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津战斗与守军撤退

当日本中国驻屯军主力集中在北平地区作战时，天津仅有日军 5000 余

人，分散配置在海光寺军司令部、天津各火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第 29

军在天津的部队有第 112 旅和第 26 旅等部。第 38 师副师长兼公安局长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和北平守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 38 师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乘势向天津日军出

击。29 日凌晨 1 时，第 38 师第 26 旅、师部手枪团和天津保安队等部，在李文田指挥下，分别向海光寺、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等处日军，发起进攻。各攻击部队很快袭入飞机场，烧毁日机十余架，并攻占了天津总火车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 20 师的 4 个营及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轰炸和猛烈炮火反击下，第 29 军转攻为守。经过 15 小时战斗，部队伤亡严重，遂于

30 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

从卢沟桥事变到平津之战的过程表明：卢沟桥事变不是什么 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件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政府、财阀、政党的共同意志；而且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

（天皇的命令）进行的。”①

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 29 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 29 军仓促应战，后授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事后，蒋介石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任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②

① 〔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88 版，第 129～130 页。

② 《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1937 年版，第 13～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