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

在前面第二章里，我们几乎没有谈到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派别或社会主义运动。我们是从大处落墨的，因而很少有机会谈到它们。这种疏忽可以用几句话来加以弥补。十八世纪下半叶产生了若干孤立的社会主义

（或半社会主义）著作，但在法国革命以前，并没有能够称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东西。法国革命本身，在起源、性质和观念形态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 1791 年后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思想两方面的解体却同这样一种文献连在一起，这种文献本身虽然无足轻重，却表明了在法国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中间具有一种并非暂时性的社会主义情绪，并且帮助了这种情绪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暗地里保持活跃。这就为在第二帝国出现以前，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具有一种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

性质的文字宣传活动和其他宣传活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①1848 年的革命在起源上虽然也是资产阶级的，但迅速地表明了存在着可以说是革命社会主义部队的参谋本部的东西，甚至存在着管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或多或少是明确的计划。资产阶级集团被吓得要死，它们做了路易十六所决不可能被

① 不过，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运动的文字成分也为拿破仑第三的权威社会主义提供了一部分思想，正像信奉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工人为拿破仑掌权提供了一部分政治支持那样。

说服去做的事情，即在还不太晚的时候，用武力镇压革命，这样，在现代社会主义文献方面，法国在时间上就抢先了一步；而在所有各国的工商阶级中，法国的工商阶级在这个时期是唯一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阶级。英国 1836—1839 年的和 1840—1848 年的宪章运动，②都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尽管这种运动在早期的工会组

织中有着基础，这就使得它从另一种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更加严重。唯一重要的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是德国的劳工运动，它产生了两个有组织的政党：拉萨尔的德国总工人协会（1863 年）和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的社会民主工党（1869 年），二者在 1875 年合并了①。这里之所以提到第一国际的建立和经历（1864 年），仅仅是因为马克思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

②

**[（a）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应当记在心里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在下一时期开始之前，还不曾到来①。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中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协会主义的。

②协会主义这个名词用来表示所有各种各样采用下列原则的社会主义计划：由

② 应当记住，“人民宪章”本身是由威廉·洛维特同弗朗西斯·普莱斯这个边沁门徒一道起草的，是功利主义的而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事实上，它的“六点”除了彻底的议会改革之外，并没有体现别的什么东西。

① 不论是 A.倍倍尔的还是 w.李卜克内西的成就都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但却不能不提一下费迪南

特·拉萨尔（1825—1864；请读者注意乔治·布兰德斯所写的传记，还有几木其他的人所写的传记）在社会学分析和经济分析方面的功绩，以后就没有机会再提到它们了。拉萨尔是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卓越才能和百折不挠毅力的人，他自始至终是个活动家，他的学术研究活动，更不要说科学研究活动在其令人心醉、使人兴奋的一生中，总是居于次要地位，虽然他也总是热心地从事学术活动。他的最完美的著作《勤劳所得的权利体系》（1861 年），也许应当算作一个例外，这是使得许多专业法学家为之目眩的一部辉煌的法律社会学著作。可是，如果我们把这部著作作为一个例外，如果我们认为那是真正集中精力的产品，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在表现出非常渊博的哲学知识和法律知识以及强有力的批判能力的同时，也表现了缺乏独创性。他的其他著作也同样缺乏独创性，但并未由于学识渊博而得到挽救，虽则仍然显示出了远远超出一般社会主义作家或其他作家之上的能力。三本最重要的经济学出版物，《工人纲领》（1863 年）、

《坦白的回答》（1863 年）和《巴师夏一兹尔兹·冯·德里梯施先生，经济学上的凯撒》（1864 年），全都是才气焕发的小册子，就分析而论，它们体现了有点儿肤浅的然而又是利用得很好的“李嘉图主义”—

—这同拉萨尔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他把似乎时他是有价值的唯一经济学称为一种对李嘉图学说的“内在的发展”。顺便说一句，他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的相同之处，仅止于此。把拉萨尔称为马克思学说的普及者威信徒，都是十分错误的。谈到宣传鼓动的策略或者实际的提议，他同马克思恰好是两个极端

——这就造成了阻碍德国政治社会主义前进的分裂，这种分裂一直持续到 1875 年（哥达代表大会），在这一年，按照一个对拉萨尔的观点作出了巨大让步的纲领实行了两派的合并，这是马克思所极端厌恶的。

