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一、日本侵华方针变化的原因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经过 15 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转折”。这些内外因素，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 1938 年 10 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修订。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战场的态势 “七·七”事变时，日本企图经过速战速决的战略，重现甲午战争迅速

取胜的一幕。这个战略方针着重依赖武力，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必要的兵力，在有限的作战空间里，摧毁中国的战争力量和战争意志，一举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日本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因为这将造成日本国力的无限消耗，难以实现其世界战略。然而，15 十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而其力求避免的不利状况成为现实。

至 1938 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

45 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不久，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格局。在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 4000 公里的正面，日军面

对着 200 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 3 倍的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至 1938 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 15.6

万人，新四军发展到 2.5 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 5000 万人以上。日军仅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

尽管日军已由战前的 17 个师扩大为 34 个师，并将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日本的战史著作就此指出：“占领地区内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这次企图扰乱我军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①

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军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资补给，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消耗，即使如此，日军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 15 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了。

捉襟见肘的日本兵员、军需动员状况

①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25 页。

经过 15 个月战争，日本痛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抗战意志和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无论在规模、时间、强度等各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预料。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

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 1937 年扩编了 7 个师，继而于

1938 年又扩编了 10 个师，使其师的总数翻了一番。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使日军的兵员组成出现问题。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 年8 月 1 日，侵华日军成员中的现役兵仅占 11.3％，预备役兵占 22.6％，后备役兵占 45.2％，补充役兵占 20.9％。②由紧急动员而造成的这种畸形的兵员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对此，日军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整理军队。

与兵员动员的窘况相伴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动员补给同样难以为继。开战之初，日本轻视中国，设想无须大规模的军需动员，仅凭现有军需储备一举击败中国。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 1937 年 10 月开始实施“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

此次军需动员除了涉及原有的陆海军兵工厂外，还动员了约 3800 家民营工

厂，对民营工厂的利用率达到平时的 2.5 倍。①尽管如此，军需物资的生产补给情况仍然达不到日本军事当局的预期成果。参见下表：②

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实绩（％）

1938 年 6 月 2 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就军需动员的状况上奏天皇：“虽然官民一致协作，昼夜工作，异常努力地从事各自所担负的军需品的整备补给， 但由于各种原因，⋯⋯武器、弹药、飞机、坦克重要军需品的生产未能达到预期成果，这是非常遗憾的。”③

第一次军需动员按计划至 1938 年 3 月 31 日止，历时 6 个月。但战争不但没结束，反而日形扩大。日本只好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时间为1938 年 4 月 1 日至 1939 年 3 月 31 日。为了保证计划指标不再落空，当局把

动员的民营工厂扩大到 4000 多家，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④换言之，以降低质量来满足对数量的要求。但是， 第二次军需动员仍然达不到战争的实际需要。日本兵工总厂负责人报告说， 坦克装甲车的生产数量不能适应急速扩充的军备；小口径火炮供需失衡；观测用具和光学兵器的整备状况极其不良；至于弹药的补充供给只是到 10 月武汉、广州作战结束后才有所转机，此前不能达到军需的要求。①战后日本的战

②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 年版，第 149 页。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120

页。

②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121 页。

③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121 页。

④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242 页。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版年，第 243 页。

史著作也指出：“步枪、炮弹都不够用，到 1938 年 6 月，连学校用的教练步枪都被收回。”②

兵员及军需物资动员补给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限制了日军进一步发展其战略进攻。

战争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

日本经济是一种对外依赖程度极高的经济，其工业能力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来自海外的各种原材料。日本历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重要的是要控制原料产地。然而，15 个月的对华战争不但没有达到目的， 大量的战争消耗却造成日本各类物资的极端匮乏、进而动摇了日本脆弱的经济基础。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3 月，短短 8 个月内，日本就连续 4 次迫加临时军费，累积总额高达 74 亿日元。这是日本从事甲午战争（2.00475 亿）、日俄战争（15.08472 亿）、第一次世界大战（8.8166 亿）和“九·一八”事变

（19. 3125 亿）四次对外战争战费总和的 163％，③是 1936 年日本预算总岁出（22.82 亿）的 3 倍多！这笔巨颔战费不仅造成日本的财政桔据，而且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庞大的战费支出绝大部分用于武器弹药及各类军需品的生产，这些物资一经产生即脱离于再生产之外，成为对经济发展毫无意义的纯消耗。这种消耗使日本的出口产业因原料不足而出口能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的大幅度减少，最后使整个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转受到破坏。

