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方面有关人士的回忆和赫鲁晓夫的有意歪曲。

关于毛泽东这次访苏，苏联的《真理报》1988 年发表了费德林的文章—

—《夜间会谈》。他的记述也很有特点。但有些东西也不一定特别准确，我们不妨也摘录他一段文字，看他是怎样描述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他的描述中的偏颇之处，读者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晤和会谈，通常是在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墅进行的。时间总是在夜里。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着主人，他们之间是译员。中国同志都坐在自己领袖一侧。

桌上总是摆设齐全，每个座位前都有餐具、高脚杯、小酒杯、矿泉水、几瓶格鲁吉亚葡萄洒。不上伏特加洒。桌上还有温室培育的新鲜蔬菜。

在大桌子的一头，有一个摆着饭莱的小桌。各人根据自己口味自取食物。有时，斯大林站起来，走到小桌子跟前，取他喜欢吃的东西。他习惯劝人吃某些菜肴：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莱汤、烤羊肉串。

准备的莱并不多，但味道可口。室内没有服务人员。只有一名女侍者端来热菜，给主人过目，然后送到小桌上去。酒是自斟，但是饮得不多，大多数人不过是在假装喝。好像都只不过是沾了沾嘴唇。

白兰地酒瓶放在桌子正中，在向斯大林祝酒的时候，把酒瓶传了一圈。由坐在主人对面的贝利亚祝酒。他击掌，用玻璃杯敲桌子，用这种声音表示最隆重的时刻到来。他用犀利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了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

斯大林通常饮一两口自己杯中的葡萄酒，这是从两个瓶中倒出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的，这两瓶酒放在他右边，只供他一人饮用。

话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严格的议程。谈话实际上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其余人不讲话。但是，在闲谈时，在座的人也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看法。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条款就是这样商定的。关于条文的内容，两国代表团进行过具体会谈。苏联代表团由米高扬率领，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领。大家知道，条约是 1950

年 2 月 14 日由苏中两国外长维辛斯基和周恩来签署的。

我在这里不能不指出，不久前莫斯科电视节目中放映的影片《冒险》中有一处很荒唐。事情是这样的，1950 年 2 月 15 日我们报纸刊登的图片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并排站着的。在拍照前几分钟，他们愉快地交谈，庆贺顺利签订条约，我曾为他们当翻译。

影片的解说员对这个镜头武断地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神态和姿态本身说明：这里已经表明不满意，因为中国领袖是两手空空回国的。他没有能够从莫斯科得到核武器。

应当说，这纯粹是影片作者的异想天开。毛泽东在同斯大林会谈时并未提出核武器问题。这一点是在更晚的时候，不是 1950 年，而是 1958 年才提到的。

条约是两大国领袖莫斯科会晤和会谈的顶峰。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受到苏联和中国兴高彩烈地欢迎。东西方最遥远的地方也作出巨大反响。

签订条约只是在我们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敌对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凶恶的勾结。当然，这种反应是预见到的。因此，它并不那么突然。相反，这是形势的自然发展。

有一次，毛泽东在回忆过去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时，介绍了共产党军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况。

当时的形势极端危险，他们多次冲锋，但是，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于是，指挥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这个警句，我听起来很费解。于是，我请求毛泽东用汉字写在纸上。他

拿起纸和笔，飞快地用他那很有特色的豪放笔锋写了八个大字。

所有这些字，分开看，每个我都很熟悉。但由于不明白最后一个中国字“归”，所以简直就无法理解整句话的意思。不得不再次请毛泽东解释一下这个中国字的意思并对整句话里使用这一格言作出自己的解释。

“您还打算长时间地在这里搞秘密活动吗？”突然我听到斯大林带命令口吻的声音。可以设想一下我在这种时刻的自我感觉。我像触了电一样⋯⋯ 对这个人的缺乏自制能力，我从饱经世故人的叙述中早有所闻。