② 但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对这次演出感到骄傲。它的内容透露出一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妥协所造成的影响，但是这种妥协在使他人陶醉的时候，就已激起了马克思的愤怒，事实上，正如马克思自己幽默而又悲酸地指出的，它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① 让我立即指出，就分析而论，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不仅是在下一个时期开始的，而且也是在那个时期终了的。这个说法似乎令人奇怪，因为我们十分自然地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纽约的复活，但是这个说法将在后面得到证明（第四编，第五章。第八节）。

② 这个词使用起来很方便，我请求推予使用它，虽然我知道在同一本书中把同一个词用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是很别扭的（观念联想论和协会主义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

工人协会来管理生产，并通过生产者合作社来进行社会改造。因此，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超乎科学之外的，因为它本身所关切的主要并不是（批判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而是一定的计划和将其付诸实行的办法。此外，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还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些计划包含了根本经不起科学分析的关于人类行为和关于行政管理与工艺技术可能性的假设，由于这两个缘故，马克思把协会主义的作家纳入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范畴之中③ 并同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是极其正当的。因为他认识到，他们是在损害严肃的社会主义的威信。到 1840 年时，他们已经在事实上使得“社会主义”

这个名词具有一种空想的意味，这有助于说明法国经济学家所特有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①对他们来说——而这是有理由的——社会主义开始意味着两种东西，那就是暴力和胡说，“乌托邦主义者”的某些想法实际上是十足的胡说，在一些场合下，肯定是病态的胡说，几乎不能十分认真地看待它们，虽则 L.勃朗（1811—1882）②也许应当算作例外。对我们来说，这诚然不是据以忽视他们的充足理由：在奇想和梦想中也可能隐藏着正确的分析。可是，根据这种精神所作的探索，得到的结果是不多的。并不是我们没有在这里或那里找到正确的推理或正确的观察；但是所能找到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我只准备提到罗伯特·欧文（1771—1858）和沙尔·傅立叶（1772—1837）这两个突出的例子，他们和圣西门一道曾一度使美国人倾倒。

我们借此机会略微看看“美洲的（而不仅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运动”。① “科学”一词同这个运动联在一起时，必须从类以它在“基钎教科学”一语中的那种意义而不是从通常的意义去理解，因为几乎没有真正科学的努力。一个造成富裕阶层比造成文化传统更快的社会，除了很容易接受外来移民的影响外，还很容易接受各种思想的不平衡的渗入，少数人享有闲暇——即有

③ 马克思把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部称为空想的，而称他自己的为“科学的”。可是，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对让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作科学证明，因此，对他来说，“空想”一词不应当同“不严肃”具有同一意义，虽然那个词曾经具有这种意义。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指的是没有能看出这种不可避免性的经济学家，或者更严格地说，指的是相信资本主义秩序将无限期地存在下去的经济学家。如果读者注意到，这样的定义同通常赋予这些名词的意义并不是一致的，那他就可以避免许多误解。

① 恩格斯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言的标题上，马克思之所以选用“共产党”而不用“社会主义”一词，

是因为马克思下喜欢一个已经获得了一种“体面”气味的词。然而，更可能的是，马克思之所以下喜欢它，是因为它已经获得了一种奇怪的气味。

② 路易·勃朗（《劳动组织、论丈选集，1839 年初版）无疑地也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倾向和修辞学倾向的协会主义者，这就使得他从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批评者那里赢得了一种半是仁慈的轻蔑。但是他的建议同例如欧文的建议的不同之处。是它们具有一种实际可行的因素，这特别表现在赋予官僚机构（国家）以比监督更多的作用上。这种因素使人想起它可能对拉萨尔有过影响。勃朗一度提议把已经关闭的工厂交给工人，这个提议在 1930 年和以后又有某些社会主义者提出过。根据“按需分配”的原则来实行分配是他的一个得意的想法（虽然他没有坚持这种想法），而这句话在他当时的和以后的让会主义者中间流行，可能就是由于他的原故。

