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货膨胀和恢复兑换硬币的讨论中得到的巨大收获

构成的准备金保持固定的比例关系。这种见解，在后一时期的末了才由欧文·费雪提出，在当时是由桑顿明确持有、由奥弗斯东勋爵隐含地持有的。

诚然，穆勒的成就中没有一个因素是始原于他自己的。然而他的成就却具有历史功绩。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导向他的地位的道 493 路上的几个里程碑，这两点就会显现出来。①

1800 年左右开始就货币政策问题进行写作的英国人，对于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的英国著作知道得非常少，对于这些世纪中的非英国著作则知道得更少，事实上几乎是一无所知——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当时和现在一再丧失以前积累的知识如何损害了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坎梯隆和加利亚尼，对斯图尔特也知道得不多。甚至较为博学的桑顿虽然知道洛克、休谟、孟德斯鸠、自然还有亚当·斯密②的著作，却对其他人了解得不多。实质上他们是从头开始，这就很可以说明，即使是其中最优秀的人，为什么也常常出现最原始的论证，由于我们主要不是对争执的实际问题感兴趣，而是对他们在讨论中所使用的方法并且只对与货币理论的基础有关的那些方法感兴趣，所以这方面没有多少可报道的。

我们已经看到，停止赎回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枢密院命令”（1797 年），是对危机和挤兑作出反应的预防措施。政府向英格兰银行借款，在几年之中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可是，当价格开始上升、汇率开始下降时，文章和小册子连续不断地出现，其主要论题是，不兑现银行券的“过度”发行，应对这些“坏事”负责。从他向两个“秘密委员会”提供的证词（1797 年），到他发表的关于《金块报告》的两次演说（1811 年）①，桑顿的贡献就理解的广度和分析能力来说，都超过了所有其他的人。这种贡献中有三种对于货币分析史是头等重要的。第一个是把“流通的速度”看作是一个变量，随“信任”的状况而波动，实质上是随一般商业状况而波动：②这次重新发现的在历史上记在坎梯隆名下的一个基本真理就从来没有再失去，但当时注意它的人很少，以致不得不由凯恩斯再一次去重新发现。③第二，把利息引入有关货币过程的理论，或者更确切他说，把每一个银行家在直觉上非常熟悉的货币、价格与利息之间的关系（参阅下面，第 4a 节）铸成一个科学模型。④ 第三个贡献涉及国际贸易的货币方面，将在下面第 5 节讨论。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桑顿在把他的分析工具应用于他的时代和国家的事实和实际问题时，证明自己是经济诊断艺术方面的一个老手。在主要的作家中，只有他看到了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又使这种

① 再一次请读者参考关于那种发展的广江文献（参阅上面，第 1 节），特别是维纳和马吉特的著作。我现在再加上 J.H.霍兰德：“货币理论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载《经济学季刊》，1911 年 5 月。

② 熟悉《国富论》自然意味着对影响亚当·斯密的文献有所了解。但我认为，在任何其他意义上，当时人们甚至不知道像约瑟夫·哈里斯的《论说集》（1757—1758）这样的英国著作。

① 参阅《纸币信用》的“经济学丛书”重印本附录Ⅰ及附录Ⅲ。

② 《纸币信用》，第三章，特别是第 97 页。

③ 《货币改革论》，1923 年，第 87 页及以下。凯恩斯的 k 与 K＇的可变性，事实上是这本书的主要理论贡献。

④ 可以说，十七和十八世纪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的“通货膨胀主义者”，已经探索了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在这样做时是不成系统的，也没有正视其所包含的理论问题。唯一可以从任何较为重要的意义上宣称自己是桑顿的先行者的经济学家，就是休谟，但除了下面要提到的那一点外，即使是休谟也没有提出桑顿的学说所特有的那些命题。维里的情况也是一样。

