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西尼尔和一些也参加了竞赛的人

虽然我们反对按国家谈论学派，但我们将按国别来评述其余那些必须提到的人。就英国来说，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朗费尔德，既然我们把约翰·穆勒和卡尔尼斯留待下一章再谈——当然，还把杰文斯留待下个时期再谈—— 剩下的主要就是马尔萨斯和西尼尔了。但我们不应只谈历史上著名的成就，而让所有其他人默默无闻。这会造成一幅错误的图画。因为历史上的成就很少象平原上的漂石。它们更象是耸立于群山之上的最高峰。换句话说，一门科学是通过点点滴滴的汇集发展起来的，后者创造出一个共同的思想宝库，从它涌现出进入荣誉之宫的著作，这种著作的出现，不仅是由于功夫到家，而且也是由于机会凑巧。因此，我们至少必须加上几个这样的作家，他们虽然未能获得历史上的名声，却曾经做过重要的工作，对于分析的发展有过影响，这些工作虽然没有署名，却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叙述他们时，我们也就证明了以下命题：韦斯特和李嘉图学派在英国经济学中从未居于统治地位。①

马尔萨斯。马克思对他大肆嬉笑怒骂。凯恩斯对他赞扬备至。很容易看出，辱骂和颂扬都是出于偏见。马克思——或者从内心上说，他这个世俗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急进派——对于担任过牧师的人是恨之入骨的。此外，对于赞成粮食自由贸易的人他虽然从来不给予赞扬，对于不赞成这种自由贸易的人他却要给以苛刻的侮蔑。对马克思来说，以及很自然他对于他的忠实信徒来说，这些人只不过是土地利益集团的佣仆。用这种方式勾销马尔萨斯的贡献，比起其他人借口李嘉图是犹太人、是“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勾销李嘉图的贡献来，不过是伯仲之间罢了。不过，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偏爱虽然在道德上是令人钦佩的——因为称赞先驱者的人究竟是少数，而凯恩斯则相信马尔萨斯是自己的一个先驱者——但他却走向了极端，比起马

① 让我重说一遍，其成就完全属于货币、银行和商业循环等领域的作者，将分开来评述。

克思的憎恨来，其不合理的程度并不稍逊。①从《人口论》问世之日起，直到今天，马尔萨斯很幸运雷德的信》（1807 年）；（3）《论实行谷物法的效果》（1814 年）；（4）《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 年）；（5）

《主张实行限制外国谷物输入政策的理由》（1815 年）；（6）《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 年；即在西斯蒙第的《原理》出版后一年）；（7）《价值的尺度》（1825 年）和（8）《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 年）——其中（4）和（6）两种又是最重要的。特别参阅 J.博纳的《马尔萨斯及其著作》（1885 年，第二版，1924 年；这是论述马尔萨斯的标准著作，在纯理论方面，略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以及凯恩斯勋爵在《传记集》（1933 年）中所写的关于马尔萨斯的饶有趣昧的文章，这篇文章读者是一定会欣赏的，它也使得我在“背景和影响思想形成的因素”这个题目上无需再说什么。让我简单地说一说马克思对马尔萨斯提出的三种有关剽窃的指控。第一种我们已经知道了：指的是在人口理论方面马尔萨斯的先驱者，特别是汤森。第二种是关于他的地租理论（报酬递减）。马克思十分肯定，马尔萨斯剽窃了安德森·但是举不出任何充分的理由来说明其所以然：在这个问题上把马尔萨斯说成是剽窃者的那种论据，如果成立的话，也可以把马克思说成是剽窃者。第三种是关于过剩理论的，马尔萨斯被认为剽窃了西期蒙第。两个人的理论有着很大的差异，此外，没有理由认为，马尔萨斯不能从至少是 1814 年就已在他心中具有的那些想法，得出他在《原理》一书中所持的见解（参阅凯恩斯，前引书，第 141 页）。地——因为这是一种幸运——是同样不合理的、彼此矛盾的评价的主题。有人说他是人类的恩人。又有人说他是恶魔。有人说他是深刻的思想家。又有人说他是笨伯。

一个人的著作激动了人们的心灵，以致引起如此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这个人实际上就不是庸碌之辈。一个人认识到某些经济问题类似于微积分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问题，这个人就不是什么笨伯。他的情形说明了能力与才气两者之间的区别。倘若不是因为他和许多——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共有的一个弱点，给予他的评语就是很有眼力。他有几个得意的想法，执意要拿来应用在实际问题上。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常识却每每变成了胡说。

