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流离

科学研究工作，尤其富于创造性的意义，尤其是要依靠自力更生。当然，自力更生并不等于封锁自己。

地质研究所迁徙桂林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原，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淞沪会战爆发。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录，包抄国民军右侧，国民军被迫撤离上海，淞沪会战战败。

随后日本侵略军派飞机轮番轰炸南京，钟山上空笼罩着战争乌云，南京开始卷入战火。

设在南京的地质研究所已无法继续把研究作下去，李四光决定把地质研究所迁往庐山，全所的工作人员都赞同他的意见。

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蒋介石下令死守南京，但是敌我力量悬殊，蒋介石心中也清楚，再怎么打，南京也都守不住了。

11月9日，在日军接连五天的轰炸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最高会议作出重要决定，迁都重庆。

因为根据时局分析，日军力量太过强大，南方沿海和滨江重镇在这样的情况下迟早都会失守，为长期抗战准备，还应该迁往内地。

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一时之间，哀鸿遍野，国势日下。

这时蔡元培先生已去世，中央研究院改由朱家骅代理院长。朱家骅是蒋介石一条忠实走狗，他命令各研究所负责人都要跟随蒋介石去重庆，如不去就停发经费。

消息传到地质所，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

李四光心想，死活不能去重庆。但上哪去呢？有了，找一下物理研究所所长丁望林和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去，他们都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

经李四光和他们商量，研究所如果不搬，朱家骅非禀报蒋介石不可，那样将得到冰川陈列馆的同样命运。要是搬呢，如不跟随到重庆去，他们也不会善罢干休。

“到底怎么才能摆脱反动派的控制呢？”李四光有些拿不定主意。

丁望林说道：“去广西吧，我们去桂林，广西都是穷山恶水，日本一时之间也打不到那里去，先去那里办公。”

三个人经反复研究，以因迁往重庆的机关太多，有很大不便，广西文化较落后，迁几个学术机关去有好处为理由，迁往桂林。

一路上，李四光和全所的人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地质所搬到了桂林，临时安排在环湖路的一座楼房上。

当时研究所已得不到政府发给的研究经费，就靠给湖北和广西等省做地质矿藏调查所得的一点钱来维持。

1938年，日本的飞机几乎天天都来轰炸桂林，地质所那座楼被炸塌了一半。李四光怕把标本、仪器等科学器材损坏了，就把研究所搬到了郊区的四川会馆。

会馆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变得破烂不堪，屋内杂草丛生，李四光带领大家筹集部分基金，亲自设计、绘图，建起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并写了“中央研究院地质所”几个大字贴在门上，表示他们坚持科学研究的决心。

这时的李四光虽然头发早已斑白，比以前苍老多了，但精力却仍然十分旺盛。

他趁敌机轰炸过后的少许时间，抓紧在实验室里做模拟实验，研究山字型格皱，用力学的原理解释各种构造型式产生的原因。

晚间，为防备敌机轰炸，他设法挡住灯光，继续进行研究。这样发展了第四纪冰川和地质力学的理论。他常常是一夜只睡两三个小时的觉，有时则整夜不眠。

初到桂林，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最头痛的有三点，一是房屋紧张，二是天天防空，三是缺少经费。

不仅办公费用难以维待，职工生活也成问题。当时就连李四光的生活也很清苦。他抽的是用草纸卷的烟，质量很差，穿的是土布衣服。

有一次，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找他谈话，见他老用手捂着膝盖，好奇的问道：“李教授，你不舒服吗？怎么双手老捂着膝盖呢？”

一看才发现裤子破了一个窟窿。

然而李四光和地质所的同事并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经过商量，一是他们觉得与其死守，不如将人员分流，把一部分技术人员借给有关机关，工资由借用机关发放。

其次，他们加强与地方部门的合作。第三，尽量依靠广西政府当局的支持，正是这一点，大大缓解了地质所的压力，因为李四光到达桂林不久，就得到了广西当局的重视和支持。

桂林，是广西的首府，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大本营。桂系军阀首脑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都在桂林。

桂系军阀，是国民党新军阀中最为锐利的一支劲旅，从北伐战争开始，这支军队就快速的成长，以至于让蒋介石都感到害怕的地步，不得不下手分化瓦解。

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一直都在明争暗斗，无休无止，蒋桂战争桂系军阀落败，中原大战桂系力量遭受重创，两广事变以后李宗仁的桂系军队近乎瓦解。

南京失守，蒋介石退守西南以后，慢慢向广西扩张，这引起了桂系力量的不安，一个名为学术研究机构，实际上是害怕被蒋介石吞并以反蒋为目的的政治组织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