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与国际黄金流动

这个时期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货币方西的分析（以约翰·穆勒赋予它的形式），证明是一种极端经久的成就，虽然现在受到了批评，却仍然是当代许多最优秀的著作的基础。①为了评价它，我们必须记住以下两件事实。

① 维纳教授（上引书，第 239 页以下）指出，这种区分——我们习惯于归之我们自己的时代，当其实际上渗入到教学中时——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被人广泛理解了。

① 这种说法并不包含下一陈述中通常含有的错误：即银行给予的信用，不能超过其顾客的“需要”；图克的意思很可能正是如此。受人尊敬的英国银行家的典型态度也许能证实他的这个意见，以及这种信用并不影响价格的意见。另一方面则不应忘记（这已经由凯珀饶有教益地表明，参阅下面，第六节），图克并未严格遵循商业票据银行货币理论。在有些地方，他显然委身于一种广泛得多的顾客需要定义：主张没有一种服务于严肃商业目的的短期信用会是通货膨胀性的（他似乎提出了一种例外，即在“贸易过度”之时的纯粹投机交易）。这自然不仅是难于辩护的，而且甚至是难于理解的，除非我们将其看作是他的下列观点的一个推论：银行不能比公众所储蓄的贷出更多。但在《研究》一书中，他承认银行是能够的。

① 我相信这不仅对陶西格的著作是真实的，而且对维纳和哈伯勒的著作也是真实的，他们无疑地发展了这

种“古典”分析，而且也接受了各种新的工具和其他人的命题，但却没有对这种“古典”基础提出挑战。俄林和另一些一流经济学家确实对这种“古典”基础提出了挑战，但他们的贡献也可以说成是改良而不是

第一，“古典”作家，虽然没有忽视其他情况，却主要是根据不受限制的国际金本位来进行推理。有几个理由要这样作，但其中之一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种不受限制的国际金本位（一般地说）

将使外汇汇率保持在现金输送点以内，并使国内价格水平和利息卒发生“自动的”联系。现代人不喜欢这种自动机制，既是由于经济的理由，也是由于政治的理由：他不喜欢这种自动机制紧紧加在政府对经济过程的管理上的桎梏——不喜欢黄金，这个把不愉快的真实情况信口说出来的顽童。但我们考察的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恰恰是为了这个缘故而喜欢黄金。虽然他们在实践上、也像在理论上一样妥协了，虽然他们承认中央银行的管理，但自动机制——奥弗斯东勋爵喜爱的一个名词——对他们来说（他们既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国家主义者），既是经济的理想，又是道德的理想。有理由认为：单是这一点就将在他们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在实际看法上的差异必然会——虽然也许不应该——表现在纯粹的分析工作上。

第二，“古典”作家主要关心的是商品贸易。虽然他们也曾考虑国际贷款、补助和贡金，他们的中心问题却是商品贸易的货币问题（进口的支付和出口的收入、黄金流动和因此产生的价格水平的变化、以及黄金流动对国内信用结构和利息率的影响），而且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他们从商品贸易的角度来看待其他一切的事情。**结果，国际金融在他们的分析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进行的信用交易是体现在商业票据中的交易（诚然是包括金融票据），它直接地或转为间接地与商品交易相适应，但是，例如，南美洲贷款和矿业股票——1824 年发行，暂时统治着伦敦的货币市场——

在基本理论中却没有留下脚印。对我们来说，正好相反的研究方法似乎更为自然：我们可能会把国际资本交易看成是基本的现象，而商品贸易则是它的附随现象，是由它控制的，必须依据资本交易来理解商品贸易。这一点本身便足以把现代分析同所谓“商品—贸易”国际金融（或国际支付或国际黄金流动）理论分开来。

这样，商品—贸易国际金融理论同国际价值理论一样，很容易受到以下批评：它对所研究的现象的看法太狭窄了。①还有，必须指出，它的特别假设，使得它不能作直接的实际应用。但是有另一种批评从它自己的范围以内袭击它，我们必须马上提到，因为这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得了过高的名声。一种以商品贸易为轴心的国际金融理论，自然会强调相对价格变动的均衡作用。

已经有人指出（首先是由维克塞尔），对贸易关系打乱所作的调整，可以而且常常是在没有实际价格变化的情况下发生，也在没有实际黄金流动的情况下发生。这自然是真实的，没有一个古典作家会去否认它，李嘉图尤其不会。然而如果“古典”理论受到批评，说它给价格机制加上了完全不应有的负担，并且在这样作时未能注意到其他的均衡因素，那末，这个批评家就错了，因为“古典”理论所想像的这种价格变化包含着需求曲线的移动，后

