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经济过程图式

在刚刚简略叙述过的社会学骨架中，“古典作家”嵌入了一个经济过程图式，描述它的一般特征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这个任务本身是颇为简单的。但由于下述事实，这个任务变得比较困难了：这个图式在这个时期的经典（从我们的意义）著作即约翰·穆勒的《原理》中所采取的形式自然只不过是大量的或多或少与它有些不同的图式的“代表”；但它也是长期争论的结果，这种争论部分地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候只不过是字面上的争执，但在后人看来，却显得很重要；分析工作的状况在不同的阶段显得很不相同。要说在澄清问题和改进分析结果方面有丝毫的进步，这种说法本身就会被这样一些读者认为是错误的表述：他们或者是忘记了，或者是在原则上不赞成一部分析史的目的和观点。

演员。任何经济过程图式都必须首先解决容许什么样的人物登场的问题；这样才能预先判定这个图式的许多特点。演员自然是厂商和家庭而不是社会阶级，否则就无所谓竞争了：这对马克思的理论也是适用的。正如我们所知，这些演员是这样分类的，即把凭日常经验知道的社会集团变成三个经济类型范畴（或“职能”阶级）：地主、劳工和资本家。①自然，这只是继续按照亚当·斯密所批准的老办法行事。既然这三个只不过是范畴，每一个是由一种经济特征所规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一个人可以属于两个范畴

① 需要的时候，自然还作了进一步的分类。但在讨论经济理论的一般样式时，我们可以忽略这个事实。

（例如，如果他是一手工匠）或属于全部三个范畴（例如，如果他是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正如我们也知道的，马克思用他的两个阶级的图式代替了这种三分法。②

可是，在一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虽说是蹒跚的进展。第四个范畴或类型即企业家最后得到了明白的承认。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们在此之前忽略了资本主义过程中这个最为有声有色的人物，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经院学者，至少是从弗罗伦萨的圣安东尼的时候起，就将工商业者的勤劳同工人的劳动区别了开来。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已表现出对这一经济类型有一种明白无误的但没有明说出来的理解。就我所知，坎梯隆是第一个使用企业家一词的人。但是这些提示都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亚当·斯密偶尔也瞥一眼这一经济类型，即偶尔也谈到经营人、主人和商人，并且如果被人追问时，也不会否认买卖是要由人来经营的。然而，他的读者得到的全部印象仅止于此。商人或雇主积累“资本”——这的确是他的主要职能——并且他用这项“资本” 来雇佣“勤勉的人们”，即工人，后者完成其余的一切。在这样做时，商人使其生产手段冒着遭受损失的危险；但除此之外，他所做的就只是监督他的商号，以便确保利润能够进入他的口袋。按照法国（坎梯隆）传统行事的 J.B. 萨伊，是第一个在经济过程图式中给予企业家（作为企业家本身并有别于资本家）以一定位置的人。他的贡献由下面一句精辟的话作了概括：企业家的职能在于把各个生产要素结合成为一个进行生产的有机体。的确，这句活① 可以有很大的意义，也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他肯定未能充分利用它，大概也没有看出它应用于分析的全部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他认识到，如果使企业家在分析图式中成为他在资本主义现实中那样的一种人，即每一样东西都围着他来旋转的枢轴，那就可以得到一种大为改进的经济过程理论。但他未能认识到，“把要素结合起来”一语应用于一个经营中的商号时，所表明的只不过是例行的经营活动罢了；只有在不是应用于一个经营中的商号的日常管理工作而是应用于组织一个新的商号时，把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任务才成为一种特殊的任务。可是，不管怎样，他毕竟把一种通俗的想法变成了一种科学工具。

在德国，企业家这一概念是“官房学派”传统中的一个熟知的因素。与之相应的德文 Unternehnler 一词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继续使用这个词，例如，在劳的教科书中就出现了这个词。有关企业家职能的分析在不

② 做过同样事情的唯一的另外一个大经济学家是西斯蒙第。但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简单起见，不是作为一种原则性的东西。

① 为了使读者不致于认为坎涕隆或者亚当·斯宫也有这种见解，让我进一步说明我所以相信萨伊的表述应当被认为是分析中的性质不同的一步的理由。坎梯隆诚然说过，企业家按一定的价格购入生产手段，目的在于按不定的（预期的）价格出售。这把工商业者的许多活动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描述得很好，但未能描述出（或者无论如何，未能强调）这种活动的实质。亚当·斯密诚然考察过把自己的资本贷与他人的资本家的情况，从而似乎承认了那些不怕麻烦和风险使用资本的人们的不同职能。但是从资本家那里借得资本的工商业者仍然是代理资本家，即资本所有主和劳动力之间的中介人；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为劳动力提供工具、生存资料和原料。可以这样说：萨伊明白说出的那个不同的职能，坎梯隆和斯密都曾暗示过。但是分析的进步——不仅是在经济学中——其关键大部分就在于把多少世代以来暗示的或者默认的东西明白说出来。亚当·斯密也知道我们支付货物价格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货物，但这并不能使他成为一个边际效用理论家。