发行在十九世纪头十年中形成英国货币情势的各种要素的总格局中保持其应有的地位。像 1810 年《金块报告》无疑地具有的那些优点——特别是诚实地

（虽然有些平庸地）列举一切有关的事实，不论其为原因、结果还是症状—

—必须主要归之于桑顿。①

其他的“金块主义者”或《金块报告》中所体现的政策（英格兰银行应在尽早的日期恢复用硬币支付）的拥护者们，则不能由于研究工作的性质相同，或由于观点密切相似，而与桑顿同日而语。除了代表一种截然不同思想派别的惠特利和李嘉图以外，我们只提及博伊德和金勋爵以及马尔萨斯。前两个人的论点属于惠特利一李嘉图路线，不属于桑顿路线，而说马尔萨斯的情形与之相反则更为接近事实。②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论点非常简单。他们说金块升水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他们的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定义罢了。他们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比起在可以兑现的银行券的流通情况下——即银行券发行较少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来，**升水会大些，汇兑会更不利些，价格会高些：只有那些抱着毫无理性的顽固态度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但他们也以同样毫无理性的顽固态度使这一情势中的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这就使他们无法否定在某几点上更为成功的答复。不赞成银行券的发行量大于在一经请求即行赎回银行券的情况下可能有的数量，自然是以假走后者为通货的正常的或理想的状况为前提的。这就使得所有这些“金块主义者”成为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金属主义者。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坚持任何严格的数量理论——例如，桑顿就肯定不曾坚持这种理论。一当着手详细分析通货膨胀的机制、特别是英格兰银行发行与地方银行发行之间的关系时，在这些根本问题背后，便会产生更加有趣得多的问题。但是我们无法去一一讨论。

惠特利—李嘉图路线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是由于李嘉图能言善辩，才华横溢，而且也是由于他的反对者们缺乏这种品质。我们只限于论述其中的一个突出的权威，即托马斯·图克，①他的著作——虽然其中的第一部直到 1826 年才出版——比任何其他著作更代表了反对李嘉图分析的理由的最强点和最弱点。

显然最强之点——我们继续不考虑政策问题——自然是：在一种温和的通货膨胀中（像英国限制时期的通货膨胀那样），非货币因素的影响，甚至

① 弗朗西斯·霍纳的一封信（哈耶克在给桑顿《纸币信用》一书所写的《导言》中引用，第 54 页），称这个报告是“由赫斯基森、桑顿和我共同凑成的”。我的印象是，霍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桑顿的学生。赫斯基森则不能。但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聪明的人，不会有不加考虑地接受一个因素的解释的习惯。我要说句公道活，对这个《报告》提出的敌对的批评，许多是指向它的政策建议，而不针对它的分析。但是像在这种场合通常发生的事情那样，反对这些建议的批评家（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攻由据以提出建议的分析。可是，马尔萨斯（《原理》，第 7 页）对报告的分析给予了应有的好评。

② 沃尔特·博伊德：《致威廉·皮特的一封信》（1801 年）；彼特·金：《论英格兰银行限制兑现的

影响》（1803 年）。金对李嘉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尔萨斯的《论纸币贬值》和《评关于金块高价的争论》两篇文章，均刊登在《爱丁堡评论》上，1811 年（第 17、18 卷）。

① 读者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并且更多的东西）都包括在不朽的《价格史》（共六卷，1838—1857 年）中，我们已经描述了这部书，但下列各书也有些独立的重要性：第一部是首次接近于系统地表述他的观点的书.

《通货状况的思考》（1826 年）；第二部著作是《联系谷物贸易来讨论通货》（1829 年）；在第三部著作《通货原理研究》（1844）中，争论的灼热感情战胜了他，使他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最好的成果。

是只直接影响个别商品或某些类商品（例如谷物）的因素，比起在进一步的

（更不要谈猛烈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必然能说明观察到的现象的大得多的部分。于是，丰收或歉收，繁荣或危机，有时能支配一定的价格局势，暂时使通货膨胀的影响降至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家要做的事情是，年复一年地，甚至月复一月地仔细收集并讨论有关的资料，使之能自行说明问题。图克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并且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这就足以使李嘉图的理论在应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形势时变得无效。但是图克的目的并不限于此，他还攻击了李嘉图的理论本身。这也是可以成功地做到的—— 按照从桑顿的著作所能得到的线索——但是图克完全不能胜任这一工作。他毫不了解观察与分析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来不懂得哪些事实可以，哪些事实不可以引用来证实或否定一种理论。①一旦他失去了同个别情况的接触（他知道怎样去分析它），他似乎就失去了思维的能力——他是处于同一困境的一大类经济学家中最突出的一个。于是他甚至丧失了在进行事实分析时对他颇为有用的那种对于荒谬见解的健康辨别力，毫不踌躇地委身于一些明显站不住脚的命题，像在 1844 年的《研究》中所作的一些结论那样——他试图用这些结论来总结他的关于货币理论根本原理的观点。第十二个结论声称（用那么多文字）：商品的价格并不——他没有能加上“唯一地”一词，否则会扭转局势——依存于“流通媒介的数量”；反之，流通媒介的数量是价格“造成的结果”。可是，在我们将其看作是十足的蠢话以前，我们最好，是回忆一下：他所面对的经济学家，是完全否认他的第十二个结论中所说的关系的存在的；根据这一点，图克可以说是部分地有道理的——而他的拙于表述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情况为他稍稍解围。然后第十三个结论提出了——虽然是用同样笨拙的形式——图克的一般价格理论，该理论备受赞扬，特别是在德国，①在那里，该理论部分地经过改进以后，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中经历了一次复苏。