改造。维纳教授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引书，第六章）可以用来支持这种看法。相反的看法主要产生于下列事实：现代分析面对的是其他的实际问题和状况。

① 关于这一点，参阅 J.H.威廉斯：《国际贸易理论重估》，载《经济学杂志》1929 年，重印于《战后货币计划与其他论文》（1944 年）第四编。

者又包含着收入的变化，像我们马上将要见到的。此外，在“古典作家”选定用来进行分析的格局中，价格变动事实上确实享有关键地位。批评家所能说的只是：在价格僵硬而资本移动占统治地位的格局中，情形不再是那样。最后，在所考察的这个时期内，有几个作家明白地引进了批评者在古典图画中所没有看到的因素。①

第三，“古典”国际金融理论并非是全新的理论。给它画草图的桑顿—

—赞许地和批判地——提到了洛克、休谟和 A.斯密，而休谟的分析无疑地是该时期工作的起点。但是休谟本人所做的，只不过是有效地表述了一种漫长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重商主义者”的工作慢慢地走向“古典作家” 的理论。桑顿的学说或多或少地为那一时期和后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所接受，从马尔萨斯②通过图克到约翰·穆勒和卡尔尼斯，最后到陶西格。但惠特利不同意桑顿的学说，随之有李嘉图。③我们进而考察一下争执之点。

为此目的，我们从两国之间的货币均衡状态开始。国际价值理论和由相互需求等式（我们知道，这包括比较成本原则）所给定的均衡状况理论，我们很容易看出：我们现在必须增添的货币均衡状况只不过是，产生于商品交易的债权彼此抵消之后，在我们的假设下，黄金就不会从一国流向另一国。我们进而考察这种均衡的特点：先假定它受到干扰，然后分析随后进行的调整。

首先，我们假定在货币领域出现了扰乱：我们像休谟那样假定，两国中有一国的人个个所持有的货币黄金突然增加一倍。即使不信仰任何严格的数量理论，我们也可以断定：在这个国家，用黄金衡量的收入和商业资金，从而支出，均将增加；对所有商品的需求曲线将向上移动；黄金物价因之上升；出口减少；黄金流出，宜至均衡重新建立为止。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些，虽然所假定的高度人造化的过程提供了很大的余地，可以运用模梭两可之词。① 第二，假定不是黄金在两个国家之一有所增加，而是商品减少了，因为（例如）歉收。读者会被诱使去主张：由于粮食进口的“需要”增加，就会出现贸易收支逆差，造成黄金输出，这样来暂时②得到调整。但是稍加思考，他就会认识到，这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不是对休谟论点的推广，而只是对它的偏离，因为歉收本身并不造成贸易逆差。需要并不是不能压缩的。如果粮食进口是急需的，其他的进口就可以减少；换言之，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粮食歉收的国家的/PGN0533.TXT/PGN>人民暂时比以前穷些，不得不将他们的消费和投资调整到较低的实际收入水平；但在这个较低的水平上贸易收支即使没有货币和信用，也仍然可以像以前一样保持均衡。可是，如果我们按照体谟的论点进行正确的推理，我们确实也会得出贸易逆差，只是我们是作为黄金输出的结果而不是作为它的原因而得到的。由于黄金并未因歉收而减少，由于我们假设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也都没有减少，但是由于现在我们可以买进的商品较少，所以价格将要上升，或者说，按商品来衡量的黄金将要贱些，

① 这是由维纳（上引书，第 293 页以下）指出来的，他特别提到了朗费尔德、托伦斯和乔普林。

② 《爱丁堡评论》1811 年，这篇评论文章在另一场合已经提到（上面，第 3 节）。

③ 在某种程度上，正如麦卡洛克指出的，巴贲又走在他们的前面。参阅上面，第二编第六章和第七章。

① 我用收入和支出而不只是用货币数量来推理，缩小了模棱两可的范围。但仍然留下一些这样作的余地。

② 下一步就是另一国的收入增加和价格上涨，这甚至在通常收成以前就会抵消这一过程，重新建立以前的状况，完全使之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说，从以前的价格水平来看，黄金变得过多了。这会减少黄金以外的商品的出民促进其进口，完全就像黄金、收入和支出都增加了一样（产出保持不变）。①这样我们就把商品领域中发生的扰乱变成了货币领域中发生的扰乱。