断地虽然是缓慢地发展着，在曼戈尔特①的著作中达到了最高峰。究竟这有多少——如果有的话——是受萨伊的影响，我说不出来。但在英国这种影响表现得比较明显。李嘉图、李嘉图派的成员以及西尼尔，诚然都没有注意到萨伊的启示，事实上几乎完成了我所说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功绩，即把企业家这个人物完全排除在外。对他们来说——对马克思也是一样②——经营过程实质上是自动进行的，使之运转所需要的唯一东西就是足够的资本供应。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未和三十年代的某些非李嘉图派和反李嘉图派的作家，却把萨伊的观点接了过来，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李德和拉姆赛，拉姆赛使用的名词是“主人”而不是企业家，虽然他也谈到了企业。约翰·穆勒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他使得企业家一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通行起来，并且在分析企业家的职能时，从“监督”走到了“控制”，甚至走到了“指挥”，他承认这种职能所要求的“常常不仅是普通的技能”。但这只是说明了经理的职能，与单纯的管理并无不同。如果这是事情的全部，他满可以满足于经理这个很好的英国名词——这个名词事实上在后来被 A.马歇尔采用了——一而不必去惋惜没有很好的英国词来翻译企业家一词[译者按：英文 entrepreneur 一词原来是个法文词]。他没有采用经理这个词的理由可能是，经理常常是领取薪金的受雇人，他们不一定要分担企业的风险，而约翰·穆勒象那个时期的所有作家和下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希望使承担风险同“指挥”一道成为企业家的职能。但这只落得把车子在错误的轨道上推得更远。①而且车子十在了错误轨道上。在那个时期和后一个时期，人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力图改进和发展有关企业家职能的概念。然而事实上，整个十丸世纪流行的是约翰·穆勒关于企业家职能的概念，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萨伊的启示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我们一会儿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产要素。请读者注意，从承认经济过程的三类参加者（地主、工人和“资本家”）到提出这一过程的一般图式，这一步是多么的短，多么的简单和自然。这三类参加者具有一种纯粹经济的特点：他们分别是以下三种服务的供应者，即土地的服务、劳动的服务和被称为“资本”的一批财货的服务。这似乎就确立了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而著名的生产三动因、或三要

① 参阅前面，第四章，第五节和后面，第六章，第 6a 节。在这方面，这部著作取得了自从萨伊以来最重大的进展。

② 就他来说，这一点显得非常突出，因为他对积累过程研究得那么仔细。对他来说，所积累的资本是按一种完全自动的方式自行投资的。机械化大企业出现过程中所有取决于人的因素的那些现象和机制，完全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关于“资产阶级”所完成的”奇迹”）著名的话，似乎与这一点相抵触，因为仅仅是所积累的资本的投资很难说能够产生“奇迹”。但是这种关于企业家的成就的想法——因为，此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造成资产阶级的奇迹呢？——完全没有能影响他的基本分析。

① 既然许多现代经济学家也把承担风险包括在企业家的职能小，最好是立即指出反对这种看法的理由。一旦我们认识到企业家的职能与资本家的职能不同，马上就会明白：当企业家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一个不成功的企业时，他是作为一个资本家而不是作为一个企业家蒙受损失的。有人说，如果他是按固定利息率借人资本，那么不管经营结果如何，资本家都有权要求还本付息，而承担风险的乃是企业家。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人们通常是如何把经济问题与法律问题混淆在一起的。如果借款的企业家自己没有资金，那就显然是贷出款项的资本家蒙受损失，尽管他在法律上有要求偿还债务的权利。如果借款的企业家自己有钱可以用来偿还他的债务，那他也是一个资本家，而当企业破产时，他就是作为资本家而不是作为企业家而遭受损失的。

素或三条件——或三工具（西尼尔语）——学说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与三要素学说相适应，很自然地出现了三收入（地租、工资和“利润”）学说。对于任何一个没有由于熟悉以前的经济争论而受到影响的人来说，似乎没有比这更有用、更简单和更加明显地与事实相符合的学说了。关于三要素学说，这是我想让读者了解的第一点。

应当记住的第二点是：三要素学说并不受现代经济学家的欢迎。它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前后确立起来的，又因 A.马歇尔的鼓吹而得到新生。①由于在初等经济学的讲授中使用它很是方便，所以它幸存了下来。可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现代经济学家并不特别喜欢它：有些人把它看作是以往的分析阶段的遗物，是一种笨拙的工具，是一种累赘而不是一种帮助。但在此刻，我们要谈的不是这个而是第三点。由于完全不同于促使现代理论家抱有上述态度的原因，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也是不愿接受三要素学说的，因而它征服得很慢，很不完全——考虑到这个图式的明显性，这一事实是需要解释的。而且，考察一下这些原因，会使我们了解经济学中“人类思维的方式”，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国富论》第一编第六章中，亚当·斯密把产品的价格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工资、地租和利润。在第七章，这种价格又由同样的组成部分重新组成了。就其本身言，这就足够强烈地暗示了三要素学说。但在第六章的论述中，这种暗示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工人、地主和资本家诚然是作为分配过程的参加者来介绍的，但是他们的份额没有被看作是他们提供的要素由于在生产中被利用而得到的报酬：即使不是完全披否认，即使偶尔还得到“承认”，①分配份额的这个要素价值方面也由于支持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而被搁在了一边。应当记住，亚当·斯密试图表明地主和资本家的份额是怎样从总产品——这“自然”完全是劳动的产品——

