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广西建设出谋划策

广西占尽天时和人和，李四光这样的知名教授来到桂林，恰好就是甘霖天降，李宗仁喜出望外，广西省政府亲自给他发聘书，请他担任经济部的研究员。不久，又聘请他担任文化部的研究员。

热爱祖国的李四光对于桂系阴暗的政治目的并不清楚，他热情地投入到了广西经济发展的工作中去，想为广西发展作出一些贡献，开展自己的科学研究。

李四光和大家一起在鄂西香溪河流域找到了可供开采的煤层数处，解救了这一地区的煤荒。在广西柳城大埔煤田、罗城小长安煤田开展地质调查也有新的发现。

另外，还对广西地质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建立了广西山字型构造体系。对广西北部及大瑶山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进行了详细考察。在赣南、闽西、粤北等地区考察南岭东段地质。

李四光在桂林创办了科学实验馆，亲自出任馆长。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科学实验馆的一些任务未能完成，但对于推动广西的科学技术发展和普及科学知识，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广西，李四光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叫范长江，是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曾给李四光介绍过陕北延安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军民团结，抗日救亡的动人事迹，也介绍过西安事变。

他在那里采访时，见到周恩来代表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为争取将介石抗日，耐心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道理，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自此，李四光对共产党和周恩来十分钦佩，在他心中产生了对周恩来的良好印象。

1939年9月，李四光写了《建设广西的几个基本问题之商榷》一文。这篇文章，深刻地表达了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祖国前途的关切。

同时，也反映了他为什么风尘仆仆地来到桂林，并且迫不及待商讨，筹办科学实验馆，参加并关心广西各个方面建设的心态。

文章开头指出：“中国是一个广大而各地情形不同的国家，所以各地方的建设不得不因地制宜，分途并进，否则整个国家的建设，在事实上不易推动。这两个原则，在理论上似乎没有错误，是有普遍性的。”

文章接着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建设方针上的错误：“中国近年来，在各大都会里，洋房马路及其它种种近代物质上的设施，确实增加不少。但是，这一类物质上的建设，对于一般民众究竟有多少利益，却是问题。”

“整个国家民族的力量，强了多少也不无疑问。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而是说物质上的建设，不可困于都市，更不可随便运用经济或政治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剥削已经苦到万分的老百姓，而促成少数私人过分地优越享受。”

“北伐成功以后，我们满以为必在内地建设若干重心，一切建设事业，从那些重心向上推进，直到肿毒清除，我们才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哪知道火上加油……”

“做错了不说，有人还要狡辩，说迁就既成的事实易收效果。那么，我们何必要革命？又何必要死人，求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过去的错误，社会上的人士，尤其是自称有知识的人士，固然不能不负很大的责任，政府呢？”

文章还从全国的地势，分析到建设广西的重要性，也为整个国防提出了战略意见。这表现出国家危亡是李四光当时最为担心的问题。

有一天，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与地质所的同事一道，带着罗盘、地质锤等坐着一辆卡车外出调查地质。

但这一天，他们夫妻俩并没有返回研究所，他们来到离良丰几公里路外的驾桥岭清平乡住下了。

这里十分僻静，风景优美，有合抱的榕树、丛丛的芭蕉，平地拔起的石灰岩山包，围起一道天然的屏障。

靠山脚的地方有十多户茅舍，一条清澈的小溪从村前流过。

原来，馆里有两个工人是这个村庄的，工人们平时对李四光这位大科学家都很敬重，李四光就是通过这两位工人在这儿租了两间茅屋，“隐居”了起来。

夫妻俩在这宁静的乡间十分惬意，李四光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工作，整理科研材料，草拟论文初稿。《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型构造之实验和理论研究》等重要著作就是在此地完成的。

许淑彬为了给李四光补充一些营养，特地买了一个小石磨，自己动手磨豆子、取豆浆、做豆腐，还养鸡生蛋，挖地种菜，青菜萝卜从不短缺，还不时托人捎点鸡蛋给良丰的学生们。

驾桥岭的乡居生活，成了李四光夫妇在广西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日子，这段生活既艰苦清贫又充满乐趣。

本地的乡亲们同他俩也逐渐熟悉起来，过年过节有来有往，不把他俩当外人。

村上的孩子们也“李爷爷”“许奶奶”地喊个不停。夏夜在榕树下纳凉时，李四光还给孩子们讲星星的故事，惹得孩子们夜深了还不愿离开这位慈祥和蔼的李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