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悼念杨杏佛之死

在北京时，张作霖野蛮杀害李大钊等人的惨无人道的行径使李四光受到很大震动，却不是很了解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时也同样的残酷。李四光是怀着对北京政府的仇恨和对南京政府的幻想来到上海的。

可是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后，李四光亲眼看到南京政府的新贵族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看到爱国青年仍然受到追捕迫害，才渐渐感到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并没多大区别。

李四光的幻想开始破灭。

1929年3月，杨铨父亲去世，李四光安慰他说：“吾人浮沉此世，处境固有否泰之别，而最后则同归于一途。乱世之劫，形骸之秽，任人听之。此并非求哲理以自解，事实实如斯也。”

这和前一年李四光发表《国防与北防》时的心情相比，则大不相同。但李四光对南京政府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满，却又不能站出来公开反对。

李四光同情受迫害的人，总希望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对南方国民党内部的情况，李四光只是到上海后，在和蔡元培、杨铨等人的接触中，才逐渐了解到一些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情况。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李四光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政策，开始直言不讳地指责起来。

李四光曾在北京向学生说：“中国已经病人膏肓，用常规的办法是治不好的，只有采取特殊的办法进行抢救了。”

李四光还曾借古讽今地说：“历代首都南迁都是统治者灭亡的前兆。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终难长久。”

正是这种强烈关注民族前途命运的感情，使李四光开始站到与蒋介石政权对立的一面来了。

国民党为了维持其封建法西斯统治，到处以绑架、暗杀等野蛮手段残害进步的知识分子。

“电报！李四光先生的电报！”

1933年6月18号，刚刚从上海回到南京休假的李四光，突然接到中央研究所发来的电报，李四光取出电文一看，顿时双目失神，泪如雨下。

“四光，发生了什么事情？”站在旁边的妻子许淑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看见李四光如遭晴天霹雳般地打击，她有些担心地打开电报。

“杨杏佛被暗杀，逝世，速回。”

电报上简洁明了的噩耗让许淑彬也震住了，半响她才呐呐地说：“杨先生这样的好人，竟然也被暗杀了。”

“这完全就是一场卑鄙的政治谋杀！”李四光极度愤慨，他的胸中燃起了怒火。

说完，李四光伸手提起旅行袋就要出门。

“四光，你要去哪里？”

“淑彬，我要回上海，我要去见杏佛最后一面……”泪水已经模糊了李四光的双眼。

“四光，这样太危险了，他们能杀了杨先生，也会杀了你的。”许淑彬十分担忧地说道。

“杀吧！有本事就让他们杀吧！杏佛是我挚友，再危险我也要去，我相信，爱国的人是杀不完的！”

李四光心中清楚，这一去，危险重重，随时都可能步杨杏佛后尘，被国民政府所暗杀，但是他心有正义的信念，哪怕再危险，他也要去！

1933年6月18日，曾与李四光去日本创办中国教育和科教事业的杨杏佛，在上海亚尔培路被特务暗杀。

李四光当天晚上就买上了去往上海的车票。火车上，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李四光促地在黑夜中前进，往事一件件地浮现在眼前。

杨杏佛先生不仅是一位正直的有名望的大学教授，而且他又是一位热爱祖国，反对独裁的民主战士。

他自担任中央研究院的科学研究总干事以来，工作努力，为地质所创建冰川陈列馆，亲自到宋子文办公室去筹款。

为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法西斯专制政治，他与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反动派对这样一个学者和爱国志士早已怀恨在心，他们最初是用写恐吓信和在信封里装子弹等方法进行威胁，当反动派发现杨先生对他们采取的一套卑鄙伎俩不予理睬时，就穷凶极恶地实行了灭绝人性的暗杀手段！

这个世道真是太黑暗了！

火车经过一夜的奔驰，李四光回到了上海。

杨杏佛先生的遗体停放在万国殡仪馆。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仁人志士不畏国民党特务化装成记者、守卫员等密探的监视，一个个义愤填膺，络绎不绝地怀着崇敬而沉痛的心清向杨先生的遗体告别。

宋庆龄小姐也来了，她说道：“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杏佛为同情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达到我们的目的！”

为了悼念杨杏佛之死，鲁迅先生写下了一首充满悲愤感情的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由于参加了杨先生的追悼会，李四光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但是他毅然毫无畏惧地坚持把悼念会开完。

回南京后，李四光怎么也不能平静：“中国为什么如此不幸？爱国的人，主持正义的人，竟要被杀？”

李四光虽然还找不到答案，但对于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坚持正义的李四光来说，这种暴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要抗议！要斗争！

采取什么方式呢？他想越是邪恶者们想要抹去名字的人，越不能让他的名字轻易地去找，他应让更多的人知道杨杏佛的名字。

于是，李四光提笔来写下了“杨杏佛”三个字，接着又在后面加上一个“蜒”字。他决定把他最近鉴定出来尚未命名的蜓科物种科属，献给这位值得纪念的牺牲者。

李四光还在下面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杨杏佛的命名，是用以纪念中央研究院已故总干事杨杏佛先生的惨死。凡是为科学事业忠心服务的人，都不能不为这种令人沮丧的境遇而感到痛心。”

李四光用这种科学工作者特有的方式来纪念杨杏佛，也是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抗议。

李四光要向全世界宣告：全世界的古生物学者们，如果有哪一位将来要蜒科化石的谱系，都将看到在被黑暗笼罩着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一位热心为科学事业服务的人被杀害了，光荣将属于被害者，耻辱永远属于刽子手！

李大钊之死，使李四光唾弃了旧军阀政府。杨杏佛之死，使李四光开始对中国新的法西斯政府深恶痛绝。

在如此黑暗的统治下，李四光不可能很好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想暂时到国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