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开头难，尼克松不得不找“第三者”

对新任美国总统的这些“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美中关系中的其他一

些变化，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很关注的。他们不失时机地做出了一些反应。这些反应是很有分寸，很艺术的。以至于后来成了人们研究外交事务而必不可少的事例。

1969 年 12 月 1 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到一个很特殊的邀请—

—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作客。这是破天荒的事情。

过去，举行中美华沙会谈，既不在美国大使馆，也不在中国大使馆。而是在所谓的中立区。

接到邀请的时候，斯托塞尔笑了。

不久前，在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斯托塞尔大使碰到了中国使馆官员。他主动上前打招呼，并且对他们说：“我最近在华盛顿见到尼克松总统，他说，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会谈。”

中国使馆官员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没有作出答复。现在，这应该算是正规的答复了。

斯托塞尔以为中美之间的接触是秘密的，说他将高兴地和小心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

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却答复他： 请走正门。

于是，斯托塞尔大使驱车堂尔皇之地进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

来而不往，非礼也。几天以后，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也应邀去了美国使馆。

这两次互访的意义，远远不在于商定了在 1 月 20 日举行中美华沙谈判第

135 次会谈。这是一种象征，一个信号。西方的传播媒介马上予以报道，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的一步。

1970 年 1 月 20 日举行的中美华沙会谈，交换了很有意义的意见： 斯托塞尔用沉稳的语调说出了显然不是他本人的意见：

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者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

雷阳点头。也说了一段代表中国政府的意见：

中国方面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两国间的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它渠道进行。

自此，中美关系按照历史的规律向前进展⋯⋯

正像毛泽东后来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时说到的一样，事物总是曲折前进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亦然。正当中美关系向缓和方面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南邻——柬埔寨在美国的直接插手下，发生了右派政变。这不能不影响到中美关系。

中国人向来不买“世界警察”的帐，更何况，美国这次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当“警察”了，而是赤膊上阵，干涉别人的内政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宣布成立了民族团结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商定的 5 月 20 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 137 次会谈是不可能举行了。这一点，中美双方的决策人物都已经预料到了。尼克松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听着林彪宣读他的“5.20 声明”。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

国侵略柬埔寨的示威运动席卷全球。⋯⋯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毛泽东的声明，很快传到了大洋的彼岸。

尼克松在白宫的办公室简直是暴跳如雷。他觉得中国人太狂妄了。他抓起电话，给有关的人员打电话：

“把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全部舰只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泽东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什么人⋯⋯”

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却和他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位博士认真分析了毛泽东的声明，认为是一篇非常空洞的文章，既没有对尼克松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又没有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表态。

他甚至还认为，毛泽东这么做，是利用美国在柬埔寨的行动进行大事宣传，是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当基辛格在总统的椭圆形的办公室里把他的这些想法明明白白地和尼克松交换意见之后，尼克松的脸色好看了许多，呼吸也似乎均匀起来了。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声明也确是费了些心思的。他指示让外交部的大才子乔冠华起草，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由他亲自改定的。

中美关系经过此微曲折之后，又按照历史的规律向前推进了。

尼克松向美国的《时代》周刊记者发表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谈话。这个谈话的重要议题是刚刚结束的约旦危机。但他认真地谈到了中国问题，谈到了他的态度。

“⋯⋯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要知道，这份 1923 年创刊的《时代》（Time）在全世界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几乎每个国家的首都都有它的特派记者。尼克松的这段话一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注意。

两天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极其盛大的庆祝活动。在花的海洋里，旗的海洋中，人们注意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在第二天出版的北京的各大报上，都用了较大的版面刊登了一张毛泽东和这个美国人说话的照片。

这个美国人就是埃德加·斯诺。

据当时负责新闻摄影的人讲，这张照片的刊发，完全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还指示要做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

在众多的照片中，周恩来为什么选中这一张在显要的位置发表？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很清楚。还有人猜测，这位斯诺先生是不是美国共产党人？

今天，我们再看这张历史照片，会觉得周恩来总理的用心是多么的明显， 但在当时，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就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没

能理解这张照片的意义。

事后，他和尼克松都对这张照片所传递的信息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遗憾不已。

说到中美关系的进展，就不能不继续提到两位历史人物——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1970 年 10 月下旬，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到美国的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

25 周年的庆祝活动。这里面既有叶海亚·汗，也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尼克松得知叶海亚·汗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他： 美国希望使对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间人，希望你作出努力。

叶海亚·汗深知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他对尼克松说：“巴基斯坦是美国的朋友，也是中国的朋友，帮忙当然是要尽力的。但这也是十分困难的。”叶海亚·汗答应，到中国去的时候一定把尼克松的信息带给中国的最高

领导人。

紧接着，尼克松又在欢宴齐奥塞斯库的祝酒词中，使用了一个美国政府要员很久不用的一个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站在讲台桌前，摆平了已经准备好的稿纸，说：“⋯⋯有这样的时刻，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上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

齐奥塞斯库点头称是。

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起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注意。他打电话给基辛格，希望他能对此作出解释。

基辛格的回答也很艺术，他反问这位大使：“你们称中国是什么？不也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多勃雷宁也只好作罢。

11 月，叶海亚·汗总统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尼克松的信息传到了中国的最高层。不久，罗马尼亚副总理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也同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叶海亚·汗是个办事认真、精细的总统，他安排了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来负责中美联系的渠道。

基辛格办公室 12 月 9 日的日历刚刚翻过，希拉里走进来。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基辛格。

基辛格接过信封，看看希拉里。希拉里的眼睛里流露着神秘的目光。 他把信封打开，抽出了一封很是奇妙的信，这信既无一般行文的抬头，

又没有结尾的签名，密密麻麻的方块字。

希拉里伸出手，意思是说：“请把信给我吧！”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又回到了希拉里手里，他说：“我没有把这封信留在你手里的权利。只能由我念，你来记。”

基辛格已经明白了，便拿起了纸和笔。 希拉里念得很缓慢，基辛格记得很仔细。

笔者没有看到这份很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但从有关方面的书籍中，我们

看到了如下的描述：

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很快把消息报告了尼克松。

尼克松和他商议了有关复信的事宜。他们认定：复信用打印稿、复印纸， 上端没有什么开头，下面没有签名。

他们的信向中国方面表达了这样的信息：

美国准备和中国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种古老的通信方式，用在 70 年代，显得很有点滑稽。但历史就是这样发生、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