“是这么回事”，我用悔过似的声调说，“我在理解上有困难⋯⋯” “您的困难是不是拖得太久了”？他说，仿佛是在进行预审。至少我是

这样理解的。

“这里有一个中国字⋯⋯”我再次进行尝试。

“您是不是想使我们陷入中国字的迷魂阵？”他还是不肯罢休。“实际上问题仅仅在一个中国字上，”我赶紧说，“但它的意思直译⋯⋯” “请按字面意思翻译这个字和整个句子！”——他吩咐说。

我这样做了。斯大林（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文字能手）沉思起来。沉默了一会后，他问道：

“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如何？”他语气稍有缓和地问我。 “我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毛泽东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 “那好吧，请继续搞秘密活动吧！”斯大林说道，连头也没回。但贝利

亚的头却似乎单单转向我，他戴着夹鼻眼镜，有一双鹰一般敏锐的眼睛。我感觉到了他的目光。我再次转向毛泽东，请求给予解释。他说，这是 12 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的军事远征而出名。杭州市保留着宋代这位有代表性的英雄的陵墓，这座陵墓以加害岳飞的叛徒的下跪形象而驰名。“中国字‘归’，”毛泽东接着说， “在这里不是通常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本壮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涵义。因此，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 ‘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地听完对毛泽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后，小声说道：“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我感到断头台的铡刀从我的头上挪开了。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搞秘密活动的幽灵之一似乎无影无踪了。本来斯大林就觉得他周围有许多幽灵。他一直感到到处都是变节者、间谍、人民的敌人。黎明前我才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查一查中国成语详解词典，再检查一下自己是否正确地理解了岳飞的格言。

一般来说，斯大林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总是心平气和，沉着冷静，注意听客人讲话。他从没有心不在焉，全副精力都集中在谈话的内容上。他很注意表达的准确性、遣词造句、翻译时的用词。他十分讲究思想的表述、叙述方式和语言上的细微差别。

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外部表现。斯大林巧妙地戴着假面具，在面具后面隐藏着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在这一部分笔记里，我没有涉及斯大林应负责任的骇人听闯的罪行。但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拥有某种近乎催眠术的、威严和阴险的威力。他的整个相貌和举止诙吐的风度好像在向周围的人说明，权力应当是神秘的，因为权力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捉摸不透的性质。由此

而来，对他的个人崇拜也有一种莫名其妙和秘密的性质，笼罩着很强烈的神秘色彩。我谈的是个人感受，也许并不总是客观的。

据我的感觉，谈话地点本身很像夜间恶魔势力逞威的场所。斯大林在这个房间里一出现，周围的所有人便似乎停止了呼吸，个个呆若木鸡，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同他一起到来的是一种危险感，一种可怕的气氛。

我又想起一件事，是当时曾任《真理报》总编辑的一位著名的党的活动家告诉我的。

“深夜我坐下来校阅下一期报纸的大样，”他回忆说。“突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我没有放下报纸大样，拿起听筒，漫不经心地答话。”

“我是斯大林，”听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 “是哪位斯大林？”我冒出一句。 “就是那个斯大林⋯⋯”我听到回答，意识到情况是多么荒唐，试图进

行辩解⋯⋯瞧，从那时起我就得了神经性抽搐，一生未愈。

当斯大林不在房间里的时候，坐在桌子旁边的人有时便自然地交谈起来，这些人被授予实际上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和不可思议的权利。我公正地和无成见地注视着这些高级花名册中的人物，从近处和远处仔细地观察过这些人。这种观察不止一年时间。总之，这些人在我眼里是人的矛盾的和不合逻辑的行为的典型。他们在讲话时往往拿着讲稿，宣读别人写的东西，而且还有点困难，常常不理会任何语法规则和标点符号，仅这一点就足可说明问题了。

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几乎什么书也没读过。没有读过自己国家的文学作品。有时是根据一些流言蜚语和淫秽传闻来评论作家的。对于外国的作者没有丝毫了解。然而，无知并不能原谅他们对某种东西的不理解。局限性使他们本能地蔑视自己所不理解的东西，把它当作敌人。在同外国友人谈话时，上级任命的几个杰出人物常常表现出去人的无知，翻译出来简直使人感到害臊。他们似乎不知道，读书和读回忆录会使人得到多么大的好处。