中“扣除”的。这似乎暗示了一种不同的概念安排，它把生产要素的作用单单保留给劳动，从而排除了三要素学说，尽管亚当·斯密在第七章第一页上的文字很清楚地暗示了三要素学说。

之所以要复述亚当·斯密的表述，第一是因为他的表述富于启发性地预示了在整个这一时期内经济理论的这个角落里的一般情势。不管是受了亚当·斯密的影响还是独立地，在他的两块指路牌所指示的路线中，一些经济学家采取了其中的一条路线，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采取了另一条路线。但是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是踌躇的，他们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虽然趋势一直是有利于三要素学说的。第二，我们从亚当·斯密着手，是因为他的表述很好地说明了横在顺利接受三要素图式途中的主要障碍的性质。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忆到：整个产品单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这个命题，是不具有任何同经济过程的事实分析相符合的经验内容的：很显然，没有人能够主张，为了生产某种东西，所需要的全部只是劳动，除了在不重要的一类情况以外。但是这个命题可能有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超经济”意义，它很符合这样一些劳工利益拥护者的感情倾向和政治原则，他们——如亚当·斯密—

—喜欢替为所有的人创造了所有的东西而自己则“老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工

① 马歇尔诚然还提到了第四个生产要素或动因，即组织。但这只不过是一大堆题目——如分工和机器—— 的标签，而企业管理只是其中之一。它不是和土地、劳动与资本具有同一意义的动因。

① 例如，亚当·斯密把社会总收入称为“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第二编第二章开头）。

人们进行巧辩。他们以为，坚信这个学说就是在为劳工赢得一分力量，他们的这种幼稚信念，又由于许多拥护三要素学说的人认为把土地或资本确立为生产要素就是为地主或资本家赢得一分力量的同样幼稚的信念而加强了。① 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原则在逻辑上同解释经济现实是没有关系的。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看到，要解释经济现实，有关的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为了进行生产，一个企业不仅需要劳动，而且也需要包括在土地和资本中的一切东西，而建立三个要素学说的全部意义即在于此。

再换句话说，他们还不清楚分析的特别目的——我们就清楚吗？

——还不清楚什么是同分析的目的有关的和什么是同它无关的。

因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看出这种特别目的，要了解三要素图式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并不象人们从这种图式的明显性可能推断的那么容易，因此，采用三要素图式确实意味着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

可是，这件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接受一种劳动数量价值说，不论是李嘉图式的还是马克思式的（参阅后面，第六章，第二节（1），那么我们一直在因其简单而加以推荐的三要素图式就会遇到分析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是与任何哲学毫不相干的。因为，分配份额必须从产品的价格中付出，而由于存在着劳动以外的要求者，这种价格一般是不能同体现在这些产品中的劳动数量成比例的。因此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这些其他的要求是如何得到满足的。而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发现，三要素学说由于把这些要素都放在基本相同的逻辑地位上，因而运用起来很不方便：①从这种观点看，所有动因都同样“必要”就不能再被认为是决定性的了。请注意以下有趣的事实：从劳动数量论以外的任何价值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似乎是假问题的极好例子，所谓假问题就是由于分析上存在缺陷才产生的问题，一旦消除了缺陷（在这个实例中是劳动数量价值学说），问题也就毫不费事地消失了；但是从劳动数量价值学说的观点来看，所谈的这个问题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解决它必定会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处的秘密。因此，马克思有充足的理由要愤怒地起来反对三要素学说，谴责它是一种卑鄙的辩护：因为它把丰富多彩的社会阶级斗争变成了无声无闻的彼此合作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分配，这样就阉割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有时候，分析的任务会由于所要分析的问题的性质而变得困难起来——波动力学就是一个好例子。有时候，困难不存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

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简单地谈谈与这个实例有关的事实。由于哲学的或政治的或感情上的原因而产生的对三要素图式的嫌恶，终于站不住脚了，最后只是在口头的让步中表现出来。对李嘉图本人以及对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在内）

① 自然，我不否认，给一般群众听的口号从两种分析结构都是可以得出来的。在这个范围内——这就是说，如果唯一的目的只是在蒙骗脑筋迟钝的人们——两者都不是幼稚的。只是这样的诚实信念才是幼稚的：任何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上的安排能够依随全的逻辑加强政治上的用处，借以拥护或者反对这些要素的所有人的要求权。我在本书中已一再指出，情形并非如此，即使有理由认为例如上地生产一切东西，这也不成为把土地的报酬都归于土地所有者的理由。