①此外，他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辩论家。

对于公众以及对于经济学界的大多数人说来，马尔萨斯在过去和现在主要是撰述《人口论》的马尔萨斯。他享有声誉的第二项权利，即他对货币分析所作的贡献，几乎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他的第三项权利，也就是使得他的名字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惹人注目的那项权利，是他的储蓄与投资理论，或者说就是他的“一般过剩”理论。②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享有声誉的第四项权利，即是说，他是这样一种经济理论体系的作者，这种理论是

① 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有一段实际上读起来就好象凯恩斯勋爵把“系统经济思维的开端”归功于马尔萨斯。

① 关于这一点，突出的例子是他的《给塞缪尔·惠特布雷德的信》（参阅上上个脚注）。在这封信中，他反对惠特布雷德的一个住宅计划（由教区当局建筑小房子），理由是，这会鼓励不慎重的结婚。即使凯恩斯勋爵也不能为这一点辩护。凯恩斯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偶然的小事而一笑置之。可是，这意味着凯恩斯未能看出，这件事情对于甚至是第一流经济学家的建议来说具有的含意。如果公众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些建议，难道真是他们应当受到责备么？

② 我对马尔萨斯的这三个方面的讨论，参阅前面第一章以及后面第六章和第七章。

《国富论》理论的翻版，从翻版来说，李嘉图采取的是一种方式，而马尔萨斯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先不去考虑他的地租理论和其他比较细微之点，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一点弄个明白。

我们已经看到，李嘉图的工作，就普通理论而言，是从分析《国富论》开始，并用一种以价值概念为中心的方法，改铸了《国富论》的理论内容。就马尔萨斯的《原理》来看，他的工作显然也是完全一样。除了他的储蓄与投资理论——从表面上看来，这种理论似乎是马尔萨斯自己的①——之外，这部著作的分析器械中所包含的一切要素，甚至所使用的名词术语，都令人想起《国富论》第一编。只是，李嘉图用劳动量的价值理论去改铸《国富论》的学说，而马尔萨斯则用亚当·斯密实际上所使用的价值理论，即供给与需求理论②去改铸它，在选定劳动作为价值单位上也遵循亚当·斯密的先例。

所以，马尔萨斯采取了最后得到胜利的路线，比李嘉图的路线更为直接地指向马歇尔的体系，虽则马歇尔力图保持接触的是李嘉图而不是马尔萨斯。这对两人间的另一不同之点也是适用的。我们已经看到，李嘉图的分析器械是同分配问题，即同相对份额的解释连结在一起的。马尔萨斯则又一次回到亚当·斯密并且又一次走在 A.马歇尔的前面，把他的器械同整个经济过程的分析连结在一起。因此，他不象李嘉图那样，把总产量（马歇尔的“国民收入”）当作一个已知数，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有待解释的主要变数。①所以，在分析史中，马尔萨斯不仅应当以李嘉图理论的一个有效替换物的制作者，而且应当以那个得到胜利的理论的创始人（或者毋宁说是创始人之一）而名垂千古，虽则我们所持的理由同引导凯恩斯勋爵得出同样结论的理由②是不相同的。这是了不起的。但也仅止于此。这是同承认下述事实一点也不矛盾的：用在马尔萨斯的分析图式中的发明才能，比用在李嘉图的分析图式中的要少得多；

前者一直处在一个经济学家所能遭遇的最不今人羡慕的境地，即是说，针对着另一个人的无益的然而又是巧妙的闪烁其词，他不得不为明白的道理而辩护。

特利主教和西尼尔教授。其次，我们来看西尼尔和曾经做过他的

① 如果我们不想远远回到十八世纪去探求先驱，那么在这方面可能有资格作为一个先驱的唯一作者就是劳德戴尔。西斯蒙第不是一个先驱，而是一个竞争者，虽然就他的学说同马尔萨斯学说的不谋而合而言，他在出版方面抢光一步。[熊彼特用铅笔注出——“魁奈？”]

② 稍后我们将要看到，在逻辑上，不应使劳动数量论和供求论对立起来。但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两人都错误地把它们看作是互相替换的东西。我暂时采用这种看法，因为它们确实可以用来描述两种不同的分析器械的特性。

