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时候，赫鲁晓夫

突然来到了北京⋯⋯

如果说毛泽东到苏联还作了不少的工作，树立苏联的威信，树立赫鲁晓夫的威信，那么，赫鲁晓夫来华则完全相反，他和毛泽东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涉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主权问题。赫鲁晓夫这次来京，是事先有过信号的。

传递信号的人还是苏联大使尤金。

1957 年以来，他先后几次向中国有关方面的领导谈到了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的意见。

在一次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他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不高兴了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搞，你们是什么意思？”

尤金还解释，毛泽东更加不高兴，说：“我不要听到这个事情。” 毛泽东还说：“这个问题，要赫鲁晓夫来谈。”

于是，在北京酷热的 7 月，赫鲁晓夫要来北京。中国方面同意他来。

那天是 1958 年的 7 月 31 日，第二天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一架“图—104”式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

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来到了这里，他们在机场的候机室已经等候了很久。他们对这位苏联来客是不能怠慢的。

当飞机的引擎停止转动的时候，赫鲁晓夫出现在机舱门口。

虽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出现在这里，但没有外交方面的最高礼遇，没有鲜红的地毯，也没欢迎的人群。

赫鲁晓夫自然有一点感觉。

但他还是挥起了手，向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意。

毛泽东迎上前去和他握手，当然还有一点西方礼节，就是拥抱。在机场，他们自然好会说很多的话。

在场的中国同志记得，他们谈到了中国的大跃进。

勿庸讳言，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此时都还在发热的过程中，

认为中国的形势很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

刘少奇说：“我们现在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怕粮食太多了没法处理。” 赫鲁晓夫脸上出现了一种复杂表情，他不以为然地笑笑说：“这好办，

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给我们，我们有办法。”

对中国的大跃进他们是有不同看法的，并且多次向中国方面表示过。也许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比中国领导人冷静一些。

那时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发热，泼一两盆冷水是不起用的。

经过一阵必要的寒暄之后，他们坐车直奔了中国的心脏——中南海。 说来也很有趣，到了北京以后，没有进宾馆，就直奔中南海举行会谈，

这在外交事务中也是不常见的。

李越然是当时的翻译，他对这次会谈的内容有详细的记述。几十年以后， 他对这次会谈的内容记忆犹新。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么个考虑，但说不清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尤金没讲清楚。”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说他可能没有听明白苏联领导人的意思。然后说明自己的想法。大意是：根据一项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降落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舰队现正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此前中国已经提出要求，请苏联把潜艇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同志建造潜艇的技术。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云云。赫鲁晓夫打着手势讲了十几分钟，加上我的翻译，就讲了有半个钟点。毛泽东神色肃穆地静听。赫鲁晓夫以为毛泽东听得仔细， 越讲情绪越高，有些得意。

突然，毛泽东作了个果断而简洁的手势，只说了一句话：“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随即显出尴尬：“是呀是呀，你别忙，我还要继续讲， 继续讲下去⋯⋯”他强作笑脸，有些不自然，“尤金告诉我了，您很火。尤金没有讲清楚，我们只是有个想法，想跟你们商量⋯⋯”

毛泽东不耐烦赫鲁晓夫的遮遮掩掩，绕山绕水，便语锋犀利地直戳要害，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嗯，嗯，”赫鲁晓夫支支吾吾，说出一句显然是不着边际的解释：“所谓共同嘛，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问题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

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希望这个电台尽快能建起来。我们的舰队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越听越恼火，愤然立起身，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我见此情景，在译语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地表达主席的情感，使赫鲁晓夫充分感到问题的严肃性。

赫鲁晓夫脸涨红了，看得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自圆其说，

始终处于答辩地位，仍然搪塞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

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愤怒之中不乏自信的嘲意，“你们都拿去算了！”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外长费德林用俄语从旁提醒赫鲁晓夫：

“毛泽东可真是动人了！”

赫鲁晓夫耸耸双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眨了两下，锋芒稍纵即逝， 摊开了两只胖而小的手，带着鼻音嘟哝着：“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家里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的这个意思不对。”毛泽东重新坐下，他至今还没有附和过赫鲁晓夫一句。去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还注意选择一些有共同点的问题谈谈。这次不然，抓住要害不放，“你明明是搞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皱起了眉头，提高一些音调：“我们只不过来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误解。”说着，赫鲁晓夫愤怒地连连摇头，“这就不好商量不好办了。”

毛泽东去年对哥穆尔卡说过：“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 中国海军创建不到十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何况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作主，任何外国的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这是我们党一贯的鲜明立场。

赫鲁晓夫曾多次责怪埋怨尤金不会办事，现在这样收场大约也感到不好下台，想了想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挥开，“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正在互相合作的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微露愤懑， 他在不高兴和愤怒时，眼睛便眯成一条线，目光像被聚光之后凝成犀利的一束。

毛泽东反而坦然了，甚至轻悠悠地吸起了香烟。大概他的目的达到了： 弄清了苏联人的真实想法，并且抓住时机把态度明确告诉他们，涉及主权的大事是不行的！

赫鲁晓夫已经不再眯眼，表情恢复了平和。毕竟是位大国领导人，他的意志也足够坚强，他突然一笑，“为了合情理，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毛泽东吮吮下唇，淡淡一笑，换了一种慢条斯理的声音说： “我们不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搞什么名堂。”经过激烈的争论，结果赫鲁晓夫表示：“你们不理解， 我们也不提了。”

“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心里又憋得发胀， 兀自用抱怨的口气嘟哝着：“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帮助的。1954 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港归还中国，放弃在新疆成立联合股分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二十五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

助⋯⋯”

“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的口气也变得缓和了，“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颐年堂的这次会谈是一下飞机就开始的，可见毛泽东的重视。他对中国的主权问题毕生都格外珍重。

有了李越然的这段回忆，我们对赫鲁晓夫这次来华便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但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自然就有不同的结论，做为当事人之一的赫鲁晓夫自己对他这次来华也有一段描述，我们不妨也抄录下来，相信读者会从中品出一些味道来的。

值得提醒读者请君的是，这一件事情他们的说法是何等的相似。赫鲁晓夫回忆说：

我记得很清楚，1958 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提出要我们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水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不久我们收到了尤金的密码电报，报告了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态度。

我对我的同志们说：“照礼节，现在该轮到毛泽东到我们这里作国事访问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到他们那儿去。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还是最好到他那儿去谈。这次最好作为私人会晤，以便能找出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分歧有多大。”

这是我最后一次访问中国。那是在 1959 年。我们的会谈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成果。在讨论的事情中，我们又提起无线电台的问题。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 我们不过是用他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迪拉沃夫斯托克活动。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 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

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上上呆了很多年，我们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读了他的这一段回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说法和李越然的说法是何等的相似。如果不是他们在写作时相互借鉴的话，就是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情景记忆太深刻了，否则，怎么能连说话的文字都一样？

但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这一场争论，究竟发生在哪一年，他们的记忆

就不同了。李越然的回忆中说是第二次赫鲁晓夫访华即在 1958 年，而赫鲁晓

夫却说是在 1959 年那一次，谁对谁错，只能由历史学家去考证了，这不是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