① 詹姆斯·穆勒和麦卡洛克曾试图这样做，但结果很糟。

来说，劳动数量说自然几乎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但是这种障碍被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非李嘉图的和反李嘉图的理论克服了——这再一次表明李嘉图的教导实在具有一种迂回曲折的性质。在欧洲大陆上，萨伊——可能是追随杜尔阁之后——确立了三要素图式①，确立了在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中把三个要素的“服务”放在同等地位上来处理的作法。在英国，罗德戴尔是把资本确立为一个单独要素的头一个一流作家。马尔萨斯没有强调三要素说，但是他的理论结构暗示了这一学说。托伦斯、李德和西尼尔，特别是西尼尔，是帮助三要素说在英国经济学中扎下根来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②最后，约翰·穆勒实际上采用了它，但是态度迟疑，也未能贯彻到底，这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经济理论的实际情况。他象配第一样，从两个生产“必要条件”开始，这是个巧妙的用语，它由于避免了使人联想到“动因”在道德上有权得到“报偿”，而使缺乏智性的批评丧失了力量。①继而他又注意到这个事实：每一个时期的经济过程还取决于该时期开始时可供利用的财货存量：**把“资本”确立为一个单独要素的全部涵义尽在于此。**因而他承认资本是一个要素，但把它

同另外两个“原始”要素区别了开来。②西尼尔把资本说成是“次要的”动因，以与两个“主要的”动因相对照。事实上，认为资本是一个“不同的要素” 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资本是财货，它就提出了折旧和更新的问题，这是另外两个要素所没有的。如果给资本下的定义把工资财货也包括在内，那么资本同土地和劳动就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而是就工资财货而论，同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但是，约翰·穆勒不曾走得更远。虽然他偶尔也承认，在他的图式中，地租完全象工资一样，可以构成也可以不构成价格和成本的一部分，但是他拒绝完全同等地看待土地和劳动。因而他可以说在形式上坚持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虽然这对于他完全是多余的。③而资本对于他来说仍然是贮藏的劳动，就象对于詹姆斯·穆勒来说一样，虽则从他的图式的角度来说，如果他想把资本“分解”为某种别的东西，他就应当把资本分解为劳动和土地二者的贮藏的服务。

总起来说：分析家“承认”什么是，什么不是生产动因，只是一个分析上的便利和效率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作家回答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他的经济过程图式和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表述。在分析的最初阶段，之所以会出现三动因说，主要是因为它同经济过程的三大类参加者正相吻合，这三类参加者得自于普通人的社会图画。而且碰巧这种三动因说也具有经济意义，因为它为物质生产的必要条件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清单，其中的项目既不相重复，又可用经济上有关的特点来加以区别。因而，它变成了一个很有用的基础，可以作为起点。J·B·萨伊似乎是

① 他也把“土地”归结为“自然动因”。

② 虽然萨伊有优先权，虽然我们现代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在 1830 年左右这却很有价值。

① 就我所知，“必要条件”一词是詹姆斯·穆勒先用的，可是他说的是劳动和资本，而不是劳动和土地。约翰·穆勒也使用了“动因”这个词。

② 如果我们想要找麻烦的话，我们可以引证他的话来证明，他是从两个要素开始的，然后经过冗长的讨论，把这两个要素“归结为”三个要素（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七章，第一节）。

③ 从逻辑上说，地租理论中那个特殊的李嘉图成分对他是多余的，因为仅仅土地的“必要性”和稀缺性就完全足以说明土地的服务的价格。可是他偏偏要接受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例如第三编，第二章，第二节的最后一句。

头一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但是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是这样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他们认为，当他们决定“承认”什么是动因时，他们是在处理分析上的、更重要的是有关社会正义的重大实际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当时的经济学家普遍不肯采用三要素说，这种不情愿在某些场合下又由于一种同它不相调合的价值理论和由于下述事实而加强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确实表现出了某些特点，这些特点是两个“原始的”或“主要的”动因所没有的。所以在整个这一时期一个要素的图式或两个要素的图式幸存了下来。而且，即使是在事实上采用三要素图式的作家也表现了在口头上对另外两个图式让步的趋势①——这就更加使情况模糊起来。

模型。在每一种科学探索中，最先出现的是想象。这就是说，在开始从事任何一种分析工作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挑出我们想要加以观察的一组现象，并且对于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对于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什么是它们的根本性质——首先凭直觉得出一个初步的观念。情况显然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仅仅是由于虽然我们实际上多半不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但却是从我们前辈的工作出发的，或者是从浮现在公众头脑中的观念出发的。然后我们进而使我们的想象概念化，并通过对事实的比较仔细的考察来发展它或者纠正它，这是两件必然会连在一起的工作——我们在任何时候所具有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引出进一步的事实调查，而进一步的事实调查又引出新的概念和关系。我们的概念和我们所确立的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两者的总和或“体系”，就是我们所称的理论或模型。我们已在许多场合看到，在从事分析的最初阶段，概念化是一件多么困难的工作，主要是因为科学工作者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通过不断的摸索，懂得在“解释”所观察的现象时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特别是在经济学中，在分析者清楚地懂得自己工作的性质以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但建立模型，即自觉地使概念和关系系统比却更加困难，是科学研究后一阶段所要做的工作。在经济学中，这样的努力实质上是从坎梯隆和魁奈开始的。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从坎梯隆和魁奈的样式中演化出一种模型，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出现在这种模型中的演员和动因，我们便可以将其简要叙述如下。至于其细节，将留待下一章考察。①此外，我们将在下一节评论“古典”经济进化图式。在本节我只描述一下静态过程的“古典”图式

