；凯恩斯勋爵的意义；和我们自己的意义。[熊彼特原想在第一编（没有完成）中更详尽地说明这个论点。还可参阅第四编第一章。]

要做的就只是推敲和应用了。

工作的条件

有一种极其类乎忌妒的东西，悄悄地打破了我们为欢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透露出作者无限满足心情的许多段落而往往会含有的微笑。那时的经济学家们，或者是其中的大多数，对于自己取得的成果显然是感到满意的，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经济学家重又这样感到一样。往后我们将要设法来了解经济学家的这种欣然自得的心情。虽然他们所盖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单薄的木头小屋，他们却把它看成是一所坚固的住宅。①我们对斯密以前的成就还是估计过低，而对“古典作家”的成就还是估计过高。

进行这一工作所处的环境，可以略述于下。要说专业的经济学在这个时期已经明确地建立，我是感到踌躇的。肯定不能说经济学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已经确定下来，因为经济现象的研究还不是一个全部时间的工作，很少有只是经济学家而不做别的事情的人：许多人同时又是工商业家、政府官吏或新闻记者；即使大学中的经济学教师，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也兼教同类的——甚或完全不同的——课程。然而，我们有权利说，在这个时期中，专业化的过程已在迅速进行：一开始，经济学就确立了它的有一定研究范围的主张；它变成了一门明确的专门学科；它应用了明确的方法；它的结果的明确性也有所增长；而经济学家们，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从事经济学，也比以往更加明确地彼此承认，并为公众所承认。新的政治经济学团体成立了；新的杂志、新的辞典、新的书目出现了——可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意味着以前那套作法的继续。①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开端；②自然，教

① 特别参阅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中常常被人嘲笑的关于价值理论的一段。

① 在团体中，最重要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 年）；在杂志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经济学家杂志》（1842 年）；在辞典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各格林与吉约明版，1853—1854 年）。值得注意的是，在 1890 年以前，英国并没有一种专门的科学经济学的杂志。但这部分地是由于已经有了这样一些优良的严肃的杂志，如《爱丁堡评论》、《季度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它们甚至刊登专业性极强的文章——这对这一时期的读者是一个很大的恭维。我除了利用过篇数极为有限的、我在“专业性” 文献中看到曾经引用的文章以外，对这些期刊的内容没有考察过——这是我工作中的一个严重漏洞。我曾看过《辞典》，但也只是随意翻翻罢了。

② 关于个别学说论点的历史引证，为期当然还要早得多。在十八世纪也出版了几种书目提要，但是除了由

杜邦以及其他的人所写的少数几本关于重农学派的书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历史的书。可是自从十九世纪初起，对学说史就表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兴趣。在 J.A.布朗基的《政治经济学史》（附有《书目提要》）初版于 1837 年问世以前，唯一值得在这里提到的这一类出版物，就是麦卡洛克（在 1824—1825 年）和

萨伊（在 1829 年，见《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六卷）各自所写的概略。自 1837 年至 1870 年间，出版了若干

其他的有关著作，其中有一些只限于论述个别国家的情形。到 1858 年时，这类书籍的数量已经很多，因而罗伯特·冯·莫尔（1799—1875）在他的《政治学的历史和文献》（1855—1858 年）第三卷中，插入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一章。我想要提到的只是：（1）麦卡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 年）；

（2）费拉拉在《经济学家丛书》中所写的各个序言（在 1850 年至 1868 年间，费朗基斯科·费拉拉编辑了两套外国著作的意大利文译本，他曾撰写序言，对之——加以详尽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构成了他对理论所作的大部分贡献，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经济学史；这些序言的大多数曾于 1889—1890 年单独刊行）；（3）罗雪尔（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属于学说史领域的。在这个时期内，他写出了《十六与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

科书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其中有几本我们将在有关的场合提到。

研究大都靠研究工作者自行筹措经费；例如，图克若不是一个富人，即不能有所成就；自然，在某些场合下，刊行研究结果所得的收入是足以维持研究活动的。可是，教学方面的设施十分欠缺。

即使在从前设有正规的经济学课程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苏格兰，用意也只是在为其他的研究学科——例如法律或哲学——作补充，而不是作为经济学本身的训练来独立组织的课程。

在美国，1818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一个“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的教授席位， 1824 年在南卡罗来纳学院指派了一个化学教授去讲授经济学。在此以前，在各地也曾有过由具有极端不同资格的人去进行所谓经济学讲授的事。在英国，在下一个时期来到之前，教授或讲师席位是寥寥无几的。牛津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 1825 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西尼耳；

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的经济学讲座是 1828 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

是麦卡洛克；都柏林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 1832 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朗费尔德；在赫利贝里的东印度学院中有一个历史、商业与财政讲座，马尔萨斯在 1805 年受命主持这个讲座。①但从薪俸及任职的其他条件来看，充分证明这些讲席的设置人和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并不希望人们会长期地担任这种职位，更谈不到希望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了。在英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 1857 年成立了“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但几十年之后，才获得了显著成效。

在对这一时期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必须把上述情况估计在内；对于某一个人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尤其需要这样。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得要强调，基金和讲座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在此处我必须强调，它们也不是丝毫无关紧要的。在上述情况下，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广博的文化素养的人们对于我们的学科不得不浅尝辄止，尽管他们很有才能，也很有学问，但却是无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学科内，在这个时期中，对于成就的某种评价并不一定包含对于那个人的评价。②

在这个时期的成就中，除了海外几个孤独的高峰以外，英国泰然地居于首位。事实上，这个时期是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中一个特殊的英国时期。当时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只不过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所不合理地反射到他们头上的光辉。这种威望主要还是由

学史》，1851—1852 年；《论亚当·斯密学说的传人德国及其应用》，1867 年；他在 1863 年刊行的《一个十四世纪的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中，倾吐了自己对奥雷斯姆[参阅上面，第二编，第二章］的热情；我们还得立即加上他后来所写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史》，1874 年，这是一项付出了巨大劳动得来的成果）；

（4）曼纽尔·科尔梅罗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学史》（1863 年），严格说来不属于这里所指的范围，但这本书和他的《书目提要》（1880 年）一道，对于研究西班牙的经济学，依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感谢 E. 沙姆斯博士的卓越的研究《国民经济学说史研究引论》（载《国民经济学杂志》，1931 年 9 月）一文以及他和 O.莫根斯顿教授合写的《国民经济学说通史书目》（同上，1933 年 3 月）一文所给我的帮助，但后者不包括论文，也不包括上要是不属于历史领域的理论研究但附带涉及学说史的一切著作。沙姆斯博士认为学说史编纂的“科学”时代是从 E.K.杜林（参阅后面，第四章）的《国家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 年）一书开始的。

① 在法国，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曾设置某些临时性的讲席，拿破仑战争以后又设置了这些讲席，但均只限于

巴黎大学（参阅后面，第四章，第 4 节）。

他们所完成的工作的质量赢得的，这种工作不仅是由少数大师所做的，而且也是由许许多多能干的作家所做的，这些作家不能称为是第一流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加在一起，就颇为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