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学——玄学——佛学

中国哲学在达于宋明理学之前，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三个前后相继又互相独立的发展阶段。它们是中国哲学发展中各具特色的三个环节。

（一）两汉经学

经学之经，引之于织物之经纬。古代典籍多是以牛皮绳贯穿竹简而成， 经以“编丝缀属”之义而通称一切典籍，如墨经、法经等。汉代独尊儒术， 奉儒家典籍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成了儒家典籍的特称、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之正统。《释名·释典艺》云：“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 可常用也”。历代训解、阐发儒家典籍之学，被称之为经学。其起源，后世学者往往推到子夏和荀子。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进选人材的标准， 经学大盛。五经者，《剔》、《诗》、《书》、《礼》、《春秋》也。加《乐》为六经，但《乐》有声无书（另说亡佚）。汉代倡“孝治”，宣传宗法思想、贵族子弟先授《论语》、《孝经》，与五经合称七经。唐代以科举取士，在“明经”科中，有“三礼”（《周》、《仪礼》、《礼记》），是《礼经》一分为三；“三传”《左传》、《公羊传》、《 梁传》）是阐释春秋经的“传”升格为“经”。连同《易》、《书》、《诗》为九经。唐文宗时把《孝经》、《论语》、《尔雅》列入，宋代又将《孟子》列入，称为十三经。

西汉董仲舒用阴阳五行解释《春秋公羊传》，开创了今文经学。其经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古文旧本，由战国以来师徒父子相传，为汉时之官学。今文经学认为孔子删定六经，寄托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六经是治国之法典，所以今义经师为经书作章句，服从当时政治统治的

需要而着重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尤其重视公羊家的春秋学。东汉何休是今文经学集大成者，所撰《春秋公羊解诂》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西汉中叶以后，今文经学一度衰微，清代中叶再次兴盛。

西汉末经学另一派别为古文经学，其经典为秦时藏匿或散佚于民间的， 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儒家典籍。古文经学对经书字句、篇章中心含意及古代典章制度和人物训解、评论和今文经学不同。他们崇奉周公，以记载古代礼仪的《周礼》为学说的核心，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故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 重经籍所记事实，倡文字学和考古学，但其学风往往失于繁琐。古文经学始于刘歆，东汉时贾逵、马融、服虔皆为大师，弟子众多。许慎著《说文解字》， 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文字学研究之必读书。马融的弟子郑玄不囿于门户，遍注古今文经，网罗众家，为汉朝经学最后一位大师，但失之于常用谶纬的符瑞灾异附会经说。

（二）魏晋玄学

东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儒家受到沉重打击，经学衰落，繁琐的注释， 粗陋的祥瑞灾异之说、天人感应论，支离破碎的章句，“已为世人所厌”、“不周世用”。于是，具有玄妙超逸，简约精致特色的思辨哲学——玄学应运而生。玄学尚老庄之学，注重“三玄”（《老子》、《庄子》、《周易》）， 以道释儒，着眼于“有无”问题，探究世界的本体。正始时期，何晏“援老入儒”，作《道德论》、《无名论》，王弼又作《老子注》、《周易注》， 表现出重视老子的倾向，以“贵无”为特征。提出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等重要范畴和“以无为本”，“得意忘言”等著名命题。王弼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千变万化的有以绝对不变的无为本。把老子“有生于无”的宇宙发生说上升为哲学本论。由此出发，他认为名教非本，天地任自然，自然为本。在方法论上，王弼反对两汉治《易》的象数之学，主张把握义理，领会玄旨。提出“寻言以现象”、“寻象以观意”、“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的解《易》方法。嵇康和阮籍的思想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一方面， 他们主张万物生于天地、元气；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视“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欣赏庄子遁世消遥的人生哲学，表现了玄学由重老向庄子发展的倾向。当时反“名教”、任“自然”之极端化的发展，是士族子弟以“任放为达”，清淡放荡， 甚至“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①。

在裴颜“崇有”论，向秀《庄子注》的基础上提出“物各自生”而“独化”的观点，主张“名教”即“自然”。注重庄子的思想，具有神秘主义、诡辩论倾向。

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张湛《列子注》显然受佛学影响；般

① 《晋书·五行志》。

若学各宗，则大都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三）隋唐佛学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末汉译大量佛教经典，东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广为流行，隋唐时达到鼎盛期。

佛教基本教义有“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认为世间一切皆苦，一切皆空。只有依据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才能超脱苦海，是一种以消极出世为特征的宗教唯心主义。

佛教传入后，以佛理附会玄学，迎合儒家纲常伦理，讲善行善心，重孝道。并以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弥勒佛等形象满足苦难中的民众的精神需求，使佛教能够在夷夏观念深重的礼仪之大邦立足。隋唐时期，佛教与儒、道并称三教，三教之间长期争论、互相渗透。佛教理论与由依附汉文译经进而建立起许多相对独立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教义，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道德和民间风俗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佛教哲学作为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

在中国佛教哲学中，东晋的僧肇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少好老庄，后又受玄学本末体用之辨的影响。把玄学与般若学方法沟通，以体用一如的中心思想论述有与无、动与静、知与无知的关系。在宇宙观上提出“即万物之自虚”的命题，反对人为地划分有无，主张有与无的统一，所谓“欲言其有， 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①。有是假有， 假有故空，假有不真，不真则空，谓之“不真空”。在动静问题上，他主张“即动而求静”，单发体用一如，即动即静，动静不异的观点。在知与不知的问题上，他提出“无知，故无所不知”的观点，认为万物自性空，是为“无相”，照到“无相”就与实际相符合成为“无知”，圣心无知，就能无所不知，不知之知谓之一切知。在名实问题上，他认为名实无关，名实皆空。

隋唐时各佛教宗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作了自己的贡献。天台宗宣扬“一念三千”，建立了空、假、中三谛圆融并止观双运的修行方法，并有“无情有性”的佛性学说。唯识宗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的“唯识无境”的理论；把思想认识的转变（转依）看成是由迷而悟，则染而净的修习目的。主张用“依他起相”、“遍计所执相”、“圆成实相”三相以解释宇宙万有的性相。用唯识观的方法，能调察三相，达到转染（识）成净（智）而成佛，宣扬“五种姓”说，认为“无姓有情”者不能成佛。禅宗认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万法”（宇间万有）尽是“自性”

（人人具有真常心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自悟”成佛。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不必累生累世的修炼，推行“明心见性”、“一悟即至佛地”（顿

① 《不真空说》。

悟）的简易修持方法，流行日广。对李翱、周敦颐、二程、朱熹都有影响， 对陆王之学的影响犹大。

华严宗是唐代佛教重要门派，其基本理论是法界缘起论。内容有“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门”等。“法界”是包涵理（事物的本性，本体）和事（万事万物、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相、总称。共有四相：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华严宗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理的体现，事与事之间也是相即相融的。由此提出了一多、总别、性相、相即相入等一系列概念，其“理为性”、“事为相”的观点对宋明理学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华严宗还把法界归于一心，认为理和心也是一回事，事事都是一心的产物，法藏称理事无碍的关系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佛教哲学的许多术语后来被广泛应用。有的成为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

（如“能所”）。佛教哲学的许多命题和观点对宋以来的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