——这个图式在这方面非常象魁奈的图式。

从亚当·斯密起，大多数英国的“古典作家”都使用了“静态”一词。但这种静态是他们预期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变成现实的一种经济过程的实际状况。从这种意义来理解，静态这个题目就属于下一节。我们这里所谈的是一种不同的静态，它不是一种未来的现实，而只是一种概念构想或分析工具，为了进行初步的分析，用它来把在一个不变的经济过程中所能观察到的那些经济现象分离出来。头一个明确认识到这样做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的人是约

① 一个人接受三要素说，但却可能被口头上的让步所掩盖，这种情况可以用以下措词来说明：资本增加劳动的生产力（或者说资本的职能在于提高劳动的效率）。由于把生产力这种受人尊敬的品质只赋予了劳动，这种措词似乎是指向了一种单一要素的理论，但实际上，就对事实的解释而言，这同“承认”资本是生产的一个动因完全相同。

① 这样做的不便之处是：某些概念在未加充分说明以前，即须使用。可是，这样做也不会有太大的不便。

翰·穆勒。但是马克思要比穆勒深刻得多，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是仅仅在一定的时候自行再生产的一种经济过程的图式。可是，所有其他的作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内，虽然实际上也使用了这种工具，但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他们是以一种偶然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方式使用它的。这一点既属重要，又颇难于理解，故须作额外的评论。

我们已经一再有机会提到经济（或社会）静态学和动态学这种观念的缓慢发展，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甚至在下一时期内都没有完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约翰·穆勒很可能是从孔德那里得到这种观念并用之于逻辑学中的，他给静态学下的定义是：“有关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这种理论把社会经济现象看作是“同时存在的”（《原理》，第四编，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定义本身，作为现代定义（弗里施）的先驱，还算说得过去。这样解释的静态学以（稳定的或不稳定的）均衡概念为枢轴，这个概念在穆勒的著作中和一般“古典”文献中，是披着例如象“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这样的构想的外衣而出现的。但在稍后，我们从上面引证的一段话中看到，他并没有真正想起他用文字所说明的那种静态学，或者毋宁说，他把它同“一种静态的和不变的社会的经济规律”混淆在了一起。我们在稍后将要看得更加清楚，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用静态的方法去研究一种变化的过程（比较静态学，参阅后后，第四编，第七章，第 3（a）节）；我们也可以用西斯蒙第偶尔用过的那种序列分析（这种分析把属于不同时刻的经济数量联系起来）去研究一种不变的过程，即是说，用弗里施所称的那种动态理论去研究它。穆勒追随孔德之后，把动态学理解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理解为对在长时期内造成根本变动的那些力量的分析——这种东西我们在下一节将加以讨论。这一切已经够混乱的了。但我们在这种混乱之上还得加上最后一个因素。除了谈到一种静态理论和一种静止状态

（这是一种分析工具）之外，穆勒象李嘉图一样，也预期经济过程在将来某个时候会陷入一种特殊的静止状态，这不是为了便于研究非静止的现实所使用的分析器具，而是本身就是一种现实。我重复一句，在这一切中，穆勒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每一个人都在摸索的变得明白罢了。

这样就可以用李嘉图的话（《原理》，第三十一章）来描述经济过程的“古典”模型或诸模型的某些基本特点。假设一个资本家“运用值 20，000 英镑的一笔资本”，“利润为百分之十”。在这笔资本中，有 7，000 英镑“投入固定资本，即用在建筑物、工具等等上面”，“其余的 13，000 英镑用作” 工资资本①“以养活劳动者”。“每一年，资本家在开始自己的经营时，手中都掌握有价值 13，000 英镑的食物和必需品[另加供他自己消费之用的价值2，000 英镑的数量，熊彼特]，全部均在一年之中售给他自己的工人，得到同样多的货币，而在同一时期内，他付给他们同样数量的货币作为工资：到年终，他们把价值 15，000 英镑的食物和必需品重新置于他的掌握之中，其中 2，000 英镑”他于是在下一年自行消费。②这种序列分析肯定是最简单不