这就使人产生一个问题：斯大林了解这种情况吗？他了解自己的亲信吗？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卓越的、意志坚强的、非常熟悉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在他风华正茂时期。但是，他还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和指挥。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要否认许多人都信任他是不真实的。信任他，是因为人们还不了解真实的斯大林，然而，现在，当许多情况已经清楚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人（他们人数不多）还继续生活在幻想之中。难道这不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权力（不论是大权或者小权）如何落在了道德上无权享有这种权力的人手中？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品质被提拔上来的？谁把他们提拔上来的？为什么？当然，斯大林对他周围的人十分了解。从以往年代的情况来看，就更加清楚了。紧紧围绕在领袖周围的那些人对他不会有什么威胁。这些人不是他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比他差。

有一次，像通常一样，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举行会见，和我坐在一起的毛泽东小声地问我，斯大林为什么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到一起，而其余的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回答说，很难解释，这事最好问斯大林。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并说，这不礼貌。

“你们在那儿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我背后响起了斯大林的声音。他的话在我内心产生了某种迷信般的恐怖。这种突然的问话把我吓

了一跳，我把脸转向他，看到一个戴夹鼻眼镜的人的凶恶目光。“是这么回事⋯⋯”我开始说。 “是的，是有点事⋯⋯”斯大林说。

“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把各种酒掺起来，而其他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说。

“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他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早就发现，他有点怀疑我，不大相信我。“请原谅，毛泽东坚持不要这样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点不礼貌⋯⋯”

“而您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斯大林略带狡黠地问我，然后微微一笑，开始向客人解释，他为什么把几种酒掺起来。

“您知道，这是我早已形成的习惯。每一种葡萄酒，特别是格鲁吉亚葡萄酒都有自己的味道和香味。我用红白葡萄酒混合来增加酒的味道，就像是用草原上不同气味的香花扎一个花束。”

“那您喜欢什么酒呢，斯大林同志，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对葡萄酒较为陌生的毛泽东问道。

中国只是在最近一个时期才开始生产葡萄酒，并且是在山东半岛的青岛市，这里过去是德国的殖民地，是德国人开始这样做的。

“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是，我相信红葡萄酒，我早就开始饮这种酒，还在流放时，我得了一种伤寒病，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用少量的红葡萄酒，似乎是西班牙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斯大林沉思地说。

⋯⋯于是我又一次特别深刻地感到，翻译对某些大官来说只是一种没有思维的机器。

我现在讲一段我亲自参加过的事。1950 年 2 月毛泽东来到莫斯科时，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决定让中国友人更进一步地熟悉一下首都的精神生活。认为应当从观看大剧院上演的苏联芭蕾舞的骄做——舞剧《红罂粟》开始。剧情与中国的生活有关，至少，这个芭蕾舞剧的作者和导演是这么认为的。为了加深印象，《红罂粟》的乐曲作者格里爱尔应邀亲自参加了演出。

由于某种原因（我想这也不奇怪），毛泽东没有能到大剧院来，尽管大家都希望他能来。

几位中国朋友由著名思想家陈伯达率领，中国同志坐在贵宾席上，对演出表现了很大兴趣并不断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有时是相当微妙的问题。

“请问，这个怪物是干什么的？”陈伯达突然问我。他所问的剧中的角色是上海夜总会里的一个妓女的情夫。

我尽量作解释，但是他一直不说话。 “难道这个怪物是中国人吗？其余这些也是中国人吗？你们是这样认识

中国人，这样描绘中国人的吗？似乎你们感到开心，是吗？”

我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外国人很难扮演中国人，所以不得不化妆。

“难道仅仅在于化妆吗？请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如何表演的。简直是面目狰狞而可怕⋯⋯”陈伯达激动地说。

