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西方科技对中国的冲击及反应

中国是以四大发明著称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近代却落伍了。当西方科技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同步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时候，“东方的巨狮愚盲自负地试图仍旧保持它那帝王之尊”。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西方资产阶级凭藉其强大的科学、经济、军事实力，用重炮轰开了古老的东方帝国的大门，

告诉了人们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落伍了——落伍是要挨打的。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以长矛大刀弓箭为基本兵器的清朝军队不堪一击，落后的农业与西方机器工业相去天壤；脆弱的民族工商业抵挡不住外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逼人气势——这是西方近代发达的科学技术以经济、军事力量的形式对近代中国的冲击。不仅如此，西方科学技术还通过传教士等途径传入中国，给近代中国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早期是在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出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目的，以科学技术为诱饵，以图在中国立足。传入的科学技术知识早期主要是天文、数学、地学、物理、兵器等，后来则涉及化学、进化论、医学、各种工程、工业技术等。代表性的人物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他们一度与当朝要员过从甚密，甚至得到封建皇帝的赏识。

在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态度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盲目排斥的态度。皇帝、大臣们往往以天朝上国自居，妄自尊大，视西方科学为“奇技淫巧”，推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杨光先主张“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华夏有洋人”。“洋务运动”时期以醇亲王奕环、大学士倭仁、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为代表的“顽固派”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侍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①。这些话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取向，具有代表性，发人深思。当时朝野中确有一些人视西方科技为“邪术”，反对“西学”，甚至“一闻造铁路、电报则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杨光行等人看到来华西人并非为了帮助中国人掌握西方技艺，而是别有所图，这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他们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重礼教，轻技艺，认为靠中国之学术、纲常名教足以经世兴邦，这是十分守旧、腐朽的错误思想。清政府在 1723 年至 1840 年间，几乎中止了接受西方科技知识的政策。他们闭关自守，对我国科学技术和商品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在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态度上，比较开明的帝王、朝臣，进步的知识分子持接而纳之的态度。

清朝顺治、康熙二帝，刘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很感兴趣。顺治帝对德国人、传教士汤若望很器重，命他掌管钦天监。康熙帝从西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孜孜不倦，比利时人，传教士南怀仁就曾给康熙讲课。南怀仁任钦天监监正， 奉命监造观象仪器多种，“吴乱”时奉谕督制西洋大炮，大受嘉奖。康熙亲自领导完成中国全图测绘，在他的支持下，1690 至 1721 年编成《数理精蕴》这部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他亲政期间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最为活跃。

1. 世纪 60 年代，以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 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出发，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先是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47 卷，第 24 页。

建立近代新式军事工业，在意识到“必先富而后强”的情况下，又兴办了一些民用性企业。除罗致一批科技人才外，还兴办新式学馆学堂，派人出洋留学，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近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的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为我所用，早期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就以忧国之情怀、爱国之热情，痛感当朝之腐败，中国之落后，力求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更法”、“变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发展科学技术，开办近代工业商贸，康有为、严复等人看到“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又“加以电邮、气舟、铁辙三者”。中国欲开民智，求富强，必须“用西洋之术”，“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近代一批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不仅自己占有大量科学技术知识，而且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如徐寿、华衡芳、李善兰、严复等。

以上这些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技术的帝王朝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或出于维护封建经济的需要；或盲目照搬西方，主张“全盘西比”；或囿于“中体西用”；表现出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他们向西方学习，救国图强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客观上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改革，人才的培养，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