① 李嘉图写作“流动资本”，但参阅后面，第六章，第 5b 节。

② 李嘉图自然是忽视了机器等等的磨损。这是很容易避免的，但我们没有改动李嘉图的模型。那 2，000 英镑每年必须消费掉，否则就不会是静态过程了。

过的，而这正是为什么我不肯用一组方程或是用一种魁奈式的经济表去说明它。③

第一，在整个这一时期，人们普遍接受了这种模型的一个特征，马克思接受这一特征的程度并不下于萨伊。这就是它所体现的重农学派的观念，即构成经济过程的基本货物（和货币）流量是“垫支款项”的流出和（增大的）流回。但是，和重农学派不同，“古典作家”使资本家成为这种垫支款项的唯一来源，而且垫支财货的价值是在工业过程中而不仅仅是在农业中增大的。然而，它实质上是魁奈的旧想法，这种想法已经被杜尔阁改造过了。我要不厌其烦地加以强调的一点是：这是解释经济过程的一种特殊方式，根本不是由生活的实践所直接提示的：实际上，雇主只是“雇用”工人（或者可以说是“购买”工人的服务），并没有垫支任何东西给他。而且，这种解释只不过承认了以下无关紧要的事实：所消费的一切东西必须是以前生产出来的；或者说，不管任何时刻，社会总是依赖过去而生存，为将来而工作；或者说，原始资本永远包括在我们必须赖以开始的资料之中。J.B.克拉克的同步过程理论，或者瓦尔拉在这方面的体系（二者均在后面，第四编，第七章讨论）完全可以证明：这些事实不能迫使我们将它们变成我们分析的枢轴。但是如果我们真把它们变成分析的枢轴，那就会带来许多后果，这些后果不是简单地拒绝承认所能避免的。如果“资本家”实际上垫支了劳工的实际收入，如果这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货币上的安排，那么在经济过程的要素中就必须承认有贴现和“节制”，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东西；①也就是说，任何有关生产和消费的分析如果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考虑到它们，那就是不完全的。这是如此重要，以致对运用所讨论的这个观念的一切分析模式应当给予一个不同的标签。我们可以称之为垫支经济学，使之与同步经济学区别开来。所谓同步经济学指的是这样一种分析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在静态过程中，下述事实并不重要，即社会在任何时刻所赖以生存的都是过去生产的结果，其理由是，静态过程一旦建立以后，消费品的流动和生产性服务的流动就可以被认为是同步的，因而在这个过程的进行中，社会仿佛是依赖当前的生产而存在的。

第二，我们还可以介绍另一种分析模式（“理论”），虽然它的实际用处是在有关增长的分析中而不是在有关静止状态的分析中。自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否认过，象每一种其他的引擎一样，经济引擎除了对于外部因素的扰乱十分敏感之外，是很容易发生故障的。但是经济模型随其是否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而有所不同：经济过程有或者没有造成障碍的内在趋势（仅

③ 但是，我们从李嘉图那里得到的模型虽然只是一个骨架，仍然可以达到两个目的，这是于读者不无益处的。第一，它可以表明现代的动态分析是什么，以及现代的动态分析同约翰·穆勒称之为“动态学”的那种研究有何不同。第二，它可以说明甚至今天的某些经济学家听来也似乎是自相矛盾的那种东西，即怎么能够用动态方法去处理静态过程，也就是怎么能够用属于一个时间序列的各个数量或者用把属于不同时刻的各数量连结起来的关系去描述静态过程。这个模型所表现的特殊动态分析形式常常称为”时期分析”，其理由是很明显的。

① 谈论剥削可以把这种事情掩盖起来，但却不能改变它。假若有人问我，要推翻马克思的理论结构，我认

为最容易的方法是什么，我肯定会这样回答·从马克思承认资本家垫支工资着手，然后推出这种承认的逻辑结果。自然，我应当加上一句，我回答的问题是，要推翻马克思的学说，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最为简单，而不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最为深刻。

仅是通过正常的运转和根据设计），这种障碍于是使得它失去速度或者按照设计停止正常的运转。我们在后面将要讨论的各种形式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可以作为例子：它们全都认为，由于过分储蓄或其他原因，经济制度在它发生作用的过程中由于它自有的设计或逻辑而产生了拉力或压力，这种拉力或压力——真正地或假设地——表现在（例如）不能按可以维持成本的价格出售其所能生产的产品上。请原谅，我要采用两个名词：一个是“有障碍的”，用于承认在经济制度中存在有发生故障的内在趋势的那种模型，一个是“无障碍的”，用于不承认有这种内在趋势的那种模型。在此刻，我们从应用这种区分所得到的只是这句话：迄今所建立的一切静态过程模型都是无障碍的。例如，马克思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他的“简单再生产”图式中是没有障碍的；障碍只是随同“积累”才进入他的图画中。

作几点评论也许是有用的。首先，虽然所有的经济学家的确都承认，经济引擎在受到刺激时有发生故障的倾向，并对外部的干扰很敏感，然而经济学家仍可能在以下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即这种发生故障的倾向和对于干扰的敏感性究竟具有多大重要性，特别是相对于它们在一种计划经济中所具的重要性而言，二者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在估计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的相对效率时，这些问题是很可能造成巨大差异的。其次，让我们注意，正因为这一点，建立无障碍的模型并不牵涉到辩护或“粉饰”的问题。因为，建立这样一种模型的经济学家有可能过于强调他所要描述的经济制度的敏感性，以致他可能由于这种敏感性而把这种经济制度的效率估计得比较低，而另外一个喜欢有障碍的经济模型但并不过分强调障碍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则可能把那种经济制度的效率估计得比较高。马尔萨斯的经济增长模型是有障碍的。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计划者”。最后，要注意，分析家是建立一个有障碍的模型还是建立一个无障碍的模型，这种抉择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分析上的便利与否的问题。两个经济学家对于他们都承认是一种压力的东西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但是，一个人可能认为先建立一个无障碍的模型然后再把压力加上去是更为有益的，而另外一个人则可能认为把压力好象是当作一个原始参加者，一开头就把它包括在他的模型中以便得到一个有障碍的模型是更为有益的。同一个人，为了某些目的可以这样做，而为了另外的目的又可能那样做。仅仅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力把研究同政治分离开来，或者是由于我们完全有理由地怀疑别人不能用一心忠实于真理的态度进行分析，才使得经济学家所作的上述抉择成为问题和党派争执，而在较为幸运的研究领域，这种抉择是不会使任何人感兴趣的。第三，我们据以开始的模型可以用各种方式变得复杂起来而不丧失它的