该理论的实质是这样的。因为，一方面，商品可以不使用“货币”而买到，另一方面，“货币”不一定全都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其对价格的影响而言，货币实际上是不存在），所以，李嘉图据以进行论证的货币数量并不是一种有用的资料。对价格发生作用的是支出，不论支出的资金是怎样筹集的。在用于一切目的的各种支出的总和中，家庭的消费或投资支出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在这里我们就找到了货币价格的最后调节原理”（《历史》，第三卷，第 276 页）：根本的决定因素“是一国的不同阶级的收入，其名称为地租、利润、薪水和工资⋯⋯”换言之，我们得到了对货币价值问题的“收入研究法”②。应当马上指出，图克本人提出了几种线索，可以据而更加正确地重新申述这种“货币收入理论”，用各种方式去发展它，其中之

① 这种古怪的缺点——这是图克同他当时以及我们自己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所共有的——的最好实例是，他后来企图（在 1844 年的《研究》中）否定这一原理：低于通行（边际）利润率的货币利息率趋于抬高物

价。在 1826 年，他曾经拥护，甚至进一步阐释了桑顿的上述命题：这样做事实上是他对货币分析的主要贡

献之一。可是，在 1844 年，他试图否定它，甚至试图“根据事实的证明”来拥护相反的命题。读者会认识到，这是十分容易做到的，就像作出下面的主张一样聪明：服用阿司匹林不会减轻，甚至反而会加重头痛，理由是，服用阿司匹林无疑地是同人们有头痛病相联系的。

① 德国对于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图克的热情，我认为大部分是由于阿道夫·瓦格纳的影响。

② 关于这种收入研究法的历史和讨比，主要参阅马吉特，前引书，第一卷第十二章。

一就以凯恩斯的《通论》告终。但照图克所留下来的那种样子，它是会遭受一种批评的，这种批评会大大降低它的重要性：这些收入显然不是最后的资料；价格决定收入，也像收入决定价格一样；在造成价格的各种复杂因素中，货币的数量自有其地位。不难想像，李嘉图会兴高采烈地拿起他的斧子，把图克的没有伦次的论证这样加以修剪，以致能胜利地表明，这些收入只不过是货币数量乘流通速度罢了。然而，虽然我们将要述说图克的更加重要的贡献，这一贡献的重要性也不应评价为零，如果对它的启示力量加以应有的考虑的话。

让我们现在暂时回到约翰·穆勒以及他的成就。从我们离开他的时候已经知道的东西来看，我们可以把他的学说称为李嘉图的学说和图克的学说的混合物。他看出了惠特利—李嘉图分析的缺点，挫平了它的（或它的一些）粗糙的梭角；他也看出了图克分析的缺点，迅速纠正了它的一些最明显的错误；但他也做了许多事情，去挽救两种分析中所包含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他讨论国际贸易的货币机制时，他重新发现了桑顿的路线，并在处处加以改进。对这样一种巨大成就的评价只要求加上两种限制——

这种成就倘若被人较好地理解的话，本来是有助于带来一个货币分析的新时代的。第一，虽然他正确地保留了这一原理，即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货币的增加会按同一比例提高价格（这是货币独有的特性），而且加上了正确的限制条件，但他也保留了李嘉图的错误原理，即货币数量的变化与物质产出数量的变化是彼此无关的，除非由于偶然，否则决不会彼此一致。第二，这种否定“货币刺激”

的可能性，只不过是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出现的关于货币管理思想的狭隘观点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这些现在必须简单地加以说明。①