① 附带说一句，这种不同的观点包含有不同的概念解释，这自然引导他去挑剔李嘉图的概念解释。他在《定义》一书中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再一次没有使自己的意见得到充分的发挥。他责备李嘉图使用了既不普通又不一致的名词，似乎一切只不过如此。但是，正和以前一样，所涉及的有比名词术语更带根本性的某种东西。他这次所应当反对的乃是李嘉图的分析意图，名词术语只不过是这种意图所造成的结局。这种意图之所以易受反对，是因为它为了那些部分地与经济分析的目的关系较小和部分地没有结果的命题，而忽略了真正有关的问题。

② 对凯恩斯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马尔萨斯对待储蓄的态度。对我们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乃是他对斯

密与马歇尔产量分析的支持，正如这两个名字足以表明的，这种支持同那种态度不一定有密切联系。

导师的人，即惠特利。后者①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又是难于捉摸的。他不是学问渊博或者很有学问的。他不是有独创性的，甚至也不是有才气的。但是他的条理清楚而又强有力的理智则把它在非常广阔的兴趣领域内所领悟到的一切东西抓得很稳、很紧。而且在他的时代、他的国家和他的世界中，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领袖，是一个所谓关键人物的理想实例。他凭借他的人格和他的劝告的分量而悄悄地领导着，外表上却看不出是在领导，正是这种藏而不露的领导才具有价值。因为在宗教政治中，也象在经济学中一样，明显的东西有时候正是人们所最不愿看到的。可是，他对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陶冶了西尼尔，后者的整个治学途径表明了惠特利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较为轻视西尼尔，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毫无道理地嘲笑西尼尔。由此引起的反作用是，另外一些人把他看作是“天才”，他的确不是天才，如果我懂得这个词的含义的话。在我们的图画中，他将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合成一个三人小组：有三个英国人的著作是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的主要垫脚石，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约翰·穆勒虽然是逻辑学家，却没有看到西尼尔的伟大成就。关于西尼尔的不朽业绩（或许应该与惠特利分享），应该记录下来的，有以下各点：第一，他试图根据假设法的要求去统一和表述经济理论，也就是说，试图把经济理论表述为从四个归纳性或经验性假设得出来的一系列的推论，这我们将在第六章加以讨论。这虽然远远不是完善的，却的确使得他成为那个时期的第一个“纯粹”理论家——从而永远把库尔诺和杜能排除在外，也许还把朗费尔德排除在外——并足以谴责那些拒绝对他表示尊敬的人。第二，他勾画出了一种大有改进的价值理论的轮廓和一种大有改进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的轮廓。第三，他还建立了各种各样较小的功绩，其中有一些将在同它们有关的地方提到（人口，报酬递减，地租）。第四，将在本编最后一章提到的他对货币理论作出的辉煌贡献，作为纯智力成就来看，并不亚于李嘉图的货币理论。

我想把他的主观创造性看得和李嘉图的一般高。从客观上说，在他作出贡献的大多数方面，他也象李嘉图一样，被人抢在前面了。

那么，为什么很少有经济学家赞成同等看待西尼尔和李嘉图呢，为什么他的影响实质上只限于约翰·穆勒从他那里所接受的那些呢？①

其所以如此，有三个极好的原因，它们说明了如果我们想要描述科学情况而不得不对经济学家作一点比较评价的话，我们会遇到多大的困难。第一，即使我们下定坚强的决心，只估计分析的功绩，我们也容易忘记，李嘉图是

① 神学博士理查德·惠特利（1787—1863），是牛津大学的学监，后来成为（英国国教的）都柏林主教，在那里他设置了政治经济学讲座并作出了无数同一类型的贡献。但这些并不能概括他所从事的活动，或者说并不能表明他的特征。他主要是个神学家，是左右英国国教政策和舆论的领袖。但这也不能表明他的特征。最后，他在他那时代和他的国家的社会政策中从事的广泛活动，同样不能表明他的特征。他的《政治经济学导论》（1831 年：1855 年增订本，我只看到这个版本）和他的《货币问题简释》（1833 年）不足以表明他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经济学家。更有趣的是他的《逻辑学》一书的一个附录，题为《论政治经济学中最容易用得不明确的若干名词》（在西尼尔《大纲》的“经济学丛书重印本”中重行印出）。E.J.惠特利女士写了一本富有教益的传记（1866 年），它不仅描述了一个人，而且还描述了一个环境和一个时代。

① 约翰·穆勒对西尼耳的评价，甚至比我们从他提到西尼尔的地方可能推断的更高：穆勒在他的一本《大

纲》里夹了许多白纸，在上面写下他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由冯.哈那克教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第十二卷（1945 年 8 月）上，它们是极有趣味的。

