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气论唯物主义的发展

中国哲学史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就是宇宙论上的元气论唯物主义， 它有自己一脉相承的发展史，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元气论唯物主义，可以一直追溯到老子的宇宙发生说，管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提出厂“精气”说，《列子》和《淮南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思想。王充的元气是一个重要环节，王夫之哲学，是元气论唯物主义的高峰和总结。

（一）王充的元气自然论

在汉代，王充因具有明显的反神学目的论的无神论倾向和提出系统的元气论宇宙观而著称。

王充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天地，含气之自然”。关于宇宙起源，王充谈到：“说《易》者曰：‘元气末分，浑饨为一”。儒书又言：“溟 鸿，

气未发之类也；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①“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他认为人与物一样禀天地阴阳之气而生：“人， 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与物无异”。②。基于此，王充对当时流行的天感应、灾异遣告、天降祥瑞、鬼神等给以抨击。认识上重“实知”、“效验”，主张“须任耳目定情实”，并强调“不徒耳目， 必开心意”，以“按兆察迹”、“揆端推类’。反对生而知之，肯定文化和历史的进步，赞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但认为“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有机械论、命定论倾向。在人性问题上，主张人禀气有厚薄，固人性有善恶。

（二）嵇康、杨泉的元气论

① 《谈天》。

② 《辨祟》。

魏晋时嵇康、杨泉用元气论唯物主义反对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唯心主 义。针对万物“以无为本，恃天而生”的思想，嵇康指出：“夫元气陶铄， 众生禀焉”，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浩浩太素，阳曜阴凝，

二仪陶化，人伦肇兴”③。杨泉认为天是元气，星是元气之英，“元气皓大， 则称皓天。皓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①。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 犹如薪尽火灭，“无遗魂也”。

（三）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的气一元论

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扬的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期间，活跃着一些无神论唯物主义思想家，如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等，他们反对天有意志赏善罚恶的思想和宗教唯心主义，坚持了元气论宇宙观。

范缜继承了王充天道自然、元气自化的思想，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性，指出“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悦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②。他曾同佛教有神论进行过两次公开大论战，用偶然论的自然论反对因果报应，主张“形神相即”、“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其《神灭论》一出，“朝野喧哗”。

柳宗元继承了以往的元气自然论，认为天地未形时唯有元气，天地既分后元气居于天地之间。所谓“留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上

而玄者为天，下而黄者为地，浑然中处者为元气，寒而暑者为阴阳。针对天能赏功而罚祸的思想，他问道：“天地，大果也；元气，大痛痔也；阴阳，

大草本也；其焉能赏功而罚祸乎？”③

刘禹锡认为天是有形之大者，无“形”、“空”是“形”之希微者，反对以“空”、“无”为世界本体的观点。并且把前人论及的气、阴阳、五行、天地纳入他的宇宙发生说中，指出：“天之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仪既位，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最大”①。他还提出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天和人各有其所能，天无意志，“非务胜乎人”；人有意识，故“人诚务胜乎天”。

（四）张载、王安石的气一元论

张载虽被称为道学创始人的“北宋五子”之一，然其哲学倾向与一般道学唯心主义个同，他批判以空、无为本体的思想，肯定是充塞宇宙的实体， 不仅“可状”者为“有”皆气，而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气聚散变化而生万物，永恒不灭。而且，气“一物两体”是包含内在矛盾的统一体，天下无一物无阴阳者，并由此揭示物质运动变化的原因：“天地变化，二端而

③ 《明胆论》、《太师箴》。

① 《物理论》。

② 《神灭论》。

① 《天论》。

已”。

王安石继承老子哲学思想，提出道气一元的宇宙衍生论。他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者天也，万物之所自生，故为天下母。”② 他认为生物者是气，气生成五行，五行运动变化，构成万物。变化的原因是物“皆备有耦”。

（五）王夫之的气一无论思想

王夫之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他认为气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实体。理作为气变化过程中的必然性，是依存于气的。在道器关系上，主张天下惟器、器在道先，道器不可分，但道是因时而变的。

王夫之坚持“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发展观。认为动静互涵为万变之宗， 继承并发展了张载“一物两本”的思想，认为阴阳、刚柔、寒温，必相反而相仇，而已“互以相成”。

在认识论上，王夫之利用并改造了佛教哲学中的“能所”范畴，强调“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反对“消所入能”。在知行关系上，主张“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知反对“知先行后”、“知行合一”的观点。

在天人关系上，他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知天之理”就可“善动化物”、“裁天”、“胜天”，甚至“以人造天”。在理欲问题上，他认为“有欲斯有理”。有欲是人之大共，但可以道德调节之，并且认为“天理高于人欲”，“人欲之各得即天之大同”。他还断言人性是变化的，强调志节对人生的意义。

王夫之反对复古倒退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由质到文，由分到合不断进步是总的趋势。反对“天命”、“神意、“道统”主宰历史的观点，主张从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