甚至在皮尔的《恢复法案》（1819 年）通过以前，或在英格兰银行实际恢复硬币支付（1821 年）以前，许多人对这一步骤可能产生的后果就表示了疑惧，这必然是意味着一种震惊，可能比震惊尤甚。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正在进入一次严重的萧条——这实际上发生了，除了 1817 年和 1824 年的短

期兴隆以外，萧条从 1815 年延续至 1830 年，而且（在 1830 年左右开始的上

升之后）从 1836 年起经济又陷入了萧条——时，他们便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把一切责任归之于一个表面上最明显的因素，即恢复兑现，以及英格兰银行恢复兑现的方式。政治活动家是比较有理智的——农业利益的代言人是唯一的一个集团，它作为一个集团，在这方面走到了不讲理的地步。①但是银行家、金融家和经济学家，受到银行家和金融家，特别是那些由于以前支持过《金块报告》而现在处于守势的人的观点的激发，大都毫不怀疑一切坏事的根子是货币而不是别的东西，在多数场合甚至不肯费力去证明一个似乎不容置疑的诊断。

① 只能提到很少的几个问题和名字。较全面的说明，除参阅维纳前引书之外，还请参阅 R.S.塞耶斯：

《1815—1844 年的本位问题》，载《经济史：经济学杂志补编》，1935 年 2 月，和《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本位问题》，同上，1933 年 1 月，以及其中所提到的各种权威著作。

① 在一部经济分析史中，没有篇幅也没有必要去讲“乡绅”韦斯顿的故事——他怎样口流泡沫，他怎样受人讥笑，他怎样变成一种悲剧—喜剧式的人物。我不禁感到，对这位可敬的人物是有些太不公道了。他的论点在 1930—1934 年美国关于货币的讨论中还是会显得很高明的。例如参阅他的《致利物浦伯爵的信》

（1826 年）。

因此，他们批评恢复兑现，至少是按战前平价恢复兑现，是不合时宜的或者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提出了补救办法和改革计划，其范围广阔，从把黄金排除在实际流通以外、增列白银为货币准备金，经由“商品元”的预想，到用来稳定物价和就业的受到管理的纸通货，无奇不有。我们当然知道，历史是不断地重演的。但是，看到这种现象是令人惊异、或许是有点悲哀的：经济学家，受人们一时的普遍情绪的影响，也重复他们自己，并很有福气地对于他们的先行者一无所知，在每一个场合他们总是相信：他们是在作出空前的发现，是在建立一门崭新的货币科学。可是，从分析史的角度看，还是有些东西可以拾取的。

第一，诊断问题的确是被忽视了，但并没有被完全忽视。正如我们应当预期的，图克在这次讨论中是出类拔萃的。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不是货币狂热者，他的常识和对事实的掌握使得他能用一种完全理智的方式去分析1814 年至 1837 年的价格下降。

他的“六个原因”①——丰收、有利的外汇汇率、消除了对外国供应的阻碍和原料新来源的出现、运费率和保险费率的下降、技术进步、资本供应增加因而利息率降低——的确并不是理想的分析，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有许多地方是可以批评的。但它们至少包含了那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工业革命”使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此外还显示出了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显著特征，虽然在分析方面图克未能把它们的正确关系表达出来。

第二，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引起了债权人和债务人（或者就公债而论，纳税人）之间的“公平”问题。像通常一样，所谓“公平”就是有利于每一个作家所同情的利益集团。但较为实在的论证，有时是粗糙的，有时是比较精致的，加强了或者甚至是取代了公平的考虑。“乡绅”韦斯顿坚持，在某些情况下，较高的价格是避免广泛破产的唯一选择，因此货币价值的下降可以看作是于债权人有利的。其他的人则强调，整个看来，债务人代表经济中的积极因素，因此对他们有利的事归根到底会对每一个人有利。还有一些人学会了给他们为工业因价格下降而受到挫抑所唱的挽歌加上一点限制，说“除非这种价格下降是由成本下降引起的”①——虽然有些人即使在成本下降时也赞成维持价格。像休谟（和维克塞尔）一样，大多数通货方面的作家宁愿价格缓慢上升而不愿价格稳定。

无须说，人们常把一个作家所感兴趣的各种价格同价格水平相混淆，这普遍损害了论证；大多数作家，像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在给他们所指的“一般价格”下定义时，感到很困难。

