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的领导人以东方人的热情，接待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子，把她请进宴会厅。彭德怀、陆定一等老朋友像以前一样给她介绍有关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她被邀请到贵宾才能登上的天安门城楼，和中国的党政要人坐在一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先后和她握手，向她致意。

这是 10 月 1 日的夜晚，广场上正在放五彩缤纷的焰火。斯特朗的目光不时朝毛泽东那里看一看。方才，毛泽东握着她的手，问她：“你的身体好吗？”

她回答说：“很好。”她还想说几句话，无奈旁边人太多。

毛泽东又说：“要是知道你离开这么久才能返回中国，我们当初就不该让你离开延安了。是吧？”

斯特朗笑着点点头⋯⋯

此刻，再过去和毛泽东讲话是不可能了。

斯特朗很想和毛泽东谈一谈，像当年在延安窑洞里那样深谈。给毛泽东写了信，却没有很快得到答复，这又叫她心中好不平衡了一阵子。

莫非毛泽东变了？

这又是她自己过于敏感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终于在一天的晚上她被告知，毛泽东将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会见她。

只是说在南方见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她都不清楚。

她先是被车子接走，后来又上了飞机，后来又在她所熟悉的一个城市降落。

这里是中国南方的一个重工业城市，斯特朗当年就在这作过调查。当飞机在中国的最长的江边盘旋时，安娜·路易斯就喊出了这个城市的名字—— 武汉。

到达武汉的第三天，她又被车子接走，到了有名的东湖风景区。当时， 安娜·路易斯很是惊奇，她前几天在这里游览过，并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毛泽东一点都不显得老，他们毕竟是好多年没有时间深入交谈了。那天在天安门上，也没有顾上很好地看看这位老朋友。

刚见面，他就和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去的杜波依斯和夫人开起玩笑。他把自己的手伸出来，和杜波依斯比一比，说：“你们看，我们两个的皮肤谁的更黑一些？”

毛泽东坚持游泳，皮肤被太阳晒得像黑人一般。

他又伸出了手，和斯特朗相握，说了一句英语：“您好！”

斯特朗笑了，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英语发音依然不那么标准。她也开了一个玩笑，用中文发出“你好”的问候。

人们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请他们走进客厅，在路上，毛泽东对她说：“你的信收到后，本应回信，但又没有时间，你是能理解的吧。”

斯特朗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走进毛泽东那很是宽敞的客厅。彬彬有礼的服务员送来中国的茶水。

这个时候，毛泽东说了几句话，叫斯特朗心里热乎乎的。他说：“你是老朋友了，我们没有拿你当外人，今天，你就是女主人，他们——”毛泽东指指杜波依斯，“他们是客人，是新朋友。”

这次谈话像毛泽东的许多次谈话一样，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随意。他问安娜·路易斯：“你今年多大了？”

“73 岁。”

他又问杜波依斯：“你有多大？” “91 岁。”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我多大？” 几个外国人自然是说不出的。

“我 66 岁。”

几个外国人不知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他说：“今天我们是三代人。”

斯特朗说：“不，只是两代半。”

毛泽东对杜波依斯说：“按照年龄，你可以算我的父辈了。即使是我， 也感到上了年纪。不过我的身体还行，每年都能下长江游泳。这是我游水的伙伴。”

毛泽东指指陪同会见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说：“我们的主席是游泳的好手。”

毛泽东没有表示谦虚，说：“我游过珠江，也游过我们的第二大河黄河。只是还没有游过黑龙江。”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你要是去游黑龙江，就可以直接游到苏联去了！”

毛泽东笑得很开心，说：“这个想法不错！”

也许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想法使毛泽东想起了另外的话题。他说： “要是你们都同意的话，我倒是愿意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但是，我想另外三个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

毛泽东的话很随便，但往往在这随便中有很深的含义。抑或有时是暗示或象征。

杜波依斯却不这样看，他说：“可能相反，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泽东接过话茬，完全用一种玩笑的口吻说：“真的吗？要是那样，我几天以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望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也是个很幽默的人，他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往下说：“如果你到医院去看杜勒斯，那一定给他一个打击。”

“不，不！”毛泽东说，“我很希望杜勒斯健康。他作为美国的国务卿， 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

听毛泽东这样讲，三个美国人都觉得不可理解，毛泽东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难道不这样认为吗？”

杜波依斯不这样认为。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不这样认为。毛泽东是这样阐述他的观点的：

“杜勒斯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 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

毛泽东又谈到了不久前发生的炮击金门的事情。“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他们护送蒋介石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 他门总是在三英里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战争的边缘’。”

毛泽东拿起烟灰缸，说：“美国舰艇在这里，”又拿起一个茶杯。说， “蒋舰在这里”，再拿起一个烟盒，说：“我们在这里。”

他侃侃而谈：“我们炮轰蒋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星条旗。我们很容易区分。我们不打美国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杜波依斯说：“只要是战争，就会给人民带来危害。台湾人民受害，美