剧情越发展，陈伯达教授的问题和疑团越多，他在演到中场时，提出想离开大剧院。

我不想详细地描述，为了使中国客人不退场，正如外交官们所说的避免

外交丑闻，我们作了多么大的努力。演出结束后，我们应邀来到大剧院经理办公室，在那里为招待中国贵宾已摆好了酒莱。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只是加深了本来就令人尴尬的场面。富丽堂皇的家具

——镀金桌子和丝绒安东椅、周到的服务、主人的殷勤，这一切看来都没有使陈伯达及其陪同人员产生丝毫兴趣。

不言而喻，主人期待着中国客人说几句恭维话和赞扬的话，因为他们专门为中国人安排了《红罂粟》的演出。但是，中国人却个人不可捉摸地沉默着。于是，我以陪同人员伪身份请陈伯达谈谈观感。

“请原谅，”陈伯达说，“《红罂粟》这个芭蕾舞剧的名称本身就使我们有些不快。原因在于，我们中国人认为婴粟这种植物就是鸦片。也许你们不知道，鸦片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它曾毒害了我们好几代人⋯⋯请原谅，我并不是想责怪你们⋯⋯”

中国朋友自此以后再也不愿去欣赏莫斯科那些戏剧艺术的杰作了。我不想估量这类事件会给我们同外国的精神关系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但我坚信，我们应该把文化和精神领域里的合作问题五于首位，而不是最后一位。因为人、人民之间的关系、精神交往，人与人之间的接近、理解和合作，实际上正是从文化开始的，只有在这之后，贸易、经济及其他关系才能够得以发展。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每一次会晤都要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会谈内容全部由主人来定，但主人却从不事先透露题目。

在交谈过程中，曾经讨论过语言和思维的纲要。斯大林总是本着他那部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神陈述自己的意见。其中心思想是：语言作为有意识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

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也阐述了这样一种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在这旦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

“费德林同志，”斯大林说，“拿着您的盘子到我这儿来！” 当我走近他时，他像往常一样，看也不看我，说道：

“把这道莱拿去！这是难得的菜。您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常言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当然，我对这番盛情表示了感谢，但心里总感到有些担忧。不能不叫人警觉的是：女服务员上菜时，同主人耳语了一阵，然后，她没有把莱放在餐桌上，而是放在斯大林旁边。“费德林同志，您喜欢这个菜吗？”没过一会儿他就问我。

“斯大林同志，请原谅，我刚才耽搁了一会儿⋯⋯”我顺口说道，“味道好极了⋯⋯”

“那您干嘛不说？”他鼓励我继续说下去。这个菜非常可口。火鸡肝加上辣椒和盐，地道的高加索风味。一切顺利。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件事使我回想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

政府打来紧急电话，让我立即赶到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在此期间就下榻在这里。一个军衔很高的特别警卫队的军官见了我，他神色不安地说道：“毛泽东的私人中国厨师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说我们运来的鱼不新鲜，他拒绝接受。”

“你们准备的是什么鱼？”我问这位上校。“就是经常用来招待客人的那种鲤鱼。”

我只好去找中国厨师，弄清他的理由。 “鱼已经死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毛泽东严格指示我只能给他做

活鱼。”厨师连珠炮似地讲着地道的北京方言。 “您说什么？难道就这么简单吗？”上校松了一口气，“那么，我们现

在就去逮一条活鱼来⋯⋯”他说。

光阴荏苒。1949 年 12 月过去了，1950 年 1 月过去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的日子——2 月的一天即将来临。

“斯大林同志，条约签字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毛泽东在一次会晤时请求说。

“当然，”主人说。“但不在我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

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 “是的，可是我从来没出席过在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

有⋯⋯”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同意。”毛泽东坚持说。

谈话停顿下来，斯大林没有急于作出答复。他好像在考虑。毛泽东诚恳地等待着主人的首肯，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这样希望，我去参加。”斯大林终于这样说，然后开始谈别的问题。

