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抗战爆发后，为了运用文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文艺大众化成为文艺界的迫切要求。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建立了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另有通俗读物编刊社，编撰了不少通俗读物。与此同时，文艺界对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讨论。这时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与实践，比三十年代初期有所进展，但大半只限于形式方面，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亟需要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毛泽东的论述，对于文艺界正在讨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于是民族形式问题便成为讨论的中心。这一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讨论的继续发展。

在延安，《文艺战线》、《中国文化》等刊物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其中有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艾思奇的《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等。他们肯定了“五四”以来新文化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他们认为，新形式比之旧形式，无论如何是进步的，字汇、语法、体裁都更丰富、自由，对现实的表现力更提高。但是新形式也有缺点，它与传统的文艺形式缺乏深刻的联系，它还没有在工农群众中深入。旧形式有它接近人民群众的优点及其他优良的成分，也有它的局限性。因此新文艺要以发展新形式为主。同时对于旧形式“要在艺术上思想上加以改造，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把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①。他们还着重指出：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主要地还要依靠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真研究，对人民思想感

⑤ 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三四一页。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四九九——五○○页。

①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四—五页。

情的深刻了解，特别是对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艰苦实践。否则，一切关于形式问题的争论，都会陷于空谈。

在延安的讨论，意见基本一致。在国民党统治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然而同是错误的意见。一种意见以向林冰为代表，他把大众化问题简单化为只是民间形式的利用，认为唯有“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②而“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纯粹是欧化形式，而不是民族形式。这种把民间形式和民族形式等同起来，以及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和民族形式完全对立起来，从而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观点， 是错误的。另一种意见以葛一虹为代表，他认为“旧形式是历史的产物，当历史向前推动了的时候，⋯⋯旧形式的可悲命运也只是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他完全否定旧文艺形式有可取的东西，也否定新旧事物之间的继承关系。他在保卫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口号下，否认新文艺存在的缺点，把新文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主要归咎于人民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因而认为利用旧形式是“降低水准”。主张文艺“更坚决地站在已经获得的劳迹上”， 等待“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①这种意见也是错误的。

在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中，郭沫若于一九四○年五月写了《“民族形式” 商兑》一文，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说：“‘民族形式’⋯⋯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便很警策地道破了这个主题。又所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更不啻为‘民族形式’加了很详细的注脚”。他反对“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意见，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 是现实生活”。他认为“五四”新文艺在其发生时，离开民间形式，而接近最新阶段的西式，“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一个人的好恶或主张所能左右的”，而且“外来形式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可以成为民族形式乃至民间形式的。”他也批评了新文艺的缺点，一是“未能切实的把握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二是“用意遣词的过求欧化”，犯了洋八股的毛病。要“祛除” 中国新文艺的“积弊”，“是要作家投入大众当中，亲历大众的生活，学习大众的言语，体验大众的要求，表扬大众的使命”。

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持续一、二年之久，参加的人数很多，涉及的问题很广。《新华日报》社和《文学月报》曾举行过专门座谈会，许多作家都发表了意见。这次讨论既肯定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成绩，又检讨了新文艺发展中的缺陷，使进步文艺界一般地明确了大众化与民族形式应该统一起来。这次讨论对文艺创作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对民间文艺的研究，也起了积极的影响。这些收获，为以后文艺界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作了一些思想准备。它的不足之处是较多地就形式讨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