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奔波到重庆

自从皖南事变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桂系军阀表面上与蒋介石妥协，实则却打着建设广西的招牌与蒋介石争权夺利。李四光对建设广西的热心也逐渐冷了下来。

李四光在1942年9月15日发表《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文章中提出：

数千年来，中国士大夫在高谈阔论。今天时代不同了，你要仅靠高谈阔论，世界上就没有你立足的地方，也没有你说话的机会。说而不行，行而不力，用力不准确，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这段话，与其说是对他人或青年的建议，倒不如说是李四光的自我反省。

三年来，为促进广西的建设，李四光满腔热情地写文章，谈意见，不正是在“高谈阔论”么？到头来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效果。

再看看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精心设计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是多么有远见！然而靠谁来领导，又靠谁来实行？

想想这些，疑问似乎打开了，似乎得到了这样的一些认识，在谈论发展科学、图谋救国的问题上，必须紧紧抓住社会条件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从这以后，李四光再也不在广西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了，他只是埋头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1945年1月11日，是蔡元培诞辰纪念日。李四光继作《从地质力学观点看中国山脉之形成》的学术讲演后，又出版了《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一书。

在书中，李四光开宗明义地说：“地质力学之意义，在从地表岩体所经过各种变形或破坏之方式，根据力学原则，探求各地域地壳内发生运动之原因。”

这是李四光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它包括李四光自20年代初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中叶为止的研究成果。这对建立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44年，全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已经结束，战争形势转向利于中国一面发展，日军在中国腹地的侵略军队相继投降，抗日战争眼看就将取得胜利。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失败命运，企图在中国战场上进行垂死挣扎，从湘桂直扑桂林，同时又从越南进攻镇南关，包抄北上，形势异常险恶。

广西的形势也一天比一天紧张，人们都很恐慌，多数的公职人员都逃往重庆。

1944年6月，日军重兵直扑桂林，当时尚在桂林的李四光携带夫人和孩子匆忙逃往贵阳避难。

广西地理偏僻，交通不便，形成不了影响全国的政治中心，不然的话桂系力量也不会几次与蒋介石争锋，几次落败。虽然经过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脑不断地建设，但是广西落后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

就拿交通来说，当时的火车只能从桂林通到独山，从桂林到贵阳的直通车都没有打通，而且就连桂林到独山的交通线，很大程度上也还要被军队征用，用于抗战之用。

眼看日军马上就要攻破桂林，这个时候桂林的百姓纷纷逃亡贵阳避难，这个时候谁也不会计较太多，李四光一家只收拾了轻便物品，便匆忙地登上了火车。

车厢内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

6月的天，酷热难当，车上缺水，大家带的干粮怎么也咽不下去。李四光因为劳累过度，加上休息不好，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在路上不幸染上了痢疾。

这可把许淑彬吓坏了，只能日夜不停地照顾李四光，幸好随身带了药品，加上她精心护理，总算是稳住了病情。

度过了难忘的几个昼夜，火车终于到了独山。

但是独山也不能久留，独山小城如何能够抵挡得住日军的疯狂进攻，李四光还没有在独山歇一口气，又匆匆忙忙地搞到一辆卡车，往贵阳方向逃去。

在婉蜒的山路上颠簸了二十多天，好不容易到了贵阳。

到了贵阳以后，李四光刚刚喘一口气，他在贵阳的一个学生就匆匆跑来告诉李四光说：“李教授，形势不好，独山失守，日军马上就要包围贵阳了，咱们赶快到四川去吧。”

李四光一听，差点没晕倒，他已经是55岁的老人了，这么一路从桂林逃到贵阳，还没歇息，身体哪里承受得了。

没办法，战事吃紧，再不跑可就连命都没有了，大家只能又赶紧收抬东西，开始新一轮的逃难历程。

当汽车快到遵义时，又发生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一伙国民党的残兵，持枪在李四光一行乘坐的卡车前，以“征用”为名抢车，又打又骂，十分凶狠粗野。

正当这伙残兵举枪杀人之际，只听李四光大喝一声：“住手！”

李四光大义凛然地从车上下来，挺直腰杆，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地斥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胆敢如此横蛮！这车谁都动不得，有本事就把我打死在这里。你们简直是一伙强盗，快给我滚开！”

这伙色厉内荏的残兵，冷不防被李四光如雷贯耳的喝问所镇住，他们面对着李四光怒不可遏的神情，摸不清来者是位什么大人物，面面相觑。

为首的一个败兵头目点头哈腰，一挥手，残兵们立时四散了。

至此，终化险为夷，大伙都万分敬佩李四光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概，大家由衷地翘起大姆指说：“嘿，老师就是能以一正压百邪！”

汽车直奔遵义城，在遵义城作了短暂停留，稍事休养，又马不停地的继续逃亡，一路风尘仆仆，终于抵达战时陪都重庆，结束了为期数月的历尽险恶的奔波。而那时已是初冬时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