桑顿是用提出谷物歉收的例子来开始他对国际贸易中货币均衡的性质的研究的（《纸信用》，第 143 页），他似乎是用刚才所说的容易受到批评的方式来进行论证的。的确，在另外的地方（例如，同上书第 244，247 页），他的论证表明，他是懂得我在上面试图说明的那一点的。但是他在这一点上是如此含糊和踌躇，以致惠特利以及后来李嘉图这样主张是对的：对黄金的价值或购买力发生作用的因素是一回事，黄金的价值或购买力的作用是另一回事。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立论处理得如此不好，以致让当时的和后来的作家怀疑，究竟他们的论点有没有道理。①

但他们有没有道理呢？当我们坚持说，黄金流出是因为它是“最廉价的可以输出的商品”而不是因为一次歉收使得黄金成为“最廉价的可以输出的商品”时，真的是析理过细吗？我不作任何其他的答复，只指出一件对经济分析史和经济思想史都非常重要的事实。使自己处于个别银行家境地的银行家们和作者们，自然会说：银行不能将信用扩大到它们所受限制（与它们自己的行为无关的）的范围以外。关心个别银行的问题的银行家们和学者们，也同样自然地要从这一明显的事实出发：黄金的流出或流进，产生于贸易逆差或顺差，而贸易逆差或顺差又产生于对外国债权的需求和供给。除了个别期票的质量以外，银行家为了诊断和预测的目的所要分析的，似乎只是需求和供给背后的因素：政治因素，商业情况，收成状况，如此等等；而这实际上就是戈申撰写著名的《外汇理论》（1861 年）一书时采取的态度。由于对外国票据的需求和供给反映了一国现行的（和未来的）国际收支，我们可以称之为外汇的“国际收支理论”。几十年的安定状况可能逝去，没有人觉察到这一理论有什么不足之处。但是如果人们在激烈动荡的状况中继续应用它，另一个因素的存在就会变得很明显，它不能分解为我们通过对国际收支各个项目的分析所能发掘出来的因素：这一因素就是用以表示国际收支的货币单位的价值（购买力）。我们可以称一国货币单位的价值相对于其他国家

① 指出以下一点是多余的：所描述的事件的先后顺序只是为了表达这一过程的逻辑，实际上观察到的不一定总是这样。但是这并不能构成一种反对理由，就像它不能构成对商品征收货物税的效果的通常理论的反对理由一样——商品的价格不一定像解释图式似乎假设的那样，先上升整个的税额，然后因需求数量因之减少而又下降，如此进行，直到在新均衡水平上安定下来为止，在实际上某些步骤是可以省略的。同样，为了支付额外的谷物进口，黄金可能马上就开始流动，而歉收对受灾国价格水平的影响可能从来不完全表现出来：这不一定会影响价格变动在解释图式中所起的作用。

① 关于这种争论，参阅维纳：《1900—1913 年加拿大的国际债务收支》（1924 年），第九章。惠特利和李

嘉图采用的论据不仅是无关的和非主要的，而且是错误的。例如，两人都否认歉收会造成通货“过多”，虽然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书信》第 13 页）承认了这一点。但是惠特利，或许因为他对价格水平有较清楚的概念，比李嘉图远更接近于掌握有关的原则，例如他大胆地说，尽管在拿破仑战争中向国外提供了那么多补贴和其他款项，仍可能迫使“货币在任何范围内流入英国”（《论货币理论》，第一卷第 194 页）。除了明显的夸张以外，这显然意味着（虽然没有明白说出）这个原则：直接处于交换和黄金流动背后的是一种货币机制：而交换和黄金流动决不是由只起一次作用的因素——例如政治性的支付或决定个别商品需求的条件——所单独决定的。

货币单位的价值的变动为“相对通货膨胀”，从而也就可以谈论“外汇的通货膨胀理论”。我们将在第四编第八章回到这个题目，现在我只想指出，两种理论——

虽然应当很清楚，它们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解释——之间长期战斗的第一次隆隆炮声，在桑顿与惠特利—李嘉图之间进行的辩论中已能听到：当—

—用后者的话说——黄金在一国变得“过多”或成为“最廉价的可以输出的商品”时，该国就经历着“相对的黄金通货膨胀”。因此，惠特利和李嘉图确实有些道理，而且这种道理并不只是逻辑上的强词夺理，虽然就他们对桑顿的攻击而论，他们可能有些不公道，因为桑顿有很强的悟力，认为对国际收支理论中的谬误不值一顾。

