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明理学

魏晋时期一度出现反儒思潮，隋唐时佛学昌盛。但作为像宋这样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而言，最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仍是儒家的纲常伦理。于是，理学应运而生。早在中唐时期韩愈、李翱就竭力排击佛、道，指斥其毁灭纲常而误国，力图全面恢复儒家的权威。韩愈认为仁义道法中，道德是“虚位”，仁义是“定名”，实行仁义为道，内心具备仁义为德。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说的性三品说，李翱师承韩愈，排佛尊儒。把最为推崇的《中庸》中的性命学说和佛教的心性思想结合起来，称为复性学说。他们的思想被称之为道学，是理学的先声。

随着尊儒，批判佛、道并融其思想于儒的思潮的发展，北宋中期，以讨论理气、心性问题为中心的理学思潮逐渐形成，并占主导地位，产生了从周敦颐到二程的许多重要理学家，提出和使用了理气、道器、太极、阴阳、形而上形而下、动静、两一、心性、性情、性命、善恶、理欲、人心道心、中和、体用、诚、敬、知行等理学的基本范畴。他们称其道为圣人之道、其学为圣人之学，该学说亦称为道学，后来，理学之称渐盛，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代表着理学中强调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陆象山、王阳明则是主张“心即理”、“心生万物”的主观唯心主义流派。

周敦颐在《易》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宇宙生成发展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①。他认为人得二五之秀气，

① 《太极图说》。

为万物中最灵者，但心、性受感外物而有善恶，主张通过“立诚”、“主静” 而达到人的最高准则“人极”（诚）。其哲学体系中的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

程颢和弟程颐曾同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奠基者，世称“二程”。二程第一次把理作为最高范畴，建立理本论哲学，以精神性的理为宇宙本体，提出“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①。在心性论上，程颢提出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提出性即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程颢认为人心与外物不可分，由于“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所以要反躬自求，悟得天理。程颐认为万物一理，这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故尔“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修养的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他还认为先天的“气禀”决定人的智愚。程颢关于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的思想对陆象山、王阳明很有影响。

朱熹是二程四传弟子。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是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在本体论问题上，朱熹以理为本，主张没有天地之时先有理，“理在先，气在后”、理气相依。在发展观上，主张凡事无不相反相成，“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在其关于《周易·系辞传》的解释中论及阴阳、动静关系，认为动静不可截然分开。他还看到了运动的两种状态：变和化。前者为顿变，后者是渐化。并认为二者互相联系。在认识论上，朱熹主张“即物穷理”，格物和致知不可分。在知行关系上强调知先行后，但又认为知行相须，以行为重。在心性理欲问题上，朱熹认为理在人身上体现为人性，在物上体现为物理。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人禀气有清浊，故有圣、贤、愚之别。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天理和人欲对立，须通过修养功夫“遏人欲而存天理”。但他也不盲目反对日常饮食欲望。与“理欲” 观相联系的是他的“王霸”观。他认为夏、商、周三代，以道心治天下是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三代以后“末免去利欲之私”是霸道衰世。

朱熹的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为统治阶级官方所推崇，视为儒学正宗。

正当朱熹把理奉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时候，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外，“即物”才可“穷理”的观点，提出“发明本心”、“求其放心”的“简易”、“直捷”的主张，并就有关问题与朱嘉进行辩论，是为与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客观唯心主义相区别的心学主观唯心主义。陆九渊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心是唯一的实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在心物关系上得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的结论①。他认为“心”和“理”是永久不变的。显然，陆九渊把主观与客观完

① 《遗书》卷二。

① 《象山先生全集·杂说》、《语录上》。

全等同，用主观吞并了客观。

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以陆学传人自任，宣扬心学，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所谓“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据说他曾和消极直观的方法验证“格物”能否“致知”，最后得出结论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所谓“格物致知”，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他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认为为学“惟求得其心”，用反求内心的方法达到所谓“万物一体” 的境界。在知行关系上，他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知行合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