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一次会谈

充分展示了这两个人的不同性格。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很快，斯大林就发来电报，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反应之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更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第一次离开这块生他养他造就他的土地。

列车在茫茫的西伯利亚雪原上奔驰，毛泽东站在车窗口，向外望去，思绪万端⋯⋯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海南等岛屿还没有解放，他有多少工作要做？他有多少事情要处理？

当然，他考虑最多的还是他的此次苏联之行？

虽说和斯大林有过不少的电报交往，但毕竟没有见过一面，斯大林会有什么样的表示？他们在一起能谈得来吗？

终日的劳累，使得他在一个叫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小站散步时，忽然头晕，有些站立不稳，出了一头的冷汗。医生说是有点感冒，这和他的过度劳累肯定有关系。

对这次访苏，毛泽东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

他研究了大量有关苏联的材料，也读了不少有关斯大林的书籍⋯⋯

不久前，刘少奇到苏联访问后，向他作了十分详细的汇报，他本人也曾接待过苏联的代表团，同苏联人的交谈中，他也了解了不少的情况⋯⋯

刘少奇访苏实际上是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他传来的信息当然都是很有价值的。

刘少奇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并不像有些传说中所讲的那么不容易接近， 他很多的时候还是笑容可掬的。对中国同志的态度也是谦虚的。

当刘少奇说到请斯大林作指示的时候，斯大林笑着说，我们是兄弟党， 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同志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不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了！

斯大林还就一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问刘少奇，我们是不是妨碍过你们？

当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妨碍的时候，他又说：“不，是妨碍过的，我们对中国的许多情况不了解，有时好心也做了错事。”

他还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明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

刘少奇还向毛泽东讲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看法是很有建设性的。

毛泽东的确受到了斯大林的礼遇。

他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了会谈。

斯大林那天显得很精神，一身笔挺的军服。他破格地站在大厅门口，而且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列队，这在苏联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罕见的，斯大林竟然没有要一名苏联的翻译，只是由中

国方面的翻译师哲一个人全权代表。这当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中国方面的信任。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厅门口时，斯大林迎了上去，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 说：“您好！您很年轻，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毛泽东说：“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十分高兴！”

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赞赏，他接连说了好几句：“伟大，真伟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我们祝你健康！”

会谈的气氛的确十分热烈。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这次会谈，师哲有一段详细的回忆，他说：

毛泽东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泽东没有把内心的话说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人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法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将是你们国家头等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 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经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定一个条约。这次我感觉到斯大林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作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我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会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 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

斯大林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刨根问底，但毛泽东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的内心打算是，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及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这些隔阂和不愉快，是通过斯大林的让步而解决的。当然也埋下了中苏关系的一些不合谐的种子。

这期间，斯大林派了好几个人来摸毛泽东的底，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一些具体想法。

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有一天他对来看他的柯瓦廖夫发起了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这里来，什么事也不办，什么事情也不谈，难道我是来这里天天吃饭，天天来拉屎、睡觉？”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英国路透社发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据说消息来源还很可靠。

这一下子苏联方面紧张起来了。他们大概也感到十多天没有毛泽东的消息，没有办法向世界交待，就急忙派员来和中共方面商量，怎样对待这条消息。

还是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答记者问，这样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

斯大林同意周恩来来苏联。

于是，周恩来率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赶到了莫斯科。中苏双方的会谈又正式开始了。

对外公布的情况自然是外交辞令，说这次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利益一致云云。但据我们日后得到的材料看，这次会谈既有很大的成果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分歧。当时参加这次会谈的一些人，事后作过如下的记述：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定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间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

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 51：49 和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联方面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井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和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的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恩来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东北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持的方针、政策，同时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他这样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让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们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精神比俄罗斯族表现的还要强烈。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 3 月 27 日中苏两国签定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 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

当时谈判的情况大致如此。在中国方面的努力下，双方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会谈达到了一致，取得了应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