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白色恐怖危机

1939年，李四光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地质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震旦纪冰川》的论文，提出在中国的元代就存在第四纪冰川的遗迹。

这一论文的发表，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那些“权威”的威风。

这期间，蒋介石鉴于李四光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望，想方设法想要拉拢他。

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每年都要在重庆召开一次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蒋介石总想借此机会拉拢李四光，每次都大摆筵席，但是李四光每次都没有去。

有一次，当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得知李四光也出席了会议，想要趁机拉拢他，把李四光的坐席排在自己旁边。可李四光则以“有病”为名而未到场，并连夜离开重庆。

但是像李四光这样有名望的人，蒋介石没有轻易放弃“争取“。他多次表示要李四光出任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要他代表国民党政府去印度会谈，以及后来提出要李四光担任驻英大使等，但都被李四光拒绝。

还有一次，蒋介石在庐山召见各大学教授，名义是请教授们来商讨抗日救国方案，实际上是为了欺骗人心，借以掩盖其卖国罪行。李四光看透了他的阴谋，拒绝出席。

由于几次都碰了壁，后来蒋介石竟然亲自到广西大摆宴席，又把李四光的位置安排在自己身旁。

李四光闻迅后，独自跳上一辆运送石头的卡车，连夜奔赴宾阳城东南考察广西的“山”字型构造特点和格皱带去了。

蒋介石几次拉拢李四光不成，有些恼羞成怒。这使得李四光从此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之中。

1942年，李四光在广西良丰考察，突然接到钱昌照的秘密通知，说蒋介石要逮捕他，要他务必加以戒备。李四光接到通知后，立刻离开良丰，带领夫人和孩子转移到驾桥岭山中的清平乡，才得以免遭逮捕。

在这个白色恐怖统治的年代，人命如草芥般，随时都可能遭到暗杀或者其它各种手段折磨，李四光虽然躲过了一劫，但是他的学生却没能逃避。

一天，李四光接到重庆大学的电报，被告知他的学生朱森逝世了，意外的消息，使他悲痛欲绝。

朱森，是李四光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最好的朋友，他从1924年开始就追随李四光学习岩石学和地质构造学，后来留学美国。

朱森为人纯朴耿直，进取心强，热爱地质事业。每次野外考察，他都争先恐后到最艰苦地方去，人烟稀少、毒蛇猛兽横行、危崖绝壁的地方都留下了朱森的足迹。

他和李四光一样，从不迷信“权威”。他留学美国时专攻地质学，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地质学教授，由于他长年累月地刻苦学习，加之坚持经常去野外调查，劳累过度，得了重病。

朱森回国后，在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讲课，当时的教授工资很低，每月只能得到五斗米，难以供养他七口之家。

但因为朱森对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推行反动政策极为不满，又不愿意把巴结奉迎，招来了国民党对他造谣中伤，造谣说他“贪污“，停发了五斗米的工资。

刚刚从野外考察回来的朱森一气之下，胃溃疡恶化，以至不治而死，年仅41岁。

面对民族的危难，学生的冤死，人才的夭折，李四光百感交集。他在桂林毅然接见新闻记者，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谈话。

李四光指出：“自朱先生死后，从陪都到桂林，在社会上有一种议论，或者流言，直接间接影射朱先生之死，与教授生活待遇有关……”

“做地质工作的人们，本来就准备接受饿死、热死、跌死、打死、咬死、累死，尤其是这个时期，有什么说头？不过要说是气死，则国家无谓的牺牲未免太大。死了还要受气，更是太不成话！”

李四光使用一连串的“死”字，绝不是偶然的。这既不是耸人听闻，更不是无中生有。

地质工作者长年累月工作在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沙漠戈壁、茫茫草原，本来就很艰苦。再加上当时内忧外患、人祸天灾。兵乱匪劫一齐袭来，地质工作者的艰难处境，就更不可言！

他们是那样的孤独、寂寞、惨淡，又是何等的勇敢、坚强、有志气啊！

但是，李四光在这一连串“死”中，强调“气死”，深刻揭露和控诉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刚直的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

12月，李四光又发表了《南岭何在》文章，追忆他与朱森在南岭考察的经历，热情地赞扬了朱森为了科学献身的精神。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是一首五言诗：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汀水云。

风云忽变色，瘴病蒙金匝。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这深沉悲壮的诗句，表达了李四光对朱森的绵绵哀思，也表达了他对反动势力的深深忿恨。

为了纪念朱森，李四光又一次将他新发现的蜓科物种命名为“朱森蜓”，这是继杨杏佛遭暗杀命名之后的第二个蜓科物种。

李四光要用这种方法告诉反动派，科学家是不畏死的，他应该与科学发展联系在一起，只要科学发展不停止，人们就不会忘记那些为此牺牲的科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