由于战争影响，1938 年度上半期，日本的进、出口分别比上一年度减少了 32。9％和 19.6％。①为了弥补贸易萎缩造成的物资短缺，日本只好动用国内的黄金外汇储备。战争爆发后，日本原有的 388 吨黄金仅仅剩下 25 吨，其余的都作为贸易决算而输往美国等国家。②即便如此，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的情况仍很严重。

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和准备在世界更大的范围的争夺，日本竭力企图扩大生产能力，并为此而制定了 1938 年物资动员计划，然而该计划在半年后就无

法继续实施，被迫于 1938 年 6 月进行大改订，修改后的计划基于物资短缺的现状，全面压缩一切与军需无关的产业的物资供给量。仅以钢铁类为例：当时一般民用的普通钢材的需求量是 478.4 万吨，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 306.9 万吨，削减了 36％。原计划中对准军需和铁道省所需 66.6 万吨普通钢材是保证供给的，而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 54.46 万吨，削减了 18％。钢铁短缺对各产业的影响极为严重。与 1937 年末相比，日本钢村碾压设备的 33％，平炉设备的 11％变为闲置。由于工厂建设、矿业开发等所需钢材削减了 55％， 一些急待扩充的产业面临威胁。日本国内一般私营铁路所配给的钢村仅够用来修缮，根本谈不上任何发展。③

②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 年版，第 115 页。

③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50、183、361 页。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271 页。

②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 年版，第 122 页。

③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214～217

页。

苦于物资问题对经济发展和战争能力的制约，1938 年 6 月物资动员计划改订后，日本政府特意向全国发表了全面统制物资的声明，声称：“中国事变虽因徐州陷落而使战局呈现一大进展，但前途仍很辽远。⋯⋯值此之际， 要完善后方设施，使作战不受影响，以达成帝国期望之目的。”“为此，当前急务在于最有效地贯彻运用物资的统制。即排除万难，把振兴出口、增加生产、统制消费等有关政策彻底强化。在此，政府按照新情况，树立了优先充实军需品和输出产业原料的物资供给计划，期待彻底实行这一计划中的各紧要方策，以巩固国防，维持国民经济。”声明要求贯彻节约、配给、回收、实行战时简朴生活等十大措施，并规定对钢村、铣铁，金、银、铜、铅等 32 种物资实行强化的使用限制。①

出于对物资短缺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考虑，1938 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从缓解经济困难的角度建议早日结束战争。

1938 年 5 月，“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的报告书中提出：（1）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2）不能和平之际，依靠缩小战争规模来全力充实国力，改善国际收支。②同年 7 月，企划院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第二次）》中也指出：“必须迅速寻求收拾中国事变的方策，⋯⋯ 在看不到生产力扩充和贸易进展的情况下，树立对今后战争的计划是至难之事。”③

侵华战争陷入长期化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原本是将此作为有利于其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首要环节考虑的。即通过速战速决，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日满华同盟”，再依靠这个“同盟”赋予日本的强大力量，实现其南进和北进的大扩张。经过15 个月战争，这个预想彻底破灭了。侵华战争不但未能帮助日本的总体战争计划，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使日本在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转机”面前失去了从容应付的能力。

为了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日本陆军自 1935 年夏起，对本国的综合国力进

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于 1937 年 5 月以世界大战为目标，制订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陆军内部用）》，要纲的方针指出：“大约以1941 年为期，筹划计划中的国防重要产业的振兴，以便一旦有事之日，在日满、华北的范围内，使重要资源得以自给，同时谋求平时国力的飞跃发展， 确立指导东亚的实力。”①1937 年 6 月，陆军将该计划提交内阁讨论批准， 但是，这一事关日本总体扩张战略的计划却由于侵华战争的影响而迟迟不决，一直拖到 1939 年 1 月 17 日，才在内阁会议上以《生产力扩充计划》为名确定下来。日本内阁三长官，对这一重大计划的拖延作了解释，其中企划院总裁指出，该计划难产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要产业扩充用的物资极不充分， 所以不能着手实施。②而物资问题直接源于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苏两国分别以对方为敌手，加紧扩充在远东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 1970 年版，第 222～224

页。

②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 年版，第 122 页。

③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虫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272 页。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1〉计划编》，朝云新闻社，1967 年版，第 591 页。

②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141 页。

的军备，以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然而，侵华战争却使日本的对苏战备受到严重削弱。由侵华战争而加剧的日本对苏军备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对苏的强硬立场。在 1938 年夏的张鼓峰事件和 1939 年春夏的诺门坎事件中，日本都因侵华战争的掣时而被迫对苏作出让步。

总之，经过 15 个月的战争，日本朝野感到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已经破产，单凭武力无法征服中国，侵华战争已经对日本内外经济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日本实现其世界战略的沉重包袱。有鉴于此，日本被迫对既定的侵华方针作出重大调整。