① 这个运动的美国分支在 L.L.伯纳德和 J.伯纳德的《美国社会学的起源：美国的社会科学运动》（1943 年）

一书中得到了描述。

一些悠哉游哉的文人——并具有开阔的心胸，这可以用热情和急进主义去补偿生意中的精明，这些人在除生意外的所有其他事情上都是豁达大度而又不加批判的。这种热情中的最具特色的一种，就是外行人对“科学”的喜爱，特别是对社会炼金术的喜爱，因为对充满了无法利用的精力的那种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来说，真品还不及赝品的一半那么令人兴奋。这就是这个运动的社会学。在给予美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以推动方面，它的重要性如何，这是难以评定的，就像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对于认真的研究究竟具有多大重要性难以评定一样。实际上，我们可以把社会科学运劝看作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在美国特有的对你物。我看不出它同最后在美国建立起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成就之间有什么关系，并且倾向于认为，它在南北战争时代的逐渐消失，比它的出现更有利于社会研究。但是读者很容易看到能够用来证明相反论点的全部东西。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无疑应加以认真对待的协会主义的鼓吹者呢？这呀，首先，有着由法国协会主义肯定是成功地创造出来的文学风尚的影响。其次，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广泛的社会改造计划，有着从实际的合作运动及其文献所得到的——自然是完全不合乎逻辑的

——支持。我想，这两个因素就是产生拉萨尔的协会主义的原因。这种协会主义提出了生产协会计划，生产协会将由国家给予补助，由于有这个有利条件，生产协会将在竞争中击败私人企业。①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对马克思和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协会主义可能是胡说；

但对边沁主义者来说，它并不是胡说。事实上，看一看功利主义者关于人心和关于社会关系的性质的看法，即足以表明：一旦承认了关于个人的地位——和实质上的平等——的那些假设，协会主义者的希望就不再是荒谬的了。而这也是产生约翰·穆勒的谨慎的协会主义的原因。②

[（b）政府主义。]如果我们把协会主义的原则推广到政治领域，并想象不仅工业企业已分解成为工人合作社，而且民族国家也已分解成为自愿组成的“公社”，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无政府主义——其最明白的，但不是最正统的或最一贯的解释人，是 P.J.蒲鲁东。①在这里，不论是对于他的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还是对于他的哲学，我们都不感兴趣。他自己称其哲学为黑格

① 虽然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个人，但是否也应该认真对待他的计划，却很成问题。人们只要研究了拉萨尔的充满了崇高努力和悲惨失败的一生，就会感到自己是在研究德国悲剧的一个重要方面。换句话说，拉萨尔是个天生的政治领袖，自觉到具有无比的力量，而对他的计划轻而易举提出反对意见，就像指出迪斯累里的早期思想在逻辑上的弱点一样没有必要。真正的反对办法莫如任命他去担任内阁阁员。而这正是普鲁士所天生办不到的。

② 关于应在多大程度上把约翰·穆勒看作是社会主义者，参阅下面第五章第 1 节。穆勒可能对拉萨尔有过影响。

① 在有关蒲鲁东的文献中，我只提一种确实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虽然在这类文献中还有几种其他的著作：卡尔·迪尔的《P.J.蒲鲁东：他的学说和他的生平》（1888—1896 年）。在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家中间很少见，就像马位车在纽约很少见一样，他是个真正的、活生生的无产者。他是一个自学出来的人，而他的缺乏训练，在他许多著作中的每一页上都表现了出来。他的某些想法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在以前就刊布过的。但几乎可以肯定他并不知道这些英国社会主义者。

尔哲学，虽然我觉得更容易把它同费希特的哲学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是对于他的经济学感兴趣，因为它为在一个没有威望的科学中不幸经常遇到的一种类型的推理提供了一个绝妙的例子：这种类型的推理，由于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由于完全没有能力去使用经济理论的工具，而达到了无疑是悖理的、并且为作者所完全承认是悖理的结果。但是作者不是由此推论说，在他的方法上可能有某种错误，反而推论说，他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有某种错误，以致他的错误被以极大的自信心宣布为得出的结果。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 年）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杰出作品。例如，他提不出一种可以运用的市场价值理论。但他得出的结论不是“我是一个蠢人”，而是“价值是极端愚蠢的”。马克思的严厉批评（《哲学的贫困》， 1847 年）完全是应该的，虽然并不是在每一方面都切中要害。可是，应当指出，蒲鲁东是否能称作一个他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这还是有疑问的。因为，虽然在为他树立名声的一本小册子（《什么是财产？》，1840 年）中，他重复十八世纪的一句话，把财产说成盗贼，但他的计划却是免费信贷而不是消灭私有财产：用一个公共银行的银行券来发放无息贷款，从而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生产手段并成为所有主——某些现代的“社会信贷”计划还将重新提出这种想法。