国人民也受害。”杜波依斯优心忡忡地说，“我真担心，美国的黑人会灭绝。” “你不要为这个担心，”毛泽东说，“美国有一千八百万黑人，他们不

可能灭绝。面临灭绝的将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你们。资产阶级已经滚出苏联了，很快也会从中国滚开。杜勒斯先生这类人也会灭绝，而杜勒斯先生正在竭尽全力干着消灭他自己的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十分赞扬他。”

“你愿意投他一票？” “这要从哪个意义上讲，就我个人来讲，是不会投他的票的。” “我的一家人中有许多被他杀害了。”杜波依斯可谓苦大仇深。

说到这个问题毛泽东感慨颇多，他的语气也变得沉重起来，他的一家有六个人先后被杀害了，毛泽东很是悲愤地说：“他们不可能杀掉所有的共产党人。我的家庭成员可能会减少，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会增加。”

说到这些问题，他们很快提到了在美国眼皮底下的那个小小的古巴，毛

泽东说：“古巴人就在美国跟前，而他们并不担心原子弹和氢弹。这不仅是国家大小的问题，而是人民的政治觉醒的问题。过去我国人民恐惧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心病，就是钦羡美帝。有了这种病就会害第三种病，钦羡转化为崇拜。在中国即使是劳动人民也受了这种感染。过去八九年来，我们已经有成效地改变了这种心理”。

杜波依斯说：“不光是中国人，就是美国黑人也有这种心理”。

说着，他们就争论起来，杜波依斯认为，这是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毛泽东认为这里有一种迷信的力量。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人是阶级的人，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他的思想一定会打上阶级的烙印。如果他不站在他的阶级地位上说话的时候， 那一定是受一种什么迷信的影响。

毛泽东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你吃过狗肉吗？没有，对了，如果现在有人给你狗肉吃，你还没吃，你就有一种反感。你能给我讲出这是什么道理吗？你从来没尝过它，你没经验，没有实践，你拒绝它，只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游击战争年代曾给我提供狗肉， 我迫不得已吃下了它，我没有呕吐，但也有一阵子难受，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社会风俗的影响力。”

⋯⋯

他们越谈越深入，毛泽东看看手表，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于是他们走出了那栋房子，来到了外面的草地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走在他的身边。这使她有机会更多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这种气氛使她想起了延安的会见。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主席，你不知道，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北京的一部分人想出了政策，强加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工厂生产不可能没有原料，不了解群众的要求，也不可能制定计划。我们中央就像一个加工厂， 下面提供了原料才能加工嘛。”

斯特朗又问：“你们正在搞人民公社运动，这种事物的前景怎样？”这是斯特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那时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的回答是：“它的发展前景无非是两种可能，它可能很快增长，进一步完善，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它完全瓦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群众是需要它的，它也可能很快的发展起来，并且克服它自身的一些问题。”

斯特朗紧追不舍，她问：“你认为人民公社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它的发展很快，每个社应该有多大，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工业？我们当时作出决定的时候都有些匆忙， 现在看来有的政策是对头的，有的则需要改变，我们已经派出了工作组去进行整顿这些问题。”

毛泽东对斯特朗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钢材，1958 年，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 1959 年的目标能够达到，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

每年能够拿出 600 万吨钢铁来造农机具，我们就能在三到四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

斯特朗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想问题的，她有意问毛泽东：“你们搞人民公社是为了分散权力吗？”

毛译东对此的回答也很有分寸，他先是说，上面要想把很多的事情统起来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我们这么搞也有反对官僚主义的意思。

⋯⋯

一上餐桌，斯特朗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餐桌上有一盘海参，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吃这种东西的。她一看到就恶心。

毛泽东笑了，说：“这位老朋友，你不吃海参，是因为经验还是因为迷信呢？”

斯特朗说：她以前吃过。实际上她并没有吃过，事后她也承认，她对毛泽东撒了谎。

餐桌上气氛是很热烈的。他们不光谈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谈到了自己的生死。

斯特朗告诉毛泽东，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都很害怕战争，都因为原子弹的出现而感到恐慌，特别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无动于衷呢？

毛泽东笑了，就像当年在延安的笑容。他说，我从来不认为原子弹可以消灭全人类。即使人类全部毁灭了，也还会有新的人类出现。”

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毛泽东是很不在乎的。在谈到他自己的生死问题上，他更是显得无所谓。他说：“将来我怎么死呢？可能被敌人的特务杀死， 也可能被病毒杀死，还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或是游泳淹死⋯⋯”

在 60 年代，毛泽东经常谈到死，而且表示不乐观，人们对此有许多猜测， 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解释，我们也不得而知。

据斯特朗回忆，毛泽东在谈到自己将来怎样死之后，还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他说，我希望我能够看到帝国主义的灭亡之后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