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党统治的更加黑暗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及其以后，国民党加强了在国统区的反动统治， 国统区的政治更加黑暗。

国民党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抗战民主舆论、革命政治主张和进步文化事业。在这方面，邹韬奋和他经营的生活书店及主编的刊物的遭遇，是突出的例子。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到一九四○年六月这个期间，生活书店的五十五个分店大部被封闭，仅剩下六个。一九四○年六月以后，国民党继续用种种方法对剩下的生活书店进行摧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扼杀进步言论，摧残进步文化事业更加厉害。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不到半个月之内，生活书店的成都、昆明、桂林、贵阳分店，都先后被封闭或被迫停业。至此生活书店在国内只剩下一个重庆生活书店了，但反动当局也已命令重庆卫戍司令部相机予以封闭。只因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为中外观瞻所系，该店才得以幸存。邹韬奋本人不得不辞去参政员职位，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秘密离开重庆，到了香港。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新华日报》虽然没有被封闭，但只准印不准卖。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流氓毒打卖《新华日报》的报贩，撕毁报纸。国民党报业公会的头目竟声言，拘捕报贩一人赏洋五元至十元。

此外，国民党爱国人士冯玉祥的抗战言论被秘密禁止发表。在桂林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在重庆出版的《文学日报》，在桂林出版的《国民公论》等数十种报刊，被迫停刊或被禁止发行。反动派强迫各报刊登他们写的反共文章，或强迫报纸编辑撰写反共社论，否则就会受到警告处罚恐吓和监视，甚至被封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因在皖南事变中同情共产党新四军，国民党以“诋毁中央”为借口，撤销他的监委职务并把他开除党

一九四二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除了其它种种反动规定以外，又规定：政府对封锁工厂、罢工、怠工和其它妨碍生产之行为，可以“严行禁止”。“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信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令其为一定之记载”。政府“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这些反动措施本来是国民党政府早已实行了的，但这时又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表明了它对人民政治权利进行更加野蛮的剥夺。五月初，国民党中央下令各省市不准举行纪念“五四”的活动，就是实施这个总动员法的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