站在受人尊敬的地位上对我们讲话，这个地位就是他在公共政策的公开讨论中所建立的名声。西尼尔这个人物则没有这样的地位。他只不过是一个分析经济学家。他的有关政策问题的写作都深藏在蓝皮书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读。他的公开言论没有树立什么名气，对一般公众来说，他是或者几乎是一个无名小卒。第二——这完全是他的精神气质的毛病——他是，用一个什么字眼好呢？懒惰的？我用这个词，并不是想要说他不曾进行大量的工作，而毋宁是想要说，他缺乏那种有意追求肯定结论的精力。李嘉图好比这样一匹马：它咬住嚼头，仰起鼻子，拼命地奔驰。西尼尔则好比这样一匹马：它吐出嚼头，鼻子朝地，动也不肯动。他的《大纲》在结构上比李嘉图的《原理》还要糟，它讨论着，批评着，支吾着，躲闪着。它未能象后者那样，通过热情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更糟的是，西尼尔的读者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不，读者被用那么多的话告诉说：全部经济分析就在于寻求和前后一致地使用一种方便的术语。这是惠特利的过错？无论如何，这种说法离真理太远了，太令人沮丧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事实上整个十九世纪的大多数经济学家

——使用了并且捍卫了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即探求文字的意义。但是没有一个人象西尼尔走得那么远，他似乎想要通过下定义来解决他的“政治经济科学”中的全部问题。这样一种“方法”在敌对的批评家的心目中必定会造成怎样的印象，我们是不难理解的。第三，他有一种“自陷于窘迫境地”的奇怪本事。甚至贤明的荷马也偶尔打打瞌睡，象一个古代格言所说的。但是西尼尔打瞌睡的时候太多了，也就是说，蠢话说得太多了。他是漫不经心的。**他虽然是能干的，却并不是聪明的。**例如，只举那个最有名的例子：他实际上写道（《有关 1837 年⋯⋯工厂法的信件》），棉纺厂的利润假定是百分之十，如果把工作日缩短十一分之一，利润即将化归乌有，因为全部利润都是在最后一小时创造出来的。这种事情在李嘉图是不会发生的，虽然我们在其他方面可能把西尼尔置于李嘉图之上。①

**一些也参加了竞赛的人。**由于在本节开头已经说明的理由，我现在要另外加上几个人的名字。其他的作者无疑地会提到其他的名字，至少是部分地有所不同，但是我所选定的人是：贝利、查默斯、劳德戴尔、拉姆赛、里德、斯克罗普和托伦斯。①他们的成就在性质上彼此极为不同，难于使之调合一致，虽然他们确实使得我们的图画完整无缺了。不管我多么想避免用开一览表的方式，我还是得按照字母顺序来介绍他们。

正如已经提到过的，贝利②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攻击了李嘉图、穆勒和麦卡洛克的分析，并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他的《论文》，就根本的东西来说，

① 使我注意到里德的，是塞利格曼教授的《论某些放忽视的英国经济学家》（上面已经提到）一文；使我注意到斯克罗普的是 R.奥佩博士的文章（载《经济学季刊》，1929 年 11 月），在此以前，我只注意到斯克罗普对于货币理论和政策所作的贡献；使我注意到拉姆赛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有两个重要的人，即詹金和詹宁斯，已归入第四编。当然，韦斯特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也参加了竞赛”的人。但是似乎不如把他和李嘉图连在一起。

② 萨缪尔·贝利（1791—1870）。他的唯一需要提到的著作是《有关价值的性质、尺度和起因的一篇批判性论文；主要涉及到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们的著作》（1825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重印本”，1931 年）。也许我应当加上他对《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刊登的一篇非常不公正的批评文章的答复，《给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信》，1826 年。可是，在不公正上和对贝利的论旨缺乏了解上，威斯敏斯特的评论员都被马克思超过了（《剩余价值学说》）。

说出了实际上能够说的一切，因而要算是我们领域内的批评文献中的杰作，应足以使其作者在科学经济学的历史中居于第一流或者将近是第一流的地位。他的著作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的。有几个作家，里德是其中之一，承认曾受益于他，并且效法他：因而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他的影响超过了公开承认的范围。可是，直到今天仍未能给予贝利以应有重视的历史学家，则只是看到当时的表面现象。麦卡洛克于 1845 年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写下下面的话时，并没有冒引起哄堂大笑的危险：贝利未能正确地理解李嘉图的理论，没有“能丝毫地动摇它的基础”，而事实是，如果让 1826 年至 1845 年间有关价值问题的作家进行投票，会证明大多数人是赞成贝利的。我所能提供的解释如下。