第三，人们正在形成明确的货币管理思想，其中有一些不只是十七世纪论证的简单重复。人们有了稳定的价格水平的思想，有了货币刺激生产的思想（我们所称的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有了稳定利率的思想，有了稳定就业的思想。

我们的少数几个用来说明问题的例子，主要取自以“科学”著称的经济学家。桑顿为危机时期的货币管理提出了几种建议。李嘉图的计划我们已经谈过了。约瑟夫·洛的物价指数表[平均物价标准]，②旨在供自愿使用以稳定

① 《价格史》，第二卷，第 348—349 页。

① 有些作家，虽然不是较好的作家，在供给增加之外，还提到了成本的下降。

② 《英格兰的现状》（1822 年）。惠特利在他 1807 年的《论文》中，已作出了类似的提议。这个思想本

长期合同，标志着货币分析取得了显著进展。不兑换纸币已由 T.P.汤普森提出。波利特·斯克罗普不曾走得这么远，而只是坚持金属本位（黄金或白银）。

①可是，除了提倡和阐释洛的物价指数表思想之外，他还研究了从货币购买力

变化所产生的全部复杂问题，包括这种变化对劳动的影响。

他错误地认为，当债权人在“总产值”中的份额（按固定利息）增长时，劳动者的相对或绝对份额一定会减少，但是他有一个功绩，就是强调价格下降对于就业的影响。博尔曼也强调了这一点。②我将要提到的唯一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阿特伍德，此人系“伯明翰通货学派”的两个英雄中的一个。伯明翰通货学派可以用它自己所接受的称呼来正确地描述：“反黄金法联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它的成员中许多只不过是通货膨胀主义者。但托马斯·阿特伍德远远不止于此。如果我对他的话语的意义算是有理解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反通货紧缩主义者。他对于我们所称的通货紧缩，有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恐惧，把他那时代的每一种经济困难都归之于它。而在通货紧缩本身中，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种本质上不合理的货币与信用制度的不可预测的行为。但是，不管我们对这一诊断如何想——我们中许多人一定会表示同意——它的功绩却是起了放大镜的作用，使他能看到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学家拒绝去看的东西，即一种管理得很好的纸币，能避免在事实上不起作用的黄金自动机制所产生的一些后果。就我所知，他没有将他的原则充分地、系统地表述出来。但是，除了有些夸张以外，他对这个原则本身的辩护并没有什么可以称为荒诞的东西。他之有权被看作是一个严肃的货币专家，由于下述事实而进一步加强了：他建议，如果确实必须恢复黄金支付的话，也应按减少英镑黄金价值的办法来恢复——这引人注目地预示了 1919 年的思想。

所有这些思想没有一种写入穆勒的权威性教科书，反而有那么多需要予以揭露的错误写入了他的教科书。在他的“论不兑换纸币”一章（《原理》第三编第十三章），除了断言“无限制地使通货贬值”的权力是一种“不可忍受的罪恶”之外，他断然否定了不仅是阿特伍德的也还有休谟和桑顿的关于货币有可能发生刺激作用的论点。从我们的立场看，我们无权指责穆勒对这种思想的明显厌恶。没有人非得赞成货币管理不可，并且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有理由不相信那些必须承担管理责任的机构的能力、独立性等等。也有理由（不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去希望，人们会忍受自动货币的不可预测的变化而不能忍受政治的不可预测的变化。但我们确实有权指责穆勒不肯考虑受控货币理论，指责他不肯正视产生这种思想的事实和问题。他在这样作时，使得货币分析变得有气无力，使之在这方面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它说明了（虽

身当然至少可以追溯到弗利特伍德那里。

① 《论信用通货》（1830 年）和《银行特许状问题考察》（1833 年）。我们现在所考察的整个讨论，在许多点上自然同银行信用问题有关，后者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在某些点上，两种讨论合而为一，而我们将其分开的企图——这不管怎么说，除了说明上的方便外，并无其他道理——偶然就失败了。

② 贾斯蒂克·E.博尔曼是个医生，在欧洲从事了几项冒险事业后，便定居于美国，在美国银行理论史上占有显著地位。他的与我们讨论的题目有关的著作有：《就恢复兑现硬币致托马斯·布兰德先生的一封信》（1819 年）和《就新金块支付制度的第二封信》（1819 年）。同他的早期著作《论银行》（1810 年）和《改进合众国货币制度的计划》（1816 年）一样，这些信件显示出，博尔曼对有关问题的理解，远远超过了一般水平。

