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中间集团的抗战主张

抗日战争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属于中间集团。他们的抗战主张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又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有区别。

抗战开始后，中间集团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他们要求实行“全民抗战”，希望国民党政府“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共赴此神圣之民族战争， 以争取最后胜利”。①他们主张动员群众，发展民众运动，说“民众是抗战的主体，民众是一切抗战力量的根本源泉”。“政府以民众为基础”，并认为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②为了动员民众，支持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他们认为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提出：“要扫荡一切的懒惰侥幸的心理， 肃清一切贪污无用的分子，彻底改造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的机能”。③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允许民众有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以及武装保护国家的自由。政府应召集临时的民意机关。在筹集抗战经费方面，他们认为应该实行“有钱出钱”这个普遍公认的原则。

中间集团的抗战主张，表现了他们的抗战积极性。但是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依赖国民党政府抗战。当国民党政府被迫“应战”，对民主运动的压制有所放松的时候，中间集团无视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的事实，声称：“国民党已经居于唯一领导抗日的地位”。只有“统一一切思想， 意志，政见，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智力于中央，且掌握于最高领袖之下，⋯⋯方能胜敌图功”。“如有别为自己团体打算逞其私图者，即是要负破坏统一分裂抗日战线和危害国家的责任”。①为了维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他们提出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由“一个政府，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来领导对日抗战。②他们主张“加强国家战时的军治化”。③甚至有人认为应“回复完全训政时期”。④一九三七年十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自动解散，以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一九三八年四月，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和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致书蒋介石、汪精卫，或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以此换得公开合法的地位。因从事抗日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的章乃器，刚一出狱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发表了

①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文汇年刊》，一九三九年五月出版。

② 施复亮：《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文化战线》创刊号，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③ 《大公报》社论《今年的国庆》，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① 陈铭枢：《抗战中之党派问题》，《抗战文选》第二辑，一九三八年五月出版。

② 《新民报》社评《今后的党派问题》，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③ 《大公报》记者《国家战时军治化》，汉口《大公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

④ 陈铭枢：《抗战中之党派问题》，《抗战文选》第二辑，一九三八年五月出版。

拥护蒋介石的文章《少号召多建议》，反对所谓“标新立异”，要人们“信托”政府，“信任舵师”，一切听从国民党蒋介石。这些党派或个人，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在蒋介石抗战言词的迷惑下，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产生了很大的幻想。

领导权的问题，是抗日战争胜败的关键问题。中间集团把整个中国的前途，放在蒋介石集团的身上。其结果只能是断送抗战的胜利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他们主张动员民众，但是并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真正依靠群众，而是要求民众接受“政府的领导”，幻想国民党政府“切实保护并促进救国运动”。他们有人提出武装民众的主张，但是要“统一军队编制及指挥”，要“扫除地方色彩”。他们主张有钱出钱，但是没有提出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有力的政策。这一切都是中间集团的软弱性在抗战初期的具体表现。

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翼集团仍然存在着差别。后来，随着国民党对日抗战的日趋消极，对内政策的愈加反动，他们同顽固势力就逐渐疏远，同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日益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