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崩溃

国民党军事政治走向土崩瓦解的同时，国统区财政经济也陷入了总崩溃的绝境。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发行额，至八月二十一日 357 止，已达六百六十三万六千九百四十六亿元，较一九三七年六月增发了四十七万余倍。法币与美钞的比价不断下降，一月为一十七万八千元比一元，八月即为一千一百零八万八千元比一元。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如以米计算，上海每市担白米，一月值法币一百五十万元，五月值五百八十万元，八月值六千五百万元。上海批发物价一至八月上涨了五十倍至一百倍。如以八月物价同一九三七年一至六月平均物价相比，上涨了五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倍。法币的价值已贬低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

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美货倾销和官僚资本的吞并以及繁重的捐税，使民族工商业纷纷停产或倒闭。一九四八年，上海三千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天津市共有布机八千八百六十七台，开工的只有四千八百六十七台。六十三家橡胶企业，上半年只能发挥生产能力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下半年绝大部分停工。青岛一千余家工厂，只有四分之一处于半开工状态，其余全都停工。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一千余家机器工厂开工的不到一百家。民营工厂如此，四大家族的“国营”工业也是一蹶不振。由于普遍的停工减产或倒闭，工业总产量急剧下降。一九四九年与一九三六年相比，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全国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原煤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发电量四十三亿一千万度，棉纱一百八十万件。

农村破产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一九四八年，土地抛荒面积在河南、湖南、广东等省中，分别占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各地耕畜减少了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主要农具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一九四九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六千万斤，较一九三六年降低百分之二十四以上。棉花产量八亿九千万斤，较一九三六年降低百分之四十七以上。

蒋介石为了挽救财政经济的崩溃，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颁布了所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挽救办法，其办法的要点是：（一）发行总额为二十亿元的金元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元券一元的比价收兑法币。（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一律没收。（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这是对人民财产的再一次大洗劫。蒋介石在全国设上海、广州、天津等若干管理区，派俞鸿钧、蒋经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以特务、警察、特种刑事法庭等法西斯暴力手段进行这次掠夺。国民党报纸公然叫嚣要借“一二颗人头祭刀”，“刑乱世用重典”。

在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国民党疯狂地进行勒索追逼，劫夺金银外汇。他们选择联合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为进行恫吓的对象，指使特务主办的《大众夜报》攻击该行总经理逃避外汇。国民党声称要将其送交“特种刑事法庭”。在这种威逼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银行忍痛于九月十日左右，将所存金银外汇造表送中央银行。国民党在全国掠夺的金银外汇，据翁文灏一九四八年十月向伪立法院的报告，共值美金两亿元。

蒋介石同时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进行武力劫持，迫使他们按“限价”抛售物资，支持金元券。反动派拘捕申新纱厂的荣鸿元、永安纱厂的郭棣活，要他们具结照平价出售商品。拘捕纸业、杂粮油饼业、糖业等公会理事长作人质，压迫这些行业按“平价”出售商品。自金元券发行到十一月初“限价”取消，永利公司“限价”出售纯碱六万袋，损失一百万美元。上海纱厂“限价”出售棉纱五万件，棉布十万匹，损失达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百货业存货照“限价”售出四分之三，上海四大公司除永安外，存货一空。绸布商在金元券发行前存有绸缎呢绒一百五十万匹，一个月后出售殆尽。蒋介石为了劫夺侨汇，还对未按官价经营侨汇的公司行号进行打击。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因此被捕，于九月二十五日被特刑庭判处死刑。

但是，蒋介石采取的这些残暴措施，挽救不了国民党的财政经济危机。蒋介石“借人头平物价”、依靠武力劫持工商业所造成的“平价”局面，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就开始崩溃。十月二日，上海首先发生抢购风潮，市民见物即买，尽量将金元券花出去，深恐一夜之间币值大跌致受损失。南京路一带的著名绸布号和河南路的呢绒店，开门后人群潮涌而入，满架货物，顷刻抢购一空。百货店的营业额较平日要增加三、四倍，使上海成了物资的“真空” 地带，这个抢购风潮从黄浦滩头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天津“百分之九十九的货架都空空如也”。北平“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十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抢米风潮。上海抢米风潮，一天达二十七起之多。米荒使上海的各

种机构陷于瘫痪之中。商店的货物卖掉了，补不进货。工厂因补不进原料， 纷纷宣告停工停产。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迫于十一月十日宣告取消“限价”， 接着又公布了《修改金元券发行办法》，宣布金元券贬值十倍，并撤销金元券发行二十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元券的发行便如决堤洪水，无边无际地泛滥起来。十一月发行量为三十三亿九千四百万元，十二月为八十三亿二千万元，一九四九年一月猛增到二百零八亿二千二百万元。五月又猛增至六十七万九千四百五十八亿元。金元券也同法币一样变成了废纸。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一天之内金元券贬值百分之四十。黄金每两与金元券的比价达到一比七百五十万元，美金一元与金元券比价达到一比十四万八千元。与上年八月比较，上涨了三万七千倍以上。这期间，物价上涨也达到惊人地步。如以一九四八年八月物价总指数为准，十一月，上涨二十五倍，十二月为三十五倍，一九四九年一月为一百二十八倍。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份上海解放前夕， 上海物价与一九三七年比，上涨了三万六千八百零七亿倍。各地人民群众纷纷拒用金元券。国民党政府用发行金元券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完全破产。国统区经济的总崩溃促进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