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这个马克思所最厌恶的人，在分析史中是没有地位的，正如他自己会首先承认的一样。①但是另外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提出了一项分析，这个人就是设在威斯康星州的“公社”的创办人魏特林。②他的具体计划同我们无关，但他的贫困理论则确实同我们有关，因为它似乎享有一种不朽性：它总是一再出现。这种理论属于社会批评的类型，它像亨利·乔治或 F.奥本海默的理论一样，把贫穷迫溯到土地私有制。③按照魏特林的意见，只要有自由的土地，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土地，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其他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私人经营企业。一切麻烦的产生，任何一种财产成为可诅咒的东西，只是在土地变得稀少，因而成为财产权的客体之时。我想要读者从这一点取得的教训有二。头一个是经济思想的社会学方面的教训。即使像洛克那样一个吹毛求疵的思想家，对于下述命题的分析价值也没有什么挑剔：上帝把土地赐给所有的人共有。而这个想法在所有的时代都表现出来了，虽则形式极为不同，甚至在声称要表述严格经验主义的思考结果的著作中亦复有之。另一个是从错误的分析中得到的教训。在许多实际的和可能的场合下，农业部门的制度结构的确可能是要对群众的贫困负责，即是说他们的生活标准比在一个不同的结构下可能会有的标准要低些。为了证明这种可能

① 下一时期最著名的共产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在分析上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努力，而他的法律社会学并非没有意义，不过意义不是太大，因而我们有理由不讨论它。当然，对于一部（与分析史不同的）经济和政治思想史来说，他和巴枯宁二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经济和政治思想的社会学来说，就更是如此。沙皇俄国的社会怎么会在其较高的和最高的集团中产生革命的共产主义，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十分吸引人的问题：在共产主义冲动的各种培育室中，第一流的骑兵团并不是最坏的培育室。

② 威廉·魏特林（1808—1871）：《人性：它是怎样的和应当是怎样的》（1838 年）；《和谐与自由的保

证》（1842 年）。

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农业社会主义者都这样做。

性，我们只要设想这样一种状况就行了：土地是如此之多，以致可以成为一种自由财货，但它却被单独一个土地持有公司所垄断（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说），这个公司定出了使用土地的垄断价格。于是比这个例子略见真实的那些例子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的证明：仅仅由于土地私有制这个事实，就必然减少了实际工资总额。这个一般的命题能够被一个相当简单的论据所驳倒，任何一个人，只要用几分钟去想想为什么私有财产会产生那种结果，就必定会碰到那个论据。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有这种怪念头的人肯花这几分钟的时间，并且即使他这样做了，他也宁愿——像卢梭在奇迹问题上一样

——发疯而不放弃那个安慰他的感情生活的想法。而某种这样的怪念头，虽然不一定是这一个，却是就经济问题进行写作的人们中多得可悲的人所最珍爱的东西。①

如果我们不去触动民族国家，不是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在原则上自给自足的小小的自由集团，而是组织成为比较像（虽然不一定是十分像）中世纪的工匠和商人行会的职业集团，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合作国家”的思想。这种思想是由费希特和像巴德那样的许多天主教作家提出来的。主要之点是：这些计划并没有假定国家应当管理这些社团，而无宁是刚好相反：①因此，不应把它们同现代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与后者不同，它们在构想上是反国家主义的。这些作家中没有人肯在经济方面去费许多心思。有趣的是他们的文化幻想。从我们的观点看，无须作什么评论。

在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卡尔·马尔洛的著作，②他是被诸如罗雪尔和舍夫勒这样的非社会主义作家评论得很多的作家。