第一，在科学中，也象在艺术中特别是象在政治中一样，有所谓来得太快这种事情；时机未成熟的时候采取的行动，结局通常是失败，比贝利的失败更要大得多。第二，贝利的批评的确是建设性的，并实际上暗示了他所攻击的体系怎样能够被一个更为令人满意的体系所代替；但他自己不曾试图这样做，而追随他之后去试图这样做的人们，在名望上又敌不过李嘉图。他们无疑地削弱了李嘉图的体系，并从而有助于约翰·穆勒改造它，但他们是经由一种缓慢的消耗过程而不是经由一次辉煌的胜利做到这一点的。

在这个消耗的过程中，查默斯①起了很大的影响，至少是在苏格兰。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是彻底的非李嘉图派，他所遵循的路线，是我们所谓马尔萨斯对《国富论》的重铸。他在一般过剩和资本供给过多等事情方面，也是追随马尔萨斯。如果可以说在普通理论中有一个马尔萨斯学派（我怀疑是否可以这样说），查默斯的地位就相当于麦卡洛克的地位——这实际上并不象读者可能会感觉到的，是一句那么不真实的恭维话。

劳德戴尔勋爵①站得离开队列稍微远一点，他在经济学史中只居于一种次要的地位，但是他的这种地位是完全应得的，与因为他反对公债偿还的论点

（《给惠灵顿公爵的三封信⋯⋯》，1829 年）——这是以反对过分储蓄和赞成过分支出的论点②为基础的——而现在应当给予他的额外表彰无关。他对价值、资本和利息这些主题均有所贡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但比这些贡献本身更为重要的，是他所给予的精神上的激励：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不肯接受由斯密的传统所传给他的基本东西，虽然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并且从这个新生的专门职业的观点来看，是一个局外人，他却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作

① 托马斯·查默斯牧师（1780—1847）的活动包括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讲授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爱丁堡大学讲授神学，他是一个有许多功绩的人。我们只能说分析经济学不过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他的著作只有两本需要提到：他的《国家资源的范围和稳定性的研究》（1808 年），部分地纳入了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32 年）中。后者是一本颇为重要的书，但是不容易对它作出评价。它呈显为健全的识见和技术上的缺点的一种奇怪混合物。而这种缺点有时候可以说明一些显然站不住脚的结论，例如这样的命题：国外市场的丧失对于一个国家几乎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这忽视了整个有关劳动分工的论征，虽然可以把它解释为（在适应以后）国外市场的丧失不一定影响到就业这个真实命题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们将要再提到这本书。查默斯似乎造出了“耕种的边际”这句话，虽然这个概念自然不是他提出来的；他还说明了为什么战争的破坏一般会迅速得到恢复，约翰·穆勒对之非常欣赏。

① 詹姆斯·梅特兰，第八代劳德戴尔伯爵（1759—1839），《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1804 年）。

这是他的唯一的一本可以算作是一种分析上的成就的书。

② 关于这一点，参阅 F.A.费特，《劳德戴尔的过份储蓄理论》，载《美国经济评论》，1945 年 6 月。

家，并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个锐敏的作家。③

给予过拉姆赛公道待遇的唯一作家是马克思，他在《剩余价值学说》中对他作了详尽的讨论。④甚至塞利格曼教授——他使人记起了拉姆赛（前引书）——强调拉姆赛依赖于法国作家我认为也过分了一些。诚然，特别是在他的企业和利润理论上，他已经被萨伊抢在前面了。也诚然，他不是第一个把这些想法引入英国经济学的人，并且他还甚至可能是从第二手“抄来”的。但是他所作的综合比其他人所作的要好一些；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带启发性的细节是他自己的。很容易看出，他为什么没有出名。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他几乎出了名，而他没有获得成功，与其说是由于他具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缺点，还不如说是由于他不得人心地反对取消农业保护。因此，没有理由小看他。①