当各个国家彼此保持货币均衡时，那么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黄金在它们之间的分配是这样的：把一国持有黄金的任何一部分转移到任何其他国家都是无利可图的。为了表达这一点我们可以说，黄金的购买力在国际上处于平价；还有，从外汇的通货膨胀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平价及其变动是外汇市场上（直接地）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种“购买力平价”理论，或它的某种雏形，可以向上追溯到、并且肯定能够（像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归之于马利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理论的一种特别创造是和卡塞尔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但所涉及的原理仍应归之于惠特利和李嘉图，①它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出现的（正像看来在卡塞尔的著作中出现一样），同一种严格的（和粗糙的）数量理论有特殊的联系。②

关于黄金流动和汇率的“古典”立论可以没有多大困难地概括为不兑换纸币。③把它应用于贷款、补贴和遥领业主身份④——这一时期经济学中的标准课题——则有某些困难。自然，刚才描述的不同观点也带到了有关这些事例的讨论中。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所有这些事例，特别是国际贷款，所提出的问题，是不能由前面所描述的图式来令人满意地解答的，因为这种图式

① 这不是维纳教授的意见（上引书，第 126 页、第 382 页以下）。但这仅仅是因为他把这个名词保留给了这个原理的卡塞尔形式。这自然不能归之于李嘉图，他总是设法避开价格水平概念，而这个概念对这一原理的卡塞尔形式很重要但对原理本身并不重要。经济学家与正在出现的价格水平概念的搏斗，上面已经讨论过。

② 在货币理论的一定水平上，数量理论与购买力平价理论只是互相补充的，或者甚至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但是，可以表明，在其他的水平上，它们可以被表述得成为两个在逻辑上独立的命题，虽则仍然是有关联的。

③ 惠特利（《论货币理论》，1807 年）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多余的”（即对价格水平的压力），商品世界本身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造成汇率的下跌。约翰·穆勒对这个题目的颇不充分的论述，重复了这一点（《原理》，第三编第二十二章第三节）。

④ 爱尔兰的地主住在英格兰，靠他们在爱尔兰的地产租金生活，自然是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讨论：主要的纯经济问题是，他们在英格兰而不是在爱尔兰生活和开支，对爱尔兰人民是否有任何影响。麦卡洛克作出了否定的答复，理由是：一个人在哪里消费他所消费的东西，那是无关紧要的（《论关于不在业主身份的流行意见的错误》，载《爱丁堡评论》，1825 年，重印于《货币、交换、利息论文集》，1859 年）；西尼尔则作出了不那么有力的肯定答复（《爱丁堡评论》1825 年；还可参阅西尼尔，《大纲》，第 156 页）。M.朗菲尔德的著作（《关于商业的三篇演讲和关于不在业主身份的一篇演讲》，1835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重印，1937 年），颇具有分析上的意义。

是从一国黄金存量的不可思议的增长或是从歉收得来的：而在上述事例中，特别是收入效应会开始起一种性质不同的作用，利息也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因而结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现代的批评——作为批评——常常出错，这是由于对各个作者所设想的交易的特殊情况以及这些情况所造成的事件的先后顺序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让我们看一看约翰·穆勒对单方面的政治性支付——譬如说，年度贡金——的著名论述，它在关于德国 1920 年后赔款问题的讨论中是一个起点，并引起了许多批评（《原理》，第三编第二十一章第四节）。穆勒的论述是很短的，而且是过于简化的，但就所考虑的一种情况来说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情况是，接受者坚持要每年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第一年债务国除了向自己的公民征收之外别无他法。在这里，黄金流动根本不是什么自动机制问题，而只是由问题的最初条件所强制的。在这种条件下，支付国的价格是不会不下跌的。这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使黄金流回，但是，按照穆勒构想的情况，支付国对这种黄金的债权将由接收国对一下期贡金的请求权所吸收，因此，支付国的黄金存量、收入、支出和价格均保持很低，它的过多的出口保持不变。无疑地可以构想另一种情况：它会产生一种不同的事件顺序，根本不包括黄金移动和价格变动，而只有收入的变化和商品的流动。但是两种情况均能说明从“古典的”观点看是重要的事情，即真正起均衡作用的因素是商品转移。两者都不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