他不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他计划在自由主义的“昔拉”和共产主义的“卡利布底斯”*之间走中间航线，通过对工业实行大规模国有化以及在不实行国有化的那部分经济中建立社团组织，来保证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马尔洛很关心他的制度的效率，关心人口问题，关心保险问题，正是这种责任感使他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赞扬，而且在一个主要是计划者的人身上具有这种责任感是十分令人惊奇的。但在此处使我们感兴趣的唯一一点，是他对竞争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一方面，他描绘了一幅工人阶级状况的图画，和恩格斯的图画一样阴暗。③另一方面，他不是把这种状况归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通常——虽则不是必然——具有的特定历史情况，而是归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如果听任这种内在逻辑发生作用，总是会使劳工的命运陷入日益悲惨的境地。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从 1850 年左右的情形来看，这幅关于事实的图画也是有偏见的。因为，即使在那时，已经有了统计数字，任何一个外行人都可以看到，关于奴役和饥饿的风谈，尤其是关于大众贫困化日益增长的风谈，除特殊情况外，实际上是

① 某些读者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谈共产主义时，我不提卡贝。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关于他没有什么可说的。

① 即使把一定的协调职能或监督职能给政府，这些社团也仍将拥有很大的自治权。

② 即以卡尔·G.温克尔布勒希（1810—1865）的笔名发表的《劳动组织的研究》（1848—1859 年）。*昔拉（scylla）是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中的岩礁，其对面有漩涡名为卡利布底斯（Charybdis）：喻左右为难。—

—译者

③ 我们借此机会再提一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有影响的书，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1845 年；英译本，1887 年），这本书的影响至少在德国远远超出了社会主义正统派的圈子。

没有根据的。第二，我们可以看到，马尔洛所作的分析努力也具有同一方向的偏见。因为马尔洛对于竞争资本主义的分析，完全没有考虑到关于奴役的命题的明显代替物是什么，也始终不去注意在资本主义过程中倾向于从另一个方向发生作用的那些机制。但是这种惯常的偏见同指数的偏差或者个别消息来源中的偏差显然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由意识形态幻觉产生的偏见，这种偏见是从作者的超分析的信念中产生的，不论是事实还是论据都影响不了它。驳斥这种偏见的事实和论据所遇到的，是道德的愤怒。

正是从这一点着眼，我们才认为马尔洛还值得一提。虽然他个人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或影响，他却是许多这样的作家之一：这些作家在十九世纪中叶左右，促进了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思想意识的凝固化。这种思想意识的主要特点到 1776 年就已经全部出现。它们在以后的七八十年中，通过这样一些作家例如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马尔洛和许多其他的人的努力，而变得日益明确。于是这幅图画便固定下来了。这就是说，对于很大一部分经济文献和公众来说，它达到了“人所共知”的状态，在日益众多的人们的心目中不再受到怀疑，而被认为是当然的了。在这些人们的思想中，它代替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后者日益与之脱离了。这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那幅图画。这也是肤浅的急进主义直到今天仍赖以获得力量的图画。①

**[（c）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我们能够无止境地谈下去，但是，既已从三个例子中了解到为了我们的目的从这种文献中应该了解的一切东西，我们如果再谈下去就不会有大大的收获了。②可是，还有一个名字必须加上，那就是圣西门。大体说来，这个病态的天才——用艾米尔·法盖的话来说，是“极端疯狂的聪明人”——只是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一个人对于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性和他对于经济分析史的重要性两者是不同的。圣西门的名字在经济思想史中是永垂不朽的，这是由于一种半宗教性质的启示和由于门徒们把这种启示——不是没有更改它——变成了一个宗派的信条。关于圣西门身后的成功，著述很多：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英法、德国，特别是在美国和拉丁

① 要认识到这一点实在不会有任何困难：当劳工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仍然有人真诚地相信工人阶级的穷困、无助和受挫，对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便是“思想意识的凝固化”。考察一下那些精心的论证，只会加强这种诊断。但是，这种凝固了的思想意识，可以满足人们内心的强烈欲望，因而拚命努力为自己辩护。