根本简单性。例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引入当前的生产者财货的生产，并考察存在于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简单均衡条件。①还有，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引

① 马克思比他那时代的任何其他经济学家更加直接地受到了魁奈的启发，并且更加清楚地懂得这种研究的重要性。他试图从魁奈的《经济表》出发，建立他自己的经济表或再生产图式。在这个尝试中，以及在用算术的或代数的方程式去代替经济表的尝试中，技术上的困难使得他未能走得很远。然而，一心要成就大事业的马克思凭直觉所看到的要比他所能表达的为多。他的努力自然是集中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简单”再生产。但他正确地提出了达到静止状况的条件，正确地提出了消费财货和生产财货两个生产部门之间达到均衡状况的条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 P.M.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以及都留重人为该书所

入仆人、医生、教师等等。更重要的是，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在这个模型中，第三类演员——地主怎么样了？在李嘉图的原文中他们为什么没有出现，马上就会看得清楚。马克思把他们当作“资本家”的一种附属物。“资本家”

雇用劳动并从它榨取“剩余价值”。但这种剩余价值并不全是李嘉图的利润。“资本家”必须同地主分享他的掠夺物，即剩余价值。

这样，在分配这出戏的第二幕，剩余价值便被划分为利润和地租，因此二者只不过是一个单一的剥削所得的两部分。可是，每一个没有被教条灌输完全蒙住眼睛的人马上就会看出，就事实的描述而不是就鼓动性的词句而论，这同这样说是一样的：资本家雇用土地的服务，其意义与他雇用劳动的服务完全相同。事实上，为了得出这个结论，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地主能够攫取“资本家”的掠夺物。唯一的答复是，土地的服务也是生产的必要条件。我们一旦了解了这个不很深奥的真理，就会得出对任何不怀偏见的人来说似乎必然是要采取的最自然的观点：地主应当同劳工一道，作为另一类生产性服务的所有主，进入静态过程的模型，在每一时期的开头（或者当中），这种生产性服务随时准备着同人们认为“资本家”拥有的收入财货相交换。①这自然也应当推广应用于拥有非工资资本的“资本家”（或任何这种人）。

第四，我们关于“动因”的讨论肯定会使读者预料到，填入该模型的框架中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关于生产和分配的理论（或理论类型），这两种理论在约翰·穆勒的那本斑驳杂陈的著作中被很蹩脚地撮合在了一起。这是因为三动因和三报酬学说被人接受得很慢（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什么），以致那些显然是较为原始的分析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很受欢迎。

于是，一方面，我们有主要是同杜尔阁和萨伊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分析；亚当·斯密也部分地，含糊地，并且同一些不能相容的因素混在一起，略述了这种分析的梗概。这种分析在最完全和最深刻的意义上接受了三动因和三报酬学说。让我们重述一下该学说的含义。按生产这个名词的经济意义② 来说，生产只不过是通过购买而把各种必要的和稀缺的服务结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必要的和稀缺的服务都获得一种价格，而这些价格的确定就构成了分配或收入形成的全部基本内容。因此，在完全同一的一系列步骤中，这个过程既完成了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又通过估价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生产性服务，完成了分配或收入的形成。这样，在这个图式中，资本主义

写的附录中得到所需要的一切。

① 这是个奇怪的想法，根据这种想法，拥有资本的雇主也拥有洋白菜和鞋，他们将其售给自己的工人。我们必须把这种想法看作是一种简化方法，用来揭示隐藏在货币经济中大量变化不定的表面现象之下的本质和意义。自己不生产食物和必需品的“资本家”被假定是从生产这些东西的“资本家”那里得到它们的。即使承认这个图式正确地揭示出了事物的本质，我们也还得指出，它忽视了那么多的中间步骤，并且把各种本质弄得如此千篇一律——这样做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古典”储蓄和投资理论——以致能否从这样一种理论得出实际结论是成问题的。

② 绝大多数作家坚持从技术方面来给生产下定义，很可以说明大多数作家在概念化这一工作中所遇到的困

难。他们从哲学观点论证说，人类不能“创造物质”，只能移动物质的位置，按有用的方式改变物质的形式，并从哲学观点论证了其他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萨伊的生产创造效用的说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远更重要的，是他在给企业家活动下定义时强调了各种服务的结合。

