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学影响下的近现代哲学

早在明朝中叶，在处于封建制度末期的东方帝国中，就已滋生资本主义萌芽，加之耶稣会士来华，西学传入，在明清之际，出现具有早期启蒙性质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李贽、黄宗羲、方以智、颜元、戴震等人。他们抨击程朱陆王之学和封建君主专制，提出民主法制的朦胧理想，力图借鉴西学， 结合科学的新发展来进行哲学研究，并表现出重“习行”、倡“实学”、重

② 《道德经注》。

功用的倾向。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置身于这一历史时期的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强烈的改良愿望，对外反对资本主义侵略，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对内要求改革封建弊政，摧毁“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面对高势能的异质性文化，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思想揭开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序幕。近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试图会通中西、融贯新旧，在批判封建旧制度旧传统，促进思想解放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阶级力量的软弱，社会变化的急速，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彻底性，难以形成高水平的系统的理论体系。19 世纪中叶起我国科学家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如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后来，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守恒转化定律也传入我国。当时的先进思想家，如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纷纷饥不择食地利用“以太”、“星云”、“原子”、“细胞”、“电”、“力”等自然科学概念，来“改造”传统哲学，并力图在传统的人性论中输入天赋人权以及博爱、平等、自由等新内容。面对西学的冲志，朝野间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奇技淫巧”，一概拒之于门外；一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但统治阶级的开明人士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多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为我所用。

以 1915 年 9 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 反对纣在专制和封建迷信，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上升到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广为流传。在中西文化交汇中，西方文化中有许多积极的东西为我们借鉴和吸收。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增添了新的有生命力的成份。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腐朽的、反动的东西也乘机而入。“五四” 以来实用主义，生命哲学、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就在胡适（实用主义）， 梁漱溟、张君励（生命哲学），丁文江（马赫主义），张东荪（新康德主义） 等人那里与中国封建主义哲学结合成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特点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人在他们的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中力图求新，但终末跳出封建哲学的窠臼，不仅不能上升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高度，甚至连他们所借鉴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水平也没有达到。

中西文化的撞击，经济上、科学技术上、军事上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诸种社会矛盾的尖锐等等，引起人们深刻的文化反省，于是有东西方文化之争， 科学与人生观（亦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社会性质的争论，国民性的反思，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等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鲁迅等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步的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些讨论，并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李达、艾思奇、胡绳等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毛泽东思想

的形成，标志中华民族文化和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