② 有一个人像魏特林一样可以很好地达到我们的目的，虽然要比更为严肃的马尔洛差一些，这个人就是查尔斯·霍尔，参看他的《文明的影响》[即“技术的进步”]，1805 年。就他来说，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虽然在所有其他的方面都是相同的，却会表现另一个——虽然是同性质的——对社会科学的社会心理学并非不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提出下面的问题来加以说明：既然这个人无论如何算是一个能干的医生，那么在社会批评的领域内，他怎么有可能使用会使得他不能通过他的医学博士考试的思想方式呢？我所说的不是他的建议，而是他在推理和处理事实的形式上的特性。另一个这样的人是 J.F.布雷，参看他的《劳动中的不公正现象及消除办法》（1839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重印，1931 年）。关于他，我想要说的只是，不应当这样去侮辱马克思，说布雷在任何一点上都抢在马克思的前面：任何主张剥削的论据，都会成为同马克思有某种渊源的令人误解的证据。F.于埃的著作（《基督教的社会影响》，1853 年）提出，当人死亡而遗产被让与时，应在青年一代中分割遗产，特别是分割土地，这表明圣西门的思想在天主教的中心也有人赞成。“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稍后将略予考察。关于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参阅 C.E.雷文的《1848 至 1854 年的基督教社会主义》（1920 年）和 L.布伦坦诺的《英国的基督教社会运动》（1883 年）。还可参阅 J.O.赫茨勒的《乌托邦思想史》（1923 年）。

美洲，出现了圣西门主义集团，甚至还出现了一种范围远更宽广的圣西门主义的学术风尚。但是这种集团都有小小的核心，它们迅速地驱散了严肃的成员，并由于对信条作了异想天开的发展而使自己名誉扫地。在这些核心的周围有着人数更多的信徒，他们的归依并不是十分真诚的，而主要是口头上的。至于对那种学术风尚究竟应赋予多大重要性的问题，像在所有类似的场合下一样，直到世界末日以前，人们的意见将是不同的。一旦我们看出了这种启示的两个主要特点，那种风尚也就解释清楚了，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从任何其他信条中所找不到的某种东西：一方面，是它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是它对“科学”（技术）和工业制度的赞美。在其他的人道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工业会给全人类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前途感到愁眉不展和疑虑重重的时候，圣西门却提供了安慰。在其他热心于工业进步的人士严厉苛刻和冷漠无情的时候，他却宣称为一切人所共有的黄金时代将到来。正是这两种特点结合在一起，使得圣西门主义一时很受创办企业的金融家的欢迎，例如很受以创办“动产信用社”而闻名的皮埃尔兄弟的欢迎。但是，难道读者能够受到唯智论者的错误想法的严重影响，以致相信，如果没有圣西门的教导，动产信用社就不会恰好像实际情形那样建立起来和经营下去，就不会恰好像实际情形那样垮台吗？

可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圣西门的看法虽没有用分析工作去加以补充，但它在两个方面仍然同我们有关。第一，有一种社会变化的构想，这可以说是隐约地预示了经济史观。圣西门对旧制度的崩溃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有一种敏锐的现实感，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对于任何一个不是卢夫罗阿家族的人，这种感觉不会这么自然地产生。圣西门把现实简化为封建世界的崩溃和在经济（技术）发展的压力之下的工业制度时代的到来，从而抓住了社会组织永远变化以及在其中的经济阶级的斗争的某些要素，他的想法是，他要用“科学”的惊人成就去领导人类摆脱这种斗争，这一半是说大话，但是这种大话中也闪烁着深刻的悟力。①第二，有一种对于资本主义过程的真实性质的理解或瞥见，这是马克思和他的同时代的资产阶级人士所都没有的，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圣两门看出了实业领导的关键作用。诚然，他把企业家同设计新工艺技术的“科学家”混同起来了。并且他把他的看法用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而不是像马克思如果处于他的地位会做的那样，用

于解释实际社会过程。但是，他引入一个新因素，这一新因素本来应革“古典”经济学的命，并且可能使分析的——有别于规范的——平等主义归于终结的。然而，从他的看法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社会主义——如果他的“体系”还能够称为社会主义的——是教阶制度的①而不是平等主义的。而经济学家也就完全未能开发这个矿藏。

① 可是，我不认为，这对经济史观是马克思所独创的这种主张会有重大的损害。因为我觉得很难想象，任何一个自己没有这种想法的人，能从圣西门著作的暗示中得到启发，而去构成这种想法。最坏的情况不过是，圣西门在这方面之为一个先行者，也像布丰和伊腊兹马斯·达尔文之如查尔斯·达尔文的情况一样。

① 这在安凡丹和巴扎德在 1830 年写给国民议会主席的一封信中看得非常清楚，读者在格雷教授的《社会主义传统》第 168 页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原文。让我再加上一点：圣西门也谈到了“协会”，但是这同上面讨论过的协会主义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