然不能证明其为正当）在我们今天通行的一种印象，即在他和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科学鸿沟。

他的“论双重本位”一章（第三编第十章）也并不更为杰出。在复本位方面他所要说的都建立在一种怀疑（一般说来这种怀疑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之上，即复本位计划的提倡者只是想要降低货币的购买力。由于他不赞成这种想法，他就把整个这一主题撇到一边，不去认真探讨其所涉及的分析问题，尽管在所考察的这个时期产生了大量论述白银和论述复本位的文献—

—亨利·塞路斯奇的《交换的机制》出版于 1865 年——尽管撰写像穆勒的那样一部论著的作家显然有责任充分研究这一题目，而不管自己对它抱有什么看法。①本书中关于这些问题能说的一点点东西，要等到第四编（第八章）去说。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黄金生产处于很低的水平。当俄国的、然后是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黄金进入市场改变了这种形势以后，在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人们便开始热烈地辩论有关黄金的事实与影响。没有理由怀疑，新黄金对价格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却格外有理由怀疑，这种影响是否强大得足以使英国的价格水平提高很大的幅度，因为这种影响事实上被黄金流入印度、中国及其他国家，被货物产量的同时增长抵消了一部分。①这就意味着应考察新黄金对全世界的货币制度、信用、利息、产出等等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没有人怀疑：先是对利息产生了影响；准备金容易筹办这种情势防止了在 1853 年可能发生的一次金融危机；但是货币对经济过程的刺激所产生的高利润和投机活动，会导致银根紧张，加剧周期的升降程度。②虽然我尊重较全面的报道本来应当提及许多较好的分析著作，但是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分析方面的收获是微薄的，当时的经济学家失去了一次机会，未能根据这些经验教训，建立他们的一般货币理论。在过多的黄金对人们关于复本位的看法产生的影响方面也表明了这一点。

整个说来，人们享受了似乎由黄金发现所带来的繁荣：股票交易暂时广被天佑。可是，并非没是异议，有些持不同意见者开始想采用银本位制，作为补救黄金通货膨胀的办法，即是说，其理由与在 1820 年左右使某些作家推荐银本位制的理由恰好相反；①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人们再次推荐银本位制。可是，除此之外，历史就在经济学家的眼皮底下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复本位制的试验，使他们沐浴了恩惠。法国当时实际上实行的就是复本位制，比率为 1：151／2。当金价下跌时，黄金就流入法国的流通和储备中，逐出白银。这就是有名的降落伞效应，像谢瓦利埃所称的，即是说，复本位制的作用是吸收贬值的货币金属，释放升值的货币金属，从而稳定单位货币的价值，

① 有一个时候，李嘉图曾鼓吹把自银当作本位金属。

① 关于这种文献中的一些样本、关于这种讨论的水平，参阅塞耶斯（前引书，1935 年，第Ⅱ、Ⅴ节）。应特别提及 M.谢瓦利埃的《论黄金价值可能下降》（1857 年）；英译本，理查德·科布登译，有序言，1859 年）；卡尔尼斯的贡献也是一样，三篇文章，“论黄金问题”（1859—1860 年），在《政治经济学论文》（1873 年）中重印。这种讨论当然对物价指数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推动。由此而产生了杰文斯的《黄金价值的严重下降》（1863 年）和《黄金贬值》（1869 年），二者均在《通货与金融研究》（福克斯韦尔教授编，1884 年）中重印。

② 穆勒在写给卡尔尼斯的一封信中简要地表述了自己对新黄金的作用方式的看法（参阅 G.奥布赖恩在《经

济学》杂志上刊行的穆勒一卡尔尼斯通信，1943 年 11 月，第 279 页）。

① 关于英国的最重要的银本位制提倡者，詹姆斯·麦克位伦，参阅塞耶斯，前引书，1933 年，各处。

至少是在后者未被完全替代以前。这种效应以前经济学家没有想到过，因而并没有给他们增添多少光彩。②当他们看到它展现在自己面前时并没有充分理解它，这就使他们更加脸上无光。第一个提出了有关固定比率复本位制的全面理论的经济学家，是瓦尔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