斯大林就是这样打破了他一生恪守的信条。

月 14 日，中国东道主和客人按指定时间聚集在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大厅。虽然这里应当笼罩一种隆重气氛，可是许多人的脸上表现出忧虑，甚至是不安的表情：斯大林是否能践约出席呢？不少预言家夸夸其谈他说情况不妙，他们都显得颇为自信。相反，另外一些人则充满乐观情绪。事先说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呢？像往常一样，根据是会场外的议论。大家都焦急地望着门口。

一位身穿便服的主管同志向我走来，并且用一种秘密的声调悄悄地说： “您应当在前厅迎接斯大林，把他接到这里来⋯⋯”

“请问，难道这是我的特权吗？像平时一样，您做这件事不是更好吗？” 我对这位我已经非常熟悉的上校说。

“关于特权的事，我们最好暂且别议论它，让我们改日再谈，现在，我们是把您看作汉语专家来要求的，难道您不明白吗？！”我的交谈者以命令的口吻说。

他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前厅，指出我应当站的地方，并说要“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周围没有人。只有存衣处的服务员在衣架前坚守他的工作岗位。

很快大门开了，斯大林像镜框里的全身照片一样出现在门口。他很快地扫了前厅一眼，发现我在场之后，就不慌不忙地冲着我走来，就像走向一个熟悉的标志。

快走到存衣处时，他开始解扣子脱大衣，存衣处殷勤的服务员像上了弹簧一样急忙向他走去并且奴颜婢膝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允许我帮您⋯⋯”

斯大林看了看他，客气地向他问好并带点讽刺地说：“谢谢，看来这点事我还会做⋯⋯”他一边说着，向我这边投来友好的目光。

脱下大衣后，他向衣架走去，把大衣挂在那里，把自己的帽子放在架子上，对着镜子照了照，理了理头发。

我领着斯大林进入宴会厅，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一片掌声和欢呼声。这简直是狂欢的景象，不管是忧郁的悲观者，还是小心翼翼的乐观者，都显得欢天喜地。

有一瞬间，斯大林停了下来，环视了聚在那里的人们。他让我领他向站在“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走去。他们彼此问候，相互握手寒暄，询问了健康和工作情况。之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同志开始陆续向斯大林走来，表示问候并握手致意。

敬酒开始了。人们高声祝酒。一个接一个地发表祝词。所有发表祝词的人，而且不仅是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位并排站在一起的人物，这两位人物有时交谈几句，议论着各种问题，主要是斯大林发表议论。

最后，看来斯大林对没完没了的欢呼和兴奋已极的听众感到厌倦了，好像是在用目光发出呼吁：是否到了停下来的时候了呢。但是，这是徒劳的。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最主要的事情：斯大林发表讲话。斯大林触摸了

装满佳酿的酒杯，打了个手势：请注意，我要讲话。他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举杯祝贺。

大家都友好地一饮而尽。重新又爆发出掌声，情绪激昂的欢呼声，出现一片狂欢的景象。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中，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事情，对这些矛盾，我们没有必要掩饰。对于他们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我们更不必要求全责备。而在赫鲁晓夫的眼里，这些东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赫鲁晓夫如是说：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当毛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毛：“为什么不打下上海？”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 600 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不过，他的胜利根本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因为他的胜利是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赢得的。总之，毛泽东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

① “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者注

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①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后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

① 苏联著名男高音歌手。——译者注

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点我尊敬尤金。为什么要把尤金派到中国去？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去帮助编《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帮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尤金就被选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相处得很亲密。毛泽东去拜访尤金的次数比尤金拜访毛泽东的次数还多。斯大林甚至有点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因为他让毛泽东来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总之，一切都很顺利。后来，出乎意外，我们收到尤金一封长长的用密码拍来的电报，讲述了

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的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现在，再也不必担心毛泽东奉承尤金了。很明显，毛泽东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们决定把尤金调离中国。作为一个大使，尤金本来就是个很差的行政人员、很不称职的外交官，但是由于他和毛泽东维持着个人友好关系，他一直还是有用的。至于他那个按照严格意义来说的大使工作，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反正能够让驻北京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来照管这件事的。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见地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论作为大使，还是作为我们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无好处了。所以我们召回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