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央地质研究所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李四光对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极为不满。

有时他在从事紧张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之余，还曾撰写了一些抨击时政的文章，经常把它藏在口袋里，怕许淑彬为自己担心，这时期他在报纸上发表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化名。

当时，学校教学经费很少，教授只发十分之一的工资，李四光只能领到28元钱。为了养家糊口，他被迫早起晚睡，有时还要通宵达旦地撰写一些科学丛书。

由于北洋军阀的统治日益反动，为了结束军阀统治，统一中国，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1927年6月，张作霖自称大元帅，指派刘哲为教育总长。不久，北京九所国立大专学校被合并成为京师大学校，北京大学为此也一度中断。

1928年初，国民党蒋介石、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派，在英国、美国的支持下，形成了临时的联合，共同讨伐曾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天津，北京军阀政府宣告结束。

这时，北伐军经过“宁汉分裂”与“宁汉合流”，打击排挤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并着手准备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新内战。

8月11日，李四光发表了《国防与北防》的文章，他一方一面认为，国民革命毕竟做到了一次小成功，但又觉得这一只破船，正在惊风恶浪中抛掷，受牛鬼蛇神的环绕，究竟能否逃脱大乱，还要看我们一班撑船掌舵者能力如何，眼光如何。说明了一点，国防究竟应该从何下手？这就是我们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时李四光的立脚点，仍然是用自然条件来解释社会现象，这反映了李四光在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为了追求真理所走过的一段曲折的路程，当时他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也不十分了解，而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1927年，南京政府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首先筹建的研究机构，有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观象台。

这在有志于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先行者蔡元培、杨铝、李四光等人的心目中，都认为有一个合法的机构，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有利条件。

这年冬天，李四光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出任所长。在这里他度过了二十多个艰难的岁月，并为此花费了很多心血。

地质研究所初建时，房屋、图书、仪器设备都很缺乏，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光是所址，四年内在上海就搬迁了四次。

正如李四光后来回忆时所说：“隔不了多久，几个人又要扛起‘地质研究所’这块招牌，在上海马路上跑来跑去。”

直至1933年秋天，坐落在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算有了正式的所址，并添置了一些必备的仪器设备，但经费仍很困难。

有些按计划需进行的一些光学、高温、高压试验仍不能开展。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李四光领导的这个研究所，仍然积极开展各项地质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李四光很重视基础研究。他根据工作需要和研究人员的专长，把他们分配在不同的专业岗位上。他认为，地质研究所的工作，应特别注意讨论地质学方面的重要理论，解决地质学方面的专门问题。

同时，李四光也很注重实地调查。他说野外调查是研究地质之根本。他还很注重同其它地质机关的协作关系，以减少同一地区工作之重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并且规定地质研究所除致力于地质学专门问题研究外，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尽量接受有关单位委托解决有关经济地质方面的问题。

李四光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工作人员从野外调查回来，他总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查看报告，检查标本，然后对每个人的工作提出意见，作出评价。

在工作人员作出成绩时，他总要给予鼓励，并且争取一切机会，选送合适人员去欧美考察或深造。他说“地质科学是一门世界科学，一个国家再大也只是个局部。”

为了活跃全所学术研究的气氛，在李四光的倡导下，还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同仁半月会”，规定每隔一周的星期六下午开一次会，演讲并讨论地质学的各种问题。

李四光十分重视科研成果的交流，他把地质研究的成果及时汇编成册，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印刷出版。

几年的时间，李四光把野外观察和室内的模拟实验结合起来研究，写了关于地壳和地壳运动、大地构造体系类型的起源、区域性现象的观察、新华夏体系指皱地带的矿产资源分布等文章，准备把它们公开发表。

可是，国民政府对科学事业横加摧残，地质界的当权人物又竭力排挤和刁难他，致使这些科学著作不能发表，李四光被迫不得不把它寄到国外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