的生产和分配就不再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那样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我们只看到一个选择和估价的过程，生产和分配只是它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在这个图式中，各种收入都可以用同一原则来加以说明，这就是给相互合作的要素的服务定出价格的原则。表明这一原则——就消费者财货及其服务而言是非常明显的——怎样也可以应用于生产者财货及其服务，这种分析工作在下一时期的归属理论（参阅第四编，第五章，第 4a 节）兴起以前并没有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更不要说去完成它了（但少数的先驱者如朗费尔德和杜能或许是例外）。但在萨伊的《概论》中，基本论旨已得到了明白无误的表述，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分配过程，归根结底是相互交换生产性（或直接消费性）服务的一张网，雇用这些服务的企业家只不过是中介人。在英国的主要经济学家中，罗德戴尔、马尔萨斯和西尼尔或多或少地理解这种想法。但只有萨伊相当成功地利用了它。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由于反对者完全缺乏理解，由于拥护者甚至对最基本的数学工具也一无所知，这个有希望的开端不仅在后来几十年中处于冬眠状态，而且还得了个肤浅和无用的坏名声。

另一方面，还有另一类分析，李嘉图的迁回就是这种分析的突出例子。说李嘉图完全没有看到上面所描述的经济过程的那一方

面，自然不免言过其实。他不时瞥见了它，因而如果奈特教授责备李嘉图根本没有看出分配问题是估价问题，那他也许就走得太远了。①但李嘉图未能看到由估价方面所提供的说明原则，这倒是真的。他未能做到这一点，是同他的著作的一个特点密切联系的，这个特点对于了解他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好地证明了，李嘉图实际上走了一条弯路，脱离了经济学家努力的历史路线。

对亚当·斯密、A.马歇尔和我们自己来说，决定“社会产品”

或“国民总所得”或“总净产量”的大小和变化速度的那些要素是极端重要的。但李嘉图的看法不是这样。反之，在他的《原理》第一版的序言中，他告诉我们：“确定调节这种分配[总产品在地主、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分配，熊彼特]的规律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这就是说，他几乎把经济学同分配理论等同起来了，言外之意是，他对——用他的话来说——“调节总产品的规律”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话要说。采取这种看法是很奇怪的，虽然必须立即加上一句：他并没有老是坚持这种看法，正如他讨论对外贸易和论机器的各章所表明的。可是，这种看法使我们能够用四个变量之间的方程式去陈述李嘉图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净产品等于地租加利润加工资（每一样东西都是用李嘉图的价值来衡量的，参阅后面，第六章，第 2a 节）。不仅如此，这种看法还去掉了这四个变量中的一个。因为，既然我们关于总净产量没有什么话要说，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无论是大还是小的数量作为已知数。这样我们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只包含三个变量的方程式开始的。但是一个包含三个变量的方程式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李嘉图（第二章）把他自己放在农业生产的边际上，在那里地租等于零。要仔细观察这对李嘉

① 参阅 F.H.奈特；《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载《加拿大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杂志》，第一卷，1935 年2 月。但是奈特从李嘉图给麦卡洛克的一封信中引证了一句话，有效地支持了他的指控，这句话是说“整个产品在地主、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分配比例实质上与价值学说无关”（同上，第 6 页脚注）。即使从李嘉图自己的观点来说，这也不是真实的。[实质上这个脚注已出现在前面第 3 节中。熊彼特在他临终前

抽出了这一节（第 5 节）准备加以修改（他的接语表明他是不满意于这种粗疏的论证的）。]

图的分析结构意味着什么。无数的作家孤立地讨论韦斯特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心中只有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韦斯特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不能孤立地，也就是说，不能不联系韦斯特和李嘉图的整个体系来加以讨论的。只是在这个体系之内它才获得了分析上的意义，而且，事实上是由于李嘉图没有能力处理联立方程组，才不得不采用它的。在韦斯特和李嘉图的整个体系之外，它的意义是很小的，几乎不值得去费心思。

让我们接着谈下去。在那种地租理论完成它的唯一目的即把我们方程式中的另一个变量消去以后，在生产边际上就剩下一个包含两个变量的方程式了，这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李嘉图想到，工资实际上也不是变量，至少在那个方程式中不是变量。他以为他从外部的考虑知道在长时期内工资是怎样的：在这里旧的魁奈学说出现了，并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得到了补充——工资大体上等于使“劳动者平均能够维持生存并使其种族维持不断，但不增也不减”所必需的东西。因而最后我们达到了神圣的目标：剩下的唯一变量利润也确定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称这个补缀品是巧妙的，但不要否认这是一个补缀品，而且就这一点说，是一个颇为原始的补缀品。马克思的图式也很容易受到同样的反对。①他也把地租从基本问题中消除

了，虽然所用的方式不同。他的分配方程式——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来说—

—是这样：净产品等于工资加剩余价值。

我们重又可以把净产量当作已知数。剩余价值重又是一个余额，其确定随确定工资的外部考虑为转移。

反之，约翰·穆勒的体系则吸收了足够的萨伊想法——此外还从西尼尔的节欲观念得到了足够的帮助——因而免于任何这样的反对，并且为马歇尔将要建立的完整模型提供了一切要素。但是他保留了那么多的李嘉图遗迹，以致杰文斯和奥地利学派看不出他们是在发展他的分析，反而相信他们是在摧毁这种分析，是情有可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