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

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下，国民党政府中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这个汉奸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国民党中委、宣传部长周佛海，国民党中委、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等。

汪精卫早就是亲日投降派。抗战刚开始，就主张妥协投降，宣传“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曾供认：芦沟桥事变以后，对于中日战争，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①

一九三八年初，汪精卫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到上海、东京、香港和日本参谋部的官员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联系，探求日本的意图。六月中，高在香港获悉日本方面希望由汪精卫来收拾时局。为探明日方态度， 高又到东京会见日本陆相板垣和次长多田。高将探得的情况报告给汪精卫。十月下旬，汪精卫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他的代表，与日方交涉。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又派梅思平等人带着“和平基本条件”到上海和今井武夫商讨，并拟定了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具体行动计划。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签署了反共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于是汪精卫等便于十二月十八日潜离重庆飞抵昆明，次日和周佛海等

① 汪精卫：《复华侨某君书》，《汪精卫先生关于和平运动之重要言论》，第二四页。

叛国外逃至河内。二十二日日本政府按预定步骤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汪于二十九日发表艳电响应，宣称愿以近卫三原则与日本作“和平之谈判”， 胡说什么这样“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汪逆在艳电中还大肆叫嚣中国共产党人“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从此，汪精卫成了可耻的头号汉奸卖国贼。

汪在河内逗留期间，一九三九年三月初，由高宗武代表他和日方商定“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五条，主要内容是：由汪精卫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起组织“救国反共同盟会”和“救国反共同盟军”，以“复兴中华民国”，“根本消灭共产主义的思想、行动及其一切组织宣传”；取消“临时”、“维新” 两政权，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等。四月下旬，汪精卫等在日本官员的保护下秘密离开越南，五月初到达上海。此后，汪逆群丑更进一步充当日寇的帮凶，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叛国投敌，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解放区军民和国统区许多团体、著名人士、国民党的党政军官员，纷纷举行讨汪集会和发表讨汪通电，要求下令通缉汪精卫等，并给予制裁。对其他妥协动摇分子， 也要予以揭发制裁。汪精卫集团的投敌，表明国民党内亲日派与亲英美派的公开分裂。

汪精卫等叛逃至河内后，国民党政府曾派外交部长王宠惠等劝阻，但被汪坚决拒绝。蒋介石始则表示对汪的叛逃事先并未预闻，继又声称汪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此行与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皆毫无关系。同时通知英美两国大使馆说，汪精卫绝对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驳斥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和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蒋还指出，近卫声明“是要以‘建立东亚新秩序’来关闭中国门户，打破九国公约，以‘东亚协同体’与‘经济集团’来排斥欧美在远东的势力”。他表示不会“背盟弃信，以破坏人类相与维系的正义的”。这表明了蒋介石继续依靠英美反对日本的立场。

汪逆艳电发出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宣布，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发表声明，称艳电只代表极少数意志薄弱、甘心为敌利用者之怯懦卑劣心理，对整个抗战前途决无任何影响。又说汪“未必甘心媚日，附和汉奸”，而是“客观上显属投降敌人，出卖祖国”。国民党政府没有对汪下通缉令。直到六月，由于全国各方面的强烈要求，同时汪精卫正在加紧组织伪政权，国民党政府才于八日通令严缉汪精卫归案。

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分析了汪精卫出走后的时局，认为：“蒋介石驳斥近卫宣言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表示了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部分动摇分子，已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但是蒋介石对近卫声明的驳斥和对抗战的某种积极表示， “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①共产党一方面要支持蒋介石的积极表示，一方面要对他的限共防共政策作斗争。

① 《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六大以来》（上），第一○○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