里德②由于某些怪脾气而破坏了成功的机会，特别是由于他有关“财富权”的含糊的空论。他对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攻击，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他的著作对于我们之所以仍有某种重要意义，第一是因为它证明了贝利的影响，里德在批评李嘉图时，是追随着贝利的，也证明了在 1830 年左右反李嘉图潮流的汹涌；第二是因为它具有一些优点，从而又产生了一些它自己的影响，特别是在利润和利息的分析上。在它直接影响到的作家中，最杰出的是斯克罗普，斯克罗普是以指数著名的货币改革家，他不仅写有关于货币与银行、济贫法、农业劳动和其他题目的许多小册子，而且还是一个颇为重要的经济理论家。可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3 年）是为一般人写的，根本没有对他的分析作出今人满意的发展。很容易看出来，他有关人口和“物价指数”的想法是具有独创性的。但这些并不是我在此刻想要说的。对我们远为重要的，是他洞察到了经济均衡的性质：他看出了供给与需求机制是以每个人追求最大收益的倾向为基础的，看出了这种机制是如何解决资源配置（生产）问题和收入形成（分配）问题的，由此而附带地处理了韦斯特和李嘉图的整个构造物。在利息和利润的分析方面，他也取得了进展：正是在这里，他似乎有些要感谢里德的地方。

这一节至此所叙述的成就——我们开列的清单是很不完全的——都是非李嘉图派或反李嘉图派的；而要就李嘉图派的著作开出一个乎行的单子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它们全体所表现出来的同韦斯特与李嘉图的图式的对抗，主要是科学的而不是政治的：里德对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敌视，

③ 近来，有人企图根据他作为一个地生的私人利益来“说明”他的分析和他的建议。这样做的解释价值如何，我们知道怎样评价了。

④ 马克思的承认拉姆赛，自然必须联系到他的批评习惯去评价。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他的承认意义就很大了。这也表明了马克思的学炽渊博，因为当他写作的时候，拉姆赛实际上已经被人忘记了。乔治·拉姆赛爵士（1800—1871）的唯一有关著作是他的《论财富的分配》（1836 年）。

① 拉姆赛的情况是耐人寻味的，特别是在一个方面：当一个作家未能和他的同时代人保持适当的接触时—

—除了在稀有的场合，某一勇敢的人会起来在他死后把他捧上天去——历史学家就对他采取一种不可思议的敌视态度，并定下会使得亚当·斯密相形见绌的标准，反之，对待那些较为幸运的人，历史学家则往往把莫须有的创造性或其他功绩归之于他们，这种做法从来也没有得到纠正。

② 萨缪尔·里德（我不知道他的生卒年月）；在这里需要提到的唯一著作，是他的《政治经济学。享有可售财产或财富的权利的天然根据的研究》（1829 年）。E.R.A.塞利格曼（前引书，笔四节）已经说明了这本书同我们有关的所有之点。

也可能使得他反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但是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在这些作家与李嘉图派之间有作为动机的政治对抗。①把经济学家之间的一切分歧归结为他们政治上的分歧并总是寻找“一个人代表什么利益”的理论，在这个场合失败了，正象在下一时期在边际效用理论胜利的场合它也要失败一样。最后，我们作为例子提到的那些著作，使人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以后的发展：凡是注意到这些著作的人，都会看到分析努力是连续不断的。这些著作完全淹没在了通常人们所讲述的有关李嘉图主义盛行的故事中，在这种故事中，约翰·穆勒扮演的是李嘉图派的角色。李嘉图主义是被 1870 年左右的经济理论“革命”彻底粉碎的。

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作家托伦斯，①不能算是反李嘉图的。但他也不能算是一个李嘉图派。塞利格曼教授曾为托伦斯辩护，认为他独立地发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对马尔萨斯和韦斯特有优先权；独立地发现了比较成本原理，对李嘉图有优先权。一方面，这就足以使他在分析史中占据一个地位；另一方面，这似乎把他包括在李嘉图的集团中。可是，他在一般理论中的功绩，如果不是反李嘉图的，显然也是非李嘉图的。但这些功绩是难于评价的，因为托伦斯在表述上漫不经心，不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专家，所提供的精华大多和糟粕混在一起。他没有接受李嘉图的主要学说，该学说得自利润完全取决于工资这个命题。但是他反对它的论据有力地表明，他并没有领会李嘉图所主张的这种学说的原意。他所理解的是另外一种意思，那或许在实质上是正确的。但就其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特别有启发性的。他需要有一个解释人，为他来做象 1890 年左右李嘉图的赞美者为李嘉图所做的那种工作。直到这样一个解释人出现并得到成功以前，要象在一个场合下所做的那样——大概是由于托伦斯在其他场合下受到的蔑视所引起的反动——把他和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一道，列为“